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从前有个小陶园
2023年3月
1. 引子
1999年底，我应苏州大学邀请去讲学，顺路回到老家南京，住在由早年的学生宿舍九舍和十舍改建而来南苑的招待所。12月23日携妻女重访了梦魂萦绕的小陶园。那天是一个隆冬的阴天，我们从南苑步入陶园，只见天是灰蒙蒙的天，地是灰蒙蒙的地，天地之间是灰蒙蒙的小陶园。小陶园里显然还住着人家，但我们几乎没有见到一个人，展现在眼前的小陶园是如此的凌乱、破败和丑陋，令我难以置信。
这怎么会是那个我曾经度过了10年幸福青少年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一个美丽无比的地方，阳光明媚，绿树葱葱，干净整齐的联栋楼，还有楼前楼后的花园和菜地。还有许多我儿时的玩伴，呼朋唤友的叫声，活蹦乱跳的身影。
而今一眼看去，小陶园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坟地，埋葬着我和我们那一代人的青葱岁月。
2. 青少时的乐园
1955年9月我小学二年级时，父母从原先居住的南秀村7号附4号搬到了小粉桥5号附15号。小粉桥5号院，俗称小陶园或小桃园，是金陵大学时期修建的为教师居住的一个大院子。其朝东开的大门在小粉桥街上。小粉桥与中山北路大街平行，仅有一街之隔。所以小陶园堪称闹中取静。院子的其它三面都与南京大学的南苑学生宿舍毗邻，但有围墙隔开。一进院子，右手边是一块竹林。进门后左右手各有一栋金陵大学时期修建的二层楼大屋顶的单身女教师宿舍和单身男教师宿舍，俗称南、北楼，也是5号附1号和附2号。然后是一大片草地。草地边有一棵大杏树和一棵李子树。北楼的西面就是两栋独立的平房和三排联栋屋，住着20多家南京大学年长的教授们。这些住房被各色大树点缀着，有高大粗壮的白桦树和橡子树等。院子里还有一口水井。
第一栋平房是附3号，住着历史系的一名所谓的老革命，叫李仲融。他有两个女儿分别叫李瑞莲和李庆莲（之前住的是中文系的管雄教授，其小女儿叫管信怡、最小的儿子叫管嗣昆）。第二栋平房是附4号，住的是中文系戏剧专家陈瘦竹教授家，夫人沈蔚德，有一女儿叫陈玫和小儿子叫陈志俊。（这之前是外文系英文教授黄衡一，有儿子叫黄森）
附5号是最北一排联栋屋的第一段的第一家，住的是外文系英语教授沈同恰家，夫人吴挹琴，有二子四女：大儿子沈逢吉，大女儿沈渝来，二女儿沈秀来，三女儿沈清来，二儿子沈逢祥和小名叫必必的小女儿沈泰来。附6号是这排联栋屋的第二家，住着外文系英文专家陈嘉教授，夫人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黄友葵，有一儿一女叫陈凯先和他姐姐陈励先。附7号先是住着孙叔平家，他做过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因反右不力，贬为哲学系教授，有两个女儿孙小平和孙一平。他搬到小粉桥1号后，附7号住的是南大总务处长曹沛然，夫人姓王，两人均为所谓老革命，有三女和一小儿子曹力前。这排联栋屋的最后一家即第四家附8号住的是历史系蒙古史专家韩儒林教授，夫人郑味虚，有二子一女，儿子为韩朔眺和韩朔瞭，最小的是女儿韩朔睽。
隔一口水井，是接着的那排最北一排联栋屋的第二段。附9号一楼是该段最北面的连栋屋的第一家，早先是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小缘家；李小缘上吊自杀离世后，住的是外文系法语教师郑永康，夫人洪铜是中国电影话剧奠基人洪深的女儿，有大儿子郑维，女儿郑满和小儿子洪森。附9号二楼住的是历史系太平天国专家罗根泽教授，小儿子罗芃及哥哥罗英和两个姐姐，其中一个叫罗兰。罗根泽教授搬走后不久在其新住处跳楼自杀辞别了人世。之后住的是地理系李海晨教授，夫人黄小雅，有三子一女，大儿子叫李斯复，二儿子叫李宁，小儿子叫李惟德。附10号一楼住过的化学系分析化学教授高鸿院士，夫人姓李，有一女高苓二子高坪和高明。高鸿教授调去西安后，地理系沈汝生教授入住，有一女一子沈光亚和沈光欧。附10号二楼地质系孙鼐教授家，有大哥孙渝生，独生女孙培生和小儿子孙福生。
