乃迁

香格里拉围城: 神话·小说·电影

2002年五月黄金旅游周期间，云南的中甸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在西方，香格里拉Shangri-la意味着逃离尘世的混乱和喧嚣，代表着精神上的和平与安宁，象征着物质上的充裕和富庶，这个语汇几乎家喻户晓，就象中国人差不多都听说过世外桃源而未必念过陶渊明的文章。我以前在北京住过几年，附近一家美资旅游酒店就叫香格里拉，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总统疗养地现在叫戴维营，罗斯福时代却叫香格里拉，二战时期下水的一首美国海军航母曾被命名为香格里拉，美国的轰炸机群从云南起飞空袭日本，国防部发言人面对飞机从何地起飞的提问，为了保密干脆就回答说是从香格里拉。

我每年在大学里用英文开一门中国古代文学赏析课，课堂上要求学生将五柳先生的“桃花源记”这篇小文章与西方的乌托邦文学传统，比如伯拉图、莫尔、希尔顿的作品作比较，看其理念有什么异同。可惜学生们没有读过多少专业以外的书，老师也就只好修正一下问题，让大家自由想像西方乌托邦里应该有些什么东西？据学生们说，那儿的黄金取之不尽，住房条件是五星宾馆级，像在豪华游轮上一样，有专人随时伺候，早饭直接送到床上来，房间里有未来世界的高科技环绕···等等。还好，学生们有所不言没有人提到性，否则这作业还真难评点。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不曾读过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然而香格里拉倒是听说过。香格里拉本来应该与战争绝缘，这也是希尔顿的意思，把它和航空母舰与轰炸机拉扯到一起显得异常吊诡，乃典型的老美戏仿解构优雅文化的行径。詹姆斯的小说基本框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一架载了四个西方人的小型客机，在中亚某国的骚乱中被劫持，向东飞往雪域高原，迫降在藏区一条叫“蓝月亮”的山谷，四位乘客被安排住入香格里拉喇嘛寺。蓝月亮山谷是人间天堂，与外界隔绝，对外联系只靠一年一度的马帮，那里没有战争，没有冲突，那里四季鲜花盛开，住民尽享天地日月之精华，平均寿命象圣经旧约说的是数百岁；那里盛产黄金，物产丰富；那里政教合一，寺院里的上百名喇嘛用佛教的清新寡欲和儒家的中庸原则引导和管理这块人间乐土，而大喇嘛则是两百年多前来自卢森堡的天主教芳济格修士裴洛神父。喇嘛寺象个规模巨大的五星级宾馆，提供舒适的卧室和精美的食事，在钢琴上弹奏着萧邦的美貌东亚女郎让两位新到的适龄欧洲男子意惹情牵，更离奇的是寺院的图书馆收藏了东西方丰富的人文艺术经典，所以喇嘛们个个都是宝学之士，在哲学、音乐、绘画、宗教或语言学领域学养深厚，为人类作出了重大学术贡献。