然后是三排联栋屋的中间一排的第一家附11号，中文系刘继煊教授家有刘翔千，刘庆生，刘慰生，刘建生和刘桐生。刘继煊教授投水自杀辞世后，家人从该住处搬出，其后住的是外文系英文教授朱一桂，曾被打成右派，夫人钱莲莲，有七个女儿名为朱忠瑶、朱忠琇、朱忠琴、朱忠玥等。第二家附12号是地理系海洋学专家杨怀仁教授，夫人姓王，二子杨宝平和杨宝章。附13号是地质系张祖环教授家，有子女数人，大女儿张思宁，最小的女儿是张思敏，张家搬到小粉桥1号后，搬进来的是体育教研组的钟季卿教授，前妻及孩子死于江亚轮爆炸沉没事件后，续弦小姨子周明山。生二女钟鸣和钟小光。附14号是外文系英文教授郭斌龢，其小儿子名为郭喜孙。附15号就是我们家。附16号是这一排的最后一家，住着外文系的英文教授华林一，家有两儿一女，大儿子有神经病，二儿子叫华富源（服远？），小女儿名为华幼卿。
三排联栋屋的最南面的一排的第一家是附17号，住的是化学系有机和高分子专家李景晟教授，夫人汪蘅，有四女三子，李宛、李玄、李璠、李黄、李柏生、李宁生（后改名李进）和李维民。附18号是中文系方光焘教授家，有二子一女，大儿子方琪，二儿子方洪和女儿方华。附19号是历史系英国史专家蒋孟引教授，夫人陈吾芳，二子四女，大儿子蒋泽雄是个哑巴、女儿蒋以立、蒋以文（华罗庚的媳妇）、蒋以亮、蒋以亭、以及小儿子蒋浩林。附20号是历史系清史及严复专家王栻教授，夫人陈秀梅，五子，王孙尹、王孙羽、王孙禾、王孙咸（上学后改名王咸）和王小平（上中学后改名王平）。附21号先是中文系王气钟教授家，小女儿王学昀（前夫高行健）。后来是数学系周伯勳家，夫人王姓，二子一女，大儿子周智光、女儿周美光（文革中改名周红光）、小儿子周伟光。最后一家是附22号中文系陈赢教授家，夫人顾心愉，三子一女，陈游、陈预、陈慰、和小女儿陈曙。
每家屋外各有自己的前院和后院。我们家的前院有两块花圃。一块是紧贴着南墙的，里面有一棵无花果树和几棵玫瑰花，还有美人蕉和其它每年种的不同的花。这块花园的南面是供这排联栋屋各家行走的灰砖铺设的小路。花园的东面是和邻居共同使用的走进正门的灰砖路。这块小花园的再南面，隔着那条东西向的灰砖路，是我们家的又一个小花园，在那里有一个葡萄架和一棵小石榴树外，还种着其它的花。后院围绕着一个化粪池是一片菜地。从小学到中学，我在那块菜地上种过各种瓜果蔬菜。
南面两排联栋屋各家屋内的格局也大同小异。从正门进来朝南的房间是客厅，然后一间朝北的房间是饭厅。二楼有三件卧室，其中两间较大，一间朝南一间朝北，还有一间极小的朝南的卧室。三楼是个阁楼，本该是储藏东西的，但因为有一扇朝南的大窗户，所以靠近窗户的地方也可以放一张书桌和一张单人床供一人居住。正对着一楼的正门，通过一个通道，有一扇向北开的腰门。腰门外是一个长方型的天井，天井的两边是两堵上花下实的墙把邻居的天井隔开。穿过天井就进了所谓的下房。下房由三间房间组成，主体是一间厨房，另有两间小房间，一间供佣人住，另一件是堆放茅草和储藏其它与做饭有关东西的小房间。厨房里有一个两口锅的烧茅草的灶台。厨房的北面还有一扇门，是每栋联栋屋的后门。
1955年秋，我们家搬进附15号后，我很快就和院子里其他年龄相近的孩子们玩到一起去了。他们是：李景晟教授家的李维民、李宁生、李柏生和李黄，蒋孟引教授家的蒋以文、蒋以亮、蒋以婷和一个小弟弟，王栻教授家的王孙禾、王咸和王平，陈赢教授家的陈蔚，刘继煊教授家的刘慰生、刘建生和刘桐生，沈同恰教授家的沈逢祥和沈泰来，陈嘉教授家的陈凯先，罗根泽教授家的罗芃，孙鼐教授家的孙培生和她哥哥和弟弟，还有后来搬进来的郑永康和洪铜家的郑维、郑满和洪森，张祖环教授的女儿张思敏，等等。有些孩子随父母搬进陶园，不久又随父母搬到了别的地方。
玩伴们在小陶园度过了他们欢乐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夏天的南京虽然炎热无比，可那是孩子们玩疯了的季节。放暑假了，有的是疯玩的时间。爬到树上去抓天牛或金壳郎，然后用一根线把天牛或金壳郎拴住，就可以用手牵着它们飞。
知了有多种玩法。首先，用一根长竹竿，把竹竿细的一头裹上面筋，就可以去树上粘知了，把粘粘到的知了捏在拇指和食指间，知了就会叫起来；如果不叫，就用另一个手的食指去刺激它肚子上的响板，一般都能成功让其鸣叫。其次，晚上在树枝上可以找到尚未蜕壳的知了，抓回家来放在窗户的纱窗上，能看到金蝉脱壳的全过程。或者，用一把铲子把地上的土削掉一层，然后寻找圆圆的知了洞，用一根细长的稻草把藏在洞里的知了幼虫引出来。据说洗干净后用油一炒，十分美味，像炒大虾一样。这最后一个玩法是王孙和的拿手好戏。
白天太热的话，就聚集在一个人家下棋打牌。不是太热的话，就可以去捕捉蜻蜓、蚂蚱、蝈蝈等。最好玩的是斗窸窣。翻开墙角的断砖破瓦或石头，就可能抓到公窸窣。把它们分别放在一个垫了一层土的罐子里盖上盖子就可以养起来。然后找到玩伴养的窸窣去较量一下，看谁的能战胜对方，张开翅膀鸣叫起来。窸窣如不听从使唤，那就需要用一根窸窣草，把截面为棱形的草茎的一头撕开成毛须状，用它去驱赶窸窣。