显而易见，盟邦轰炸机起飞的地点在云南并不能作为中甸改名香格里拉的缘由。中甸自称香格里拉的根据是那里的风土人情与希尔顿小说描写的许多地方吻合，比如山谷中有金矿，比如曾经全靠马帮与外界联系，比如近处的梅里雪山和玉龙雪山像小说中描写的神奇的卡拉卡尔雪峰，比如茨中法国人建的天主教堂有西文藏书，比如中甸藏语方言说的仙境香巴拉听起来有点儿像香格里拉。《消失的地平线》结尾时不经意间地提到过一个在云南为美国地理协会工作的探险家。云南有关方面认定此人即是从奥地利移民美国的植物学家和语言学家约瑟夫·洛克。洛克曾长期在云南四川和藏区考察，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五年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了九篇图文并茂的文章，介绍丽江纳希和中甸其他少数民族的生活风情。云南方面的说法是，正是《国家地理杂志》上的这些文字图片激发了詹姆斯·希尔顿的灵感，所以中甸这块人间乐土是货真价实当之无愧的香格里拉。中甸自称香格里拉不免引起邻近地区的不满和侧目，云南的丽江，德钦，西藏的康芒和四川的四姑娘山、乡城，都觉得自身更有资格参与香格里拉称号的竞争，而印度和尼泊尔早就宣布在其国土上找到了香格里拉－－尼泊尔的木斯塘甚至陈列着一架老式飞机，据说就是那架飞机载着大不列颠康韦领事及其随行人员迫降在蓝月亮山谷。实际上，希尔顿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到过藏区。他年轻时在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倒是“浮浪”过几年。《消失的地平线》一九三三年一出版即成为畅销书，希尔顿三四年获英国霍桑顿文学新人奖，三五年受好莱坞邀请到美国洽谈小说到电影的改编，之后他取道纽约回国，接受纽约时报娱乐八卦记者的采访。记者问他是否去过藏区，他回答说从来没有，“自由想像比身临其境更能激活作家的创造力”；问他是否有去藏区考察的计划，他说待电影拷贝发行以后就去。三七年电影上演大获成功，小说同时还陆续改编成了话剧，音乐剧和电视剧，票房收入令人鼓舞，希尔顿乘势准备从英国搬迁到美国加州海滨小城圣·芭芭拉居住，西藏考察的计划也就束之高阁，他后来解释说“当初的冲动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希尔顿小说发表之前，到过中国西南边陲和藏区的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大有人在，比较有影响的有美国的彼得·沃兹，俄国的雷西里和奥圣多夫斯基，瑞典的斯文·赫定，匈亚利的乔玛，法国的雅丽珊翠·大卫－妮尔和胡克神父等。希尔顿在采访中说他是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邂遘的缪斯女神，他在那里研读过胡克神父的《鞑靼、藏区、中国旅行记》。

胡克和他的副手嘉伯1844－1846从北京经蒙古到西藏再回到北京。《旅行记》1850年在法国出版，成为热门书，很快译成了其他主要欧洲文字。该书提到了藏区传说的佛教圣地香巴拉。香巴拉的说法有多个版本，胡克介绍的版本说，它隐藏在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昆仑山脉北麓的一条山谷中，班禅喇嘛的信徒们在那里守护着佛教最隐秘的宝藏。有一天，黑暗势力降临，异教徒蹂躏藏区，在佛教存亡的关键时刻，班禅喇嘛一声号令，阴阳两界沟通，死去的人重新复活，组成一支雄壮的佛教军团，异教徒被击溃，光明战胜黑暗，佛教随之由藏区输出并传遍全球，人类由此进入永久极乐世界。

大藏经记载的香巴拉乐土在喜马拉雅山外，形状如八瓣莲花，九亿六千万座村寨围绕着中央一座金银铸造的宫殿，香巴拉的人民美丽、善良，生活富足，香巴拉的教王执政数百年。香巴拉的神话激动着西方的探险家，乔玛1833年就认定这神奇的土地“位于北纬45度至50度之间”。1926年俄国画家尼古拉·罗里奇入藏寻找香巴拉未果。纳粹的希姆莱曾派探险家谢尔福带领一支人类学考察队往藏区考察亚利安人种的源头，也与香巴拉的传说有关。因为班禅喇嘛是传说中香巴拉国的王，所以九世班禅1915年写的《香巴拉指南》在西方曾广为翻译。

（香巴拉唐卡）

神话香巴拉中的黑暗势力并无特定所指，可能来自广义的西域穆斯林区，可能来自尼泊尔也可能来自中土，甚至可能暗指居住在八瓣莲花之内，抵制佛教到最后的三千五百万婆罗门印度教徒。不知是否出于策略考虑，西方人对此大都更乐意作“祸从东来”的解释。胡克神父的日记抱怨自己无法在西藏居留完全是由于来自北京的钦差大臣的阻挠和破坏，记蒙古的一节渲染“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血腥恐怖，拨弄是非的意图溢于言表。笔者过眼的西方近代的藏区叙述中，马步芳在甘肃宁夏的穆斯林武装、赵尔丰自四川率领入藏对抗荣赫本英国东印度公司雇佣军团的清军，朱德过草地时统领的红军一律被称为Chinese。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央政府西藏政策的失误，由于中情局的策动，由于文革中红卫兵的疯狂，由于西方雅痞中流行的“新时代”(New Age)生活理想对藏区的神话，由于达赖喇嘛在国际平台上的成功活动，很大程度上，中土已经被塑造成为反香巴拉和反香格里拉，成了人类文明最后乐土的“终结者”。