吃过晚饭后，温度降下来很多，那是一天最好疯玩的时候。最先吃完晚饭的几个孩子就开始沿着各家各户唱起来：“躲猫儿哪个来？三十六节哪个来？”没吃完饭的孩子一听到同伴的呼叫，立刻魂被牵走，三口并两口地把饭吃完跑出来玩。人数一旦够了，就可以玩躲猫猫或玩官兵捉强盗。后来的可以随时加入。玩累了，各人拿出自家的席子来铺在草地上，大家看天上的繁星，比划着哪个是大熊星座，哪个是小熊星座，哪颗是北斗星，海阔天空地聊天讲故事，直到夜深了，天气完全凉爽下来了，才各自回家睡觉。
冬天，放寒假了，要过元旦更要过春节，除了能吃到一年中只有这时才能吃到的各种好吃的东西外，也是疯玩的好时光。特别是下了一场大雪之后。50年代的南京，冬季常常下大雪。雪过天晴，孩子们纷纷从家里跑出来，滚雪球，堆雪人，分成两队打雪仗。或者把路上的雪踩紧，猛跑几步，就可以滑行一段距离。一边滑，一边还可以伸开双臂，张开双腿，作出一个造型来。年纪小点的刘建生说这姿势是“大”字形，年级大点的陈凯先却说不对，是“太”字形。这当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意会的；年级太小的，特别是小女孩，也许就不得要领。孩子们玩得不肯回家。直到吃饭被叫回家时，才发现眼睛已出现了雪盲，看什么都是白白的红红的。
春天和秋天是上学的季节。几乎所有孩子都是上南师附小。这是南京大学（校址为原金陵大学）和南京工学院（校址是原中央大学）的教授家庭最喜爱的小学，离小陶园有步行20多分钟的路程。早饭之后，大家相约着去上学。走出小陶园的东大门，左拐几步路后穿过小粉桥二八巷，越过中山路大街，沿着吉兆营向东直走，路过一个回民的清真寺，或左转到丹凤街再右转上大石桥，或直走变成卫巷后再左转经新安里到大石桥右转，过进香河上的一个拱形的石桥，就到学校了。那时的学校功课不紧作业也不多。放学后、星期天、节假日，有的是疯玩的时间。男孩子们玩打梭、斗拱、摔跤。女孩子们踢毽子、跳牛皮筋、踢瓦跳房子。女孩子中也有比较“野”的，喜欢玩男孩子的游戏。这些比较野的女孩子在学校里大都是“运动健将”。
打梭游戏是在一个开阔的场地上挖一个八寸左右长的纺锤型的浅坑，再用剥掉树皮的树枝做两根比手指粗些的棍子，一长一短，分别为一尺和五寸长的样子。短的叫“梭子”，长的叫“挑子”。玩这个游戏，最少要两个人，多几个人也行。甲方把梭子横跨在纺锤型浅坑上，用挑子插进浅坑，使劲把梭子尽量挑到远处，然后把挑子横放在浅坑上。乙方站在梭子落地的地方，把梭子瞄准浅坑上的挑子扔回，如击中挑子，乙方就赢了，就获得了扮演甲方的角色去挑梭了。如没有击中挑子，很可能离挑子很远，甲方就用挑子去测量梭子落地处离浅洞有多远。一个挑子的距离叫“一梭”。累计下来，就是甲方赢得的积分。甲方也因而获得了第二次打梭的机会。第二次，不是挑梭，而是打梭。把梭子和挑子都拿在一只手中，然后把梭子向空中一扔，用挑子把空中的梭子尽量打远，这个较前的挑梭要难一点。如果挑子没有击中梭子，甲方就要让位给乙方。如果乙方仍然没能用梭子击中浅坑上的挑子，甲方就获得了更多的积分和第三次打梭的机会。第三次及其后的打梭的方式最为困难。甲方把梭子斜放在浅坑的任何位子，用挑子去弹击梭子的一端使梭子向空中弹起来，再用挑子去打击空中的梭子，把梭子打得越远越好。这个游戏十分简单而非常好玩，只是玩完之后，回到家里，父母就要提醒把手洗干净。
斗拱（二声）也叫斗鸡的游戏最少也要两人，但两个人玩不是很好玩，人要越多越好。所有人按年龄大小、个子高矮、体格壮弱均匀分为两队。每个人用一只手把一边的脚扳到另一只腿的膝盖之上，这样被扳起的腿的大腿和小腿就形成了一个以膝盖头为主体的可以攻击对方的三角型的平面，叫作“拱”。剩下一只腿供单腿站立和跳动用。攻击对方的目的是破坏对方的“拱”，使形成对方拱的手和脚分离。一旦一个人的手脚分离，没有了拱，就算被击毙而战败了，不能继续参加战斗了。敌对的两人相交，可以正面地以拱对拱地斗，也可以从侧面或后面出击。可以捉对厮打，也可以几个人围攻一个人。身高体壮的比较上算，易占优势。要想战胜这些有优势的，唯有围攻可能凑效。两队混战一场，如果一个队的所有队员都没有了拱，这个队就输了。这个游戏也是非常简单而十分有趣，而且有明显的运动功能，玩一会儿，就可能一身大汗，累不可挡。有些队员失去了拱是因为体力耗尽，无法抱着拱单脚跳跃了。
跳房子是用粉笔在地上画一长方形，内有大小不同的格子；然后找一块瓦片，用单脚跳着去踢瓦片，不能用力过度、也不能用力不够，要正好准确地把瓦片踢到下一格，不能出界；最后按规定的路线把瓦片踢出来就算赢了，如果在任何一格中出界就输了。