多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西方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形象，西方民间对中国的认知，与西方各国当政者拟定的中国政策呈互动关系。这个观点，今天我仍然坚持。希尔顿的小说大背景是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香格里拉的理想对照着欧洲的战乱，“香格里拉”也是欧洲文明即人类文明的最后守护地。故事开头，主人公康韦1931年在中亚巴士库尔（阿富汗）英国使馆任领事，面对革命引起的动乱失序，康韦沉着地组织西方人乘座皇家空军的飞机撤往（巴基斯坦）裴莎坞，自己乘坐的最后一架飞机在混乱中被劫持。飞机向东飞行途中曾降落在阿富汗的一座边境小城机场，让缠着头巾的普士图人端着盆盆罐罐给飞机加油。小说改编后的电影中，开场的背景置换到了西部中国，被劫持的飞机由东向西飞行，飞机加油那一场，阿富汗人换成中国人，荧幕上军阀兵勇的骄横残暴与内战蹂躏下的中国民众炼狱般的苦难画面，衬托出即将展现的藏区乐土天国般的和平与安谧。电影拍成时，日本已经侵入中国并威胁着英美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英美民众明显同情中国。此时此刻，电影里抹黑中国的镜头有悖于英美当局的既定国策，无助于聚积民意以支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在“抗日援中”的大背景下，拷贝在公映前的最后一刻被剪辑掉近三十钟，删除了这些“妖魔化”中国的镜头。观众当年看到的是洁本，可是二战结束后，中国给“丢掉”了，大陆“沦陷”了，美中政治军事长期对峙，所以1965年哥伦比亚公司电影做成的录像带又恢复其原貌。新历史主义有一个说法叫做社会能量在文艺作品中流通、循环并且增值，格林布拉特研究莎氏比亚剧作与维多利亚时期社会伦理道德的互动关系循此思路一时成为时尚。《消失的地平线》从小说到电影改编上映的花絮，恰好验证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有效性。

小说中的劫持者塔鲁在飞机迫降时受重伤身亡，这个蓝月亮山谷的模范公民从名字上看，应该是半汉化的藏人。咽气之前他与康韦说的几句大约是西南官话，康韦夜间偷听到埋葬他的人说的却是藏语。从裴洛神父给康韦讲述的故事中我们得知，两百多年前他抵达蓝月谷以后，陆续也来过几位欧洲白人男性，然而因种种缘故他们未能坚持下来。如今神父日渐衰老，人类最后的乐土面临接班人危机。我们挚爱蓝月谷的塔鲁获悉此情形后主动请缨出山去完成特殊使命，领接了军令状要带上帝青睐的人种回来。临行前裴洛神父接见了他，给了他充足的经费盘缠，送他到美国学习飞行。学成之后塔鲁到阿富汗等待时机，于是上演了小说开头巴士库尔劫机的一幕（911蓝本，生活摹仿文学，中情局早该注意这个细节）。裴洛神父相信只有白种男人才担负得起引导蓝月谷的责任，准备交班之前他给康韦交心，说塔鲁是“蓝月山谷土生土长的娃崽，我们送出去执行秘密使命的人中的一个，出去时他还很年轻，但绝对忠诚可靠，对我们的事业充满热忱。可惜就像所有山谷原住民一样，造物不曾给他以机会，幸运之神眷顾的人必来自远方。”谈到什么人适合选入喇嘛寺，什么人最有希望通过长时间的修行，晋升为大喇嘛并最终掌管香格里拉，裴勒神父分析说：