春末，果子熟了的时就去爬树摘杏子李子和采桑葚。秋天，金大时期从美国人引进的北美橡子树结满了橡子，落在地上，男孩子们称之为毛栗子。打所谓“毛栗子”仗是男孩子们喜爱的游戏之一。参加游戏的分为两组，以整个院子为战场，用毛栗子做子弹去打击对方。另外每家大门前的台阶最上一层是和紧邻的台阶并在一起的，大小高矮与乒乓球台相近，所以架上一根竹竿算作球网就可以打乓乓球。
……
3. 文革之中重访
1966年8月底
1965年高中毕业后，我入学西安交大，告别了小陶园。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我迅速地站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对立面，在学校被孤立了起来。1966年8月底，我回到了南京，回到了从1955年到1965年居住了十年的小陶园，那个度过了美好的青少年时光的地方。
然而小陶园已是面目全非了。现在，记忆中过去的一切，仿佛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纪、另一个星球上的地方。我没有见到任何当年的玩伴。年长一些的固然是不知了去向。可也没有见到任何玩耍的年纪小的孩子们。
父亲于1966年6月9日赴湖南常德兴建南京大学中南分校。不到一个月后，即1966年7月1日，就被勒令返回南京大学参加文化大革命，接受批斗。当时全国的大学校里，教授一律是“反动学术权威”，校系负责人则一律为“走资派”。父亲便不由分说地成了“双料牛鬼蛇神”。
父亲一介书生，终日忙碌着他手头那些学校和系里的事情，哪里能明白眼前突然出现的巨变？他从湖南南大中南分校回到南京时，正是省委派了工作组进校来批判这些“反动学术权威”和校系各级“走资派”的时候。父亲几次要求与数学系工作组副组长申振铎谈话，想说明一下他的工作都是校党委和系总支布置下来的，怎么能让他承担全部责任呢？可是这个申振铎一次也不答应。父亲被弄得严重失眠，以致有些神经失常了。他自我保护地封闭了起来，整日昏睡。
父亲想来想去，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以至于遭到如此严峻的对待。那时二姐姐因二姐夫去英国曼彻斯特留学了而住在父母家里。她见父亲神情恍惚，十分着急。她把外面发生的事情说给父亲听，把大字报上的内容抄写或转述给父亲，父亲听了半信半疑。他对二姐姐说，他大概是用错了人，特别是他手下那个管账的人可能瞒着他贪污了。二姐姐见无法让父亲开窍，就决定带父亲乘一辆三轮车去莫愁路那里的南京中医院看病。为了让父亲了解外界发生的事情，二姐姐特地请三轮车车夫绕道南京的市中心新街口，然后沿汉中路西行去中医院。新街口一代果然热闹非凡，到处都是大字报大标语，还有围观游街示众的人群。特别使父亲触目惊心的是那些要揪出南京市委书记彭冲和打倒彭冲的标语。这名南京市市委书记文革开始后是江苏省委派驻南京大学的工作组组长，是一位父亲敬重的人。
在中医院二姐姐找到了著名中医邹云祥大夫。邹云祥大夫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几名有真才实学的中医，遐迩闻名，治愈了无数的病人。邹云祥大夫果然不是凡人。他给父亲号了脉，交谈了几句，又听二姐姐描述了一下父亲的“病情”。他立刻就明白了，这个“病人”什么病也没有，只是因为一直埋头工作，忙于筹建中南分校和研制165计算机等事，对世界上发生的事知之太少，所以一时给弄糊涂了。他于是大笔一挥，诊断父亲的病为“经络不通”，给了休息十天的假条。谢天谢地，天下西医之外，还有中医。否则让西医大夫一看，测体温、量血压，验血、透视，一切正常，那里能作出“经络不通”的精准诊断来！
父亲开了眼界，亲眼看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又得到了十天的休息，精神逐渐恢复得比较好了一点，但仍然谈不上正常。我8月底回到南京的家里时，发现父亲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他整天不说话，一有时间，就躺在他书房里的那张高铁床上昏睡。
那时江苏省委派驻南京大学的工作组已撤离了学校，南京大学的校党委已被打倒。学校里各系各单位各自为政。小陶园院子里附3号的历史系的那个叫李仲融的所谓“老革命”带领着一群尚不懂事的教授子女组成了红色恐怖队，伙同学校里其他的造反派们一起每天逼着这些教授们劳改、写劳改日记和认罪书。