“藏人长期生活在高原环境，比起外地其他种族，他们的感知力相对迟钝。不错，他们很可爱，我们也选拔了不少藏人进入喇嘛寺，但我怀疑他们中有几个能坚持修炼到一百岁。汉人稍强一些，即便他们失败几率也很高。毫无疑问，欧洲的日尔曼种或拉丁种族的人最为理想，也许美国人同样适合。真是神赐好运，与你一起抵达的一行人中，居然有一位美国公民。”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人类学与种族理论为一时的显学。仔细想来，无论黑格尔或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脉络，拯救人类的历史重任都必然地落到代表着时代精神的白种男性肩上。小说中性格鲁莽的马霖森上尉在飞机上多次咒骂塔鲁为Chink“中国猪猡”。塔鲁表现出的“义仆”行为逻辑，在作者、主人公康韦和裴洛神父眼中都不成其为问题。然而笔者却闹不明白，塔鲁和蓝月亮山谷中沉默的众生为何要相信香格里拉必须由欧洲或是美国的白种男人来领导，并且为了坚持这种领导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与《黑暗的心》中的库尔茨一样，康韦也是欧洲文明孕育出的最优秀的人物。他受教育于牛津，文武双全，多才多艺，掌握了多门外语，他参加过一次大战，他的理智健全，对战争的非理性开始厌倦，正思索着文明的出路。神和时代都对他加以青眼，裴洛神父选择他继承香格里拉大喇嘛的衣钵，为西方更为人类保留文明的火种，康韦本人也因此重托而少有地精神振奋。可是故事结尾的最后一刻，康韦鬼使神差地却选择和马霖森与洛珍一起跟随马帮逃离乐土。他的离开，当然不只是因为放不下对马霖森的关爱和对洛珍的眷恋，兴许是因为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感使他开始厌倦了白种男人作为世界领导的责任？

早年的裴洛以天主教士的身份来到这块乐土，他当初的理想是基督教化雪域住民，然而计划未能实现，自己倒鬼使神差地当上了大喇嘛。这一次，与康韦一起乘飞机抵达香格里拉的还有一位修女布玲洛。布玲洛决心利用这神赐的机会把基督福音传遍整个蓝月山谷。她的梦想，在喇嘛与基督教历史性互动的大背景下能有几分成功的胜算？耶酥教士Ippolito Desideri早在十八世纪就进入藏区，获得了传教许可，但前提是须先潜心佛法，精研奥义，为此他在拉萨城外的喇嘛寺里努力学习过藏文和藏传佛教经典。胡克神父在游记中说他自己感觉密宗的许多仪式与天主教的仪式近似，因而大胆猜测格鲁派创始人、甘丹寺的创建者宗喀巴曾经跟从西方的传教士学习，以此拉近喇嘛教与基督教的距离，可是他和随从入藏旅途中却不得不化装成喇嘛。雅丽珊翠·大卫－妮尔也是化装成喇嘛才抵达了拉萨，她实在当得起藏风西传的大姐大，她曾于20世纪20年代在日喀则附近班禅喇嘛的书院潜心习佛，修得藏传佛教的最高级学位。但喇嘛教不见得总是欢迎基督教。云南茨中法国人建的天主堂就在上世纪初被藏区下来的喇嘛带领僧众围攻并焚毁，主教也被杀害，尸体被挂在喇嘛庙示众，结果倒是满清政府派兵从四川进剿才平息了骚乱，并拨款重修了教堂。这个案例和早期传教士关于藏人欢迎西人传教、只是清王朝的势力或汉官从中阻碍的说法是有矛盾的。