可是父亲那时已丧失了思考和写作的能力。他不愿意去想去写，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想去写这些东西。他坐在他书桌前的椅子上，终日低着头，专心扣指甲。他书房里有一张他喜爱的高铁床，那本来是为了他开夜车方便放在那里的。记得当年在家生活时，常常凌晨推开父亲书房的门，满屋香烟的烟雾就冲鼻而来，父亲躺在高铁床上打着呼噜，书桌上的台灯依然亮着。现在，这张铁床就是供他昏睡的地方。
二姐姐看到这个情景非常着急。父亲第二天如果交不出劳改日记和认罪书，就又要遭受红色恐怖队的训斥和虐待。这些日记和认罪书并不难写，都是由一些陈词滥调的套话堆砌而成。二姐姐口述，要他写下来，可他就是写不下来，甚至写不了几句，就又躺到高铁床上昏睡着了。二姐姐没有办法，只好给他起草好，然后强迫他抄写一遍。
9月上旬，我在南京没住几天就告别了生活了十年但如今变得十分陌生的小陶园，返回了西安。我当然不会知道，这只是一场噩梦的开始，这场噩梦将持续十年，把我、我的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带进无底的深渊。
我离开南京父母家后，南京大学的运动又升级了。父母作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不但要每天劳改，写劳改日记，交代问题，写认罪书，挨批斗外，父母的家也被抄了，客厅里也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
听说，年幼一些的孩子们正在遵从圣人的教导，在附3号的所谓老革命李仲融的教唆指使下，在小陶园里成立的“红色恐怖队”简称“红恐队”，高呼着“红色恐怖万岁！”正在革邻居的命、甚至造父母的反，在小陶园制造红色恐怖。这个院子里住的不是“反动权威”就是“走资派”，统统是革命和造反的对象。孩子们忙着制造“红色恐怖”，哪里会有时间再去玩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游戏？按当时仍然住在小陶园的一个当年的玩伴所说，在那场现实生活中的大游戏里，孩子们实际上分成了两类：低了头闷声不响的和紧跟圣人教导去作恶的。这位当年的玩伴说，那实际上是有教养和没教养的区别，是道德上的高低和性格上的优劣的区别。不过，所有尚未高中毕业上大学的小陶园的孩子们殊途同归，后来都统统被圣人送去上山下乡了。
陶园里就是那些平日里默默无闻的某些教授太太们，这时也跳了出来，争先恐后来表白自己是如何革命和紧跟圣人的教导。据一名当时仍住在陶园的玩伴回忆，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家，她们开始互相撕咬、与邻为敌，露出狰狞的面目来。可悲的是，她们统统失算了，她们既没能保住自己，也没能保住她们的丈夫和家。到头来，她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只可怜丧失了自己的道德底线，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性格上软弱和甚至阴暗的一面。
破四旧和抄家之风已开始弥漫全国的高等院校，小陶园里教授们特别是文科的教授们正忙着在家里偷偷地烧书，先自行焚书而后再被他人来活埋吧。每家的客厅里原本都有一个壁炉。1949年后，由于燃料短缺，一切定量供应，这些壁炉就再也没有用过了。现在正好，那些多年没有冒烟的壁炉的烟囱又有气无力地冒起了一缕青烟，空气中可以嗅到焚烧纸张的独特的气味，那和厨房里烧茅草从厨房烟囱里飘出的味道是截然不同的。知识就是罪恶！那些将引来无穷祸患的书籍和讲稿，无论在学术上有多少价值，都赶快偷偷地烧掉吧。
1966年11月
我借着大串联的风潮，从1966年10月到11月，游转了陕西、甘肃、四川、贵州、湖北等地，于1966年11月上旬带着满身的虱子，蓬头垢面地又回到了南京小陶园里的家。二姐姐和母亲让我即刻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脱了下来，扔进了一口大锅里去煮。毛衣煮好后拆成了毛线重新再织成毛衣。我洗了个澡，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顿感离开了混沌的世界回归到了文明。
家中的情况似乎比夏天要平静一些。平静不是来自外面的，外面仍然是小陶园里的红恐队、居委会、父亲工作的数学系的造反派、母亲工作的幼儿园的造反派，等等，等等。平静是来自自身的。大家都多多少少接受了现实。
和陶园园中其他教授家一样，我们家也已经历了抄家的洗礼。普遍抄家的起始目的本是要“破四旧”，但什么是四旧的定义就比较随意了。就我们家而言，他们家实在没有什么四旧。父亲是学数学的，家中不过有些数学方面的书籍。不像那些学历史、学文学、学外文的，家中难免有不合圣人思想的“封资修”的东西。再说，父母两家的背景其实都太贫穷了，家中没有任何奢侈品，金银首饰、古玩字画等一概没有。
家中唯一有价值的是两代人收集的几大本邮票。父亲从小就爱收集邮票。我本人从小也在父亲的熏陶和教导下学会了收集邮票。父亲说，收集邮票可以学到很多知识，邮票中有历史、地理、艺术、文化等等。而且，集邮花钱不多，甚至可以不花钱，只要持之以恒，就会有所收获。比如，一套新邮票发行时，买下几套，寄信时请对方把邮票随回信寄回来。可以与其他集邮爱好者交换，也可以向不集邮的亲朋好友索要。然后，用水侵泡信封上贴有邮票的部分，将其泡软泡透后，小心翼翼地把邮票从信封上分离开来，晾干，压平，夹进集邮册里。当把一套邮票收集齐全了时，心中的喜悦，只有集邮爱好者才能享受到。
那时，南京新街口邮电局有一个专门供集邮爱好者买“盖销票”的窗口。所谓盖销票，就是邮局把过去发行的没有用过的邮票盖上邮戳后成套地以远远低于面值的价格卖给集邮爱好者。这个窗口前永远聚集着一堆一堆的集邮爱好者，他们切磋集邮心得，交换邮票等等。那是我上中学时常去的一个地方。
沿邮电局大楼右手边的一个小巷子向西走进去，就是当时著名的摊贩市场。摊贩市场是父母明确指出不让我去的地方。可是受好奇心的驱使，我还是瞒着父母去了。好奇心之外，也是因为邮局为集邮爱好者开的窗口前的人告诉我，摊贩市场里有一排买卖邮票的摊子。果然，我在摊贩市场里看到了那些摊贩每人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大本大本的集邮册，一边收购一边贩卖，也可以以物易物地换票。我向父亲描述后，父亲曾严厉地对我说过，绝对不可以和那些人来往。
父亲出生于清朝灭亡之际，他从他的父辈那里就收集到了清朝发行的邮票。到了六十年代，这些清朝的邮票就成了他们集邮本中的珍品。特别是那套清朝发行的中国第一套邮票，绿、红、黄三张一套的大龙邮票，上面印着“大清”两个字。
民国时期的邮票也有一大本。父亲说，最珍贵的是两张“双圈”票。所谓双圈票指的是一张孙中山头像的小邮票。头像的正上方有一个国民党党徽，其中的圆圈应该是个单圈的环而不是双圈的环。所以，双圈票发行后不久就因为这个错误而停止发行了，已经印好的也被销毁了。留在市面上的双圈票就成了集邮爱好者抢手的稀罕之物了。另一套父亲骄傲无比的收藏是一套首日封的航空邮票，它记载了中国第一次用飞机运送邮件的历史。
所谓首日封，就是在邮票发行的那一天盖上当天的邮戳。某些邮票的发行日是定在相关大事件的发生的同一天的。大的邮局一般有专门为集邮爱好者提供的首日封。首日封邮票因为盖了邮戳，就不能再做邮票使用了，所以一般其售价比新邮票要便宜一些。有的是把新发行的邮票贴在明信片上再盖上当天的邮戳寄给自己或可靠的朋友，有的是把邮票贴在寄给亲朋好友的信上，信中再嘱咐亲朋好友把整个信封寄回来。因为首日封的数量远远少于该邮票的发行量，所以假以时日，它们在集邮市场上的价格就会不断飙升。我和父亲手头颇有不少其它的首日封邮票。
我和父亲收集了1949年后发行的所有特种邮票和纪念邮票，一套也不缺，一张也不少。我们还有一本是收集到的1949年前所谓解放区发行的邮票。另外，我们还有两大厚本的外国邮票，有来自很多国家、印有很多种语言的。其中有菱形的，还有十分罕见的三角形的。
母亲轻描谈写地告诉我，集邮册都被抄走了。我听到后没什么反应。“这算的了什么？”我想，我一路串联旅行，所见所闻，历史文物都被摧毁了，名胜古迹都被砸烂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邮票各个国家的邮票当然不可能都来反应当代中国圣人的光辉思想，所以都可以把它们当作反动的东西去彻底摧毁掉，就像走进了一个博物馆，该摧毁的四旧和封资修的东西就太多啦！