香格里拉里有一个汉人张姓喇嘛，是他带领蓝月亮谷的壮男从迫降受创的飞机上解救出康韦一行。张喇嘛尽心安排照料客人的起居，他用一口无懈可击的英语，将香格里拉的秘密一点一点地昭示给新来者，他还是神秘的裴洛神父与康韦之间的传话人。张喇嘛不温不火，教养深厚，他善于斡旋应对，折冲尊俎，一次次地回避化解掉马霖森的无理挑衅，他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似乎比康韦还要更沉得住气，颇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张喇嘛个性全无，其学究化的幽默显得干涩冷漠－－我们无从确定，其原因在于他多年的佛教修行，还是由于小说再现了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程式化认知。电影中的蓝月亮山谷大部分时间都沉默着的原住民由亚洲人客串，然而重要的角色全由白种人担纲，这是时代的要求，就像京剧曾经不许女人上台。深目鹰准身材硕长的白人扮演的张喇嘛总显得有些滑稽。电影中另一个“原住民”角色洛珍也由白人扮演，小说里一会儿称她为“中国小囡”（Chinese girl)，一会儿又叫她“小格格”(little Manchu)。洛珍其实不是原住民，她是满洲公主，几十年前远嫁异邦，在送亲途中遇暴风雪迷路而踏入这雪域乌托邦。她从来没有安心过，在这里停留实为不得已，她对蓝月山谷居民独享的青春常驻无动于衷，更没有像张喇嘛那样通过研修获得晋升的远大抱负。洛珍年轻貌美，萧邦迷人的钢琴曲在她美丽的手指上流动，她还会骑马，会游泳，然而总是郁郁不乐，似乎永远生活在别处。就象任何“东方迷思”故事情节将会演绎给你看的，白马王子的亲吻唤醒了睡美人，马霖森上尉的爱情点燃了忧郁的东亚小瓷偶儿的生活热情。爱情使她更美艳，也使她变得勇敢，不惜冒生命危险与心上人一起逃离围城中的乐土。影片结尾，逃亡途中的一场暴风雪摧折了洛珍花一样的青春，暴露出她实际的年龄。目睹小可人儿瞬间变化成一具苍老的木乃伊，惊恐万状的马霖森跌下了悬崖；风雪黄昏中孤独的康韦手持拐棍，马瘦毛长，衣衫褴缕，冻饿交加，跌跌绊绊地敲开了山脚下冒着炊烟的一间中式茅舍－－他得救了。小说尾声中，苍老不堪的洛珍把发着高烧的康韦送入重庆一家教会医院后随即死去－－她自身也患着重病，发着高烧；康韦出院后心智错乱，还好他在脑子正常的短暂时刻把自己香格里拉的经历告诉了在中国邂遘的牛津时代的朋友。小说的结尾只是美人鱼故事的翻新，还是电影结尾更适合解构：上帝亲睐的种族的男人要当心了，那看起来惹人爱惹人怜的年轻美丽的东方公主的画皮下面，很可能藏着一颗致你于死命的苍老恶毒的灵魂。即使马霖森上尉和洛珍格格双双抵达了香格里拉以外的“中国边境，”还有后续故事，可以想像洛珍的命运也不会比蝴蝶夫人强－－上尉在英国是订了婚的。

小说尾声中，重返乐土的康韦好象从人世间蒸发一般，友人找遍世界也不见他的踪影。雪域乌托邦永远地消失在地平线以外。就像桃花源不可再现，香巴拉和和香格里拉也只是一种理想，是真幸福和大智慧的象征，恰似西方传统乌托邦传说中的伊甸园、阿卡狄亚。乐土是一种心智的氛围，不是地理上的某个位置。任何地方一旦被宣布为乐土，乐土也就随之消失，不成为其乐土。藏人常常抱怨西方人把西藏描绘成精神上的迪斯尼乐园。美国佛教学者多纳尔德·罗扑称藏人为“香格里拉的囚徒”。旅游记者麦克尔·麦克雷把这雪域乐土迷思称为“香格里拉围城”。希尔顿的小说和好莱坞的电影把藏区塑造成西方哲人的精神疗养院和灵魂慰安地，那里完美无缺，应有尽有，唯独不见殖民政策引起的丝毫紧张和怨恨。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学者、旅行家、外交官，连同一些癫狂之徒，把西藏描绘成一座精神别墅：与世隔绝、纯净天然，永不变化。西藏从来不是这样。今天云南中甸周边大香格里拉旅游区的住民，不得不将西方的文学想像化成现实，在远道而来的游客的逼视中讨生活。后殖民批评理论认为，殖民话语同时具有压迫性和生产性，信其然哉！中甸会高薪聘请一位欧洲人或者美国人来当主管旅游的县长吗?

         （该文发表于《万象》二零零六年第九期，英文稿曾在亚洲学会美东分会二零零五年会上宣读，中文稿曾在二零零五年夏威海“文学理论前沿”会上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