然而，我和父亲的这些集邮册看来并没有被摧毁。1978年圣人归天后，按当时的政策，所有抄家的物品都应物归其主时，这些集邮册已不翼而飞了。据二姐姐说，学校赔偿了父亲600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从何而来，那就只有天知道了。父亲那时忙着他一生好不容易又获得的工作机会，正在日以继夜地创办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没有去追问集邮册的事。也许是他太忙没有精力去过问，也许是他早已对这些逝去的东西不感兴趣了，也许是他心存余悸，有谁敢去和从来都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圣人的党去计较这些东西？再过几年，二姐姐惊讶地在广州拍卖会上看到了那些天价的大龙票、双圈票、三角形的邮票等。二姐姐惊叫到：“这不是我们家的邮票吗？”父亲听后，干咳了几声，淡淡地说，“也可能是别人收集的。”
家中还有一样东西称得上比较值钱。那就是一辆簇新的女式凤凰牌自行车。严格地讲，这部自行车不是我们家的。它是二姐姐结婚时，二姐夫送的礼物。二姐夫1965年去英国曼彻斯特留学后，二姐姐从二姐夫家回到父母在小陶园的家来住。小陶园就在南大紧隔壁，因她在南大物理系当助教，所以一般就没有必要骑自行车了。她把这辆崭新的自行车就放在了父母家里了。
抄家之中，这辆漂亮的自行车就被发现了。按经济收入比例或财产拥有比例、或者按人口占有率的比例来推算的话，1966年的一部这样的自行车应该相当于21世纪时一般家庭拥有的一部小汽车。这样一种可以为革命做出贡献的东西，怎么能闲置在双料牛鬼蛇神家里呢？当时已崭露头角的一名南京大学数学系的助教曾邦元，在成了数学系的造反派头头后，就来到我父母家，写了一张“借条”，拿走了这辆自行车。
这位曾帮元后来成了南京地区造反派的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即所谓“屁派”“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总头目，与所谓“好派”“红总”（“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的总头目南京大学留学生办公室的助教文凤来齐名。他们在圣人的党羽支持下联手击败了早先的保皇派“赤卫队”后，彼此又你死我活地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派系斗争。
据说，屁派头头曾帮元后来还是当地军区司令许世友家的常客。许世友的老婆田普给他介绍过对象，那位女的就是日后被副统帅儿子选中的“妃子”张宁。
1967年二姐夫被勒令提早结束了在英国的留学生活，回到南京大学来参加文化大革命。二姐姐向他讲述了自行车被“借”的经过。二姐夫接过“借条”，一眼也没看，就把借条撕碎后扔进了垃圾桶。其后，无论是1978年退赔抄家物品还是而后清算曾帮元在文革中的罪行时，再也没人记得这辆自行车了。它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就是曾帮元本人，他如今依然健在，当他得意忘形地回忆起他当年叱咤风云的岁月时，大概在他有选择性的记忆中也不会记得，他在1966年秋，从我们家还“借”走过一辆崭新的女式凤凰牌自行车。
这次大串联游转后回到南京小陶园的家中时，我还亲眼目睹了附6号外文系陈嘉教授及其夫人南京音乐学院著名女高音黄有葵家被抄的景象。陈嘉教授在美国哈弗大学取得英美文学的博士学位，是研究英美文学的专家。他对莎士比亚的著作尤为精通，曾经自导自演过《哈姆雷特》。到了这个时节，哈姆雷特的名言就让他遭受了灭顶之灾，使他有口难辨。“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是，还是不是，这就是个问题）。”那些不久前曾是他的学生、期望能从他那里学到一点英美文学精髓的年轻人，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派，指着他的鼻子质问到：“你说！你交代清楚！这是什么意思？是什么？不是什么？那是什么问题？”
这次抄陈嘉教授家，显然已非第一次了。因为他们夫妇分属南京大学和南京音乐学院，所以两个学校的各种造反组织均要来施展无产阶级的抄家淫威。除此之外，还有急于革命的小陶园中的“红恐队”的年轻小孩，还有那些唯恐落后的居委会和其他教授夫人，总而言之，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来抄他们的家，无需任何人批准，无需经过任何手续。再说，他们家和我们家不一样，家中之物，哪样不是四旧？哪样不是封资修？那些英美文学的书籍讲稿，那些西洋音乐的唱片乐谱，那些家具、使用的器皿、屋内的摆设，等等，等等，哪里是一次就能抄干净的！
我们家所住的附15号的背面斜对着附6号陈嘉教授家的前门。从二楼上到三楼的楼梯转弯的地方有一扇向北开的小窗户。我和二姐姐蹲在小窗口，陈嘉家门前的情景尽收眼底。附6号的前门外是一个台阶，走下台阶是一个前院。现在，前院外停着两辆三轮车，抄家的造反派们正忙着把各种抄到的物品往三轮车上搬运。
几个女学生坐在前门前的台阶上，挤在一起，乐滋滋地翻看着刚刚抄出来的相片本。她们是要先睹为快，等不及把这些私人的相片本拿到她们造反派总部后再慢慢去研究和批判。她们说着笑着，指指点点，看得有滋有味，显然是几分好奇又有几分羡慕，全然没有一星一点批判的味道。
前院中，陈嘉教授的女儿陈励先正在和两个造反派愤怒地争执着。陈励先是陈凯先的姐姐，陈凯先比我大两三岁的样子，算是带领我这一辈年龄的小孩一起玩的一个娃娃头。我们无从听到他们在争吵什么，但很明显，陈励先的抗争是徒劳的，不一会儿，两辆三轮车就满载着战利品离开了陈嘉教授的家。
陈嘉教授家被洗涤一空后不久，他夫妇就被勒令搬进了附2号单身宿舍阴冷潮湿黑暗的地下室去住了。听说，住在附8号的历史系蒙古史专家韩儒林教授家被抄的东西，装满了一卡车。母亲还对我描述了附19号蒋孟引教授家被抄的情景 ……。
二姐姐告诉我，抄我们家的那天，她正好在家，目睹了南京大学数学系的一群学生到家里来抄家的全过程。那时到教授家抄家已蔚然成风了，大家都认为是一件可以接受的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群学生不需要得到任何批准，“我们是伟大圣人派来的！”就足够了。我问二姐姐：“除了集邮本和你的自行车，还抄走了些什么？”二姐姐说：“我们家实在没什么可抄的。他们拿走了那个大伯伯留下的飞利浦收音机，说可能是个和美蒋联系的发报机。可能还拿走了一些父亲的笔记本之类的东西。”二姐姐说，最大的打击，并不是他们拿走了家里什么东西。最大的打击是心理上的。看着这群陌生的人闯进家里来，翻箱倒柜，把家中的东西弄得一片狼籍。你好似赤裸裸地站在那里，无能为力，丧失任何做人的尊严。半个世纪后，二姐姐回忆起这些往事来，依然愤怒不已。她说：“那些到教授家来抄家的学生们现在也该70多岁了。不知道他们回想起他们当年的作为时，作何感想？”
1966年12月初，我离开了南京压抑沉闷的家，回到了西安交大。
1967年夏
1967年春去四川的成都、自贡和重庆串联旅游了一段时间后，在空虚中彷徨的我又于8月下旬从西安回到了南京的家。
武汉的7.20事件后（即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支持保皇派“百万雄师”引发的武斗事件），南京的造反派“红总”也把矛头指向了南京军区司令员，号称要“一手拿枪，一手拿笔”。8月上旬末，在“红总”的武力进攻威胁下，南京城内的另一派造反派“八·二七”主力宣布撤退至下关地区和大桥工地，南京城除个别据点外成为“红总”的天下。
晚上十点多钟，我乘坐的客车到达了下关“八·二七”占据的火车站。通往城里的公共汽车全部停开了。我只得步行回家去。挹江门大概是两派的边界线，由“红总”把持着。经过一番查问，得以顺利通过。
回到小陶园的家里，二姐姐已经不住在家里了。二姐夫1965年5月去英国曼彻斯特学习计算机编译程序，1967年初勒令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二姐姐就回二姐夫家去住了。母亲在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她的南京大学幼儿园主任的职位就被夺了权。到了1967年元月，她就正式交出了账本等一切职权，成了幼儿园的一名一般职工。父亲在1967年夏天在南京大学数学系斗批改联络站的要求下，写了四十多页的交代材料和自我批判。其后，造反派们忙于派系斗争以致武斗起来，也就无暇过问这些早已被打倒的“死老虎”了。
回到了南京的家，我一样地在空虚中彷徨着。白天满城地去买无线电零件和器材，回到家里来装自己设计的收音机。南京夏天的晚上，家中闷热，呆不住，按理必须到室外乘凉。多年来乘凉是件颇为惬意的事，如今是另外一番情景了。小陶园里几乎见不到乘凉的人。想来这些被打倒后又弄臭了的“臭老九”教授们宁可在家里闷死热死，也不愿意到外面来凉快一下。
不远处的珠江路大马路上，因为没有了来往的车辆，大街的街中心每晚都是挤满了一堆一堆的人群。他们是来就当前南京和江苏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议题进行“街头辩论”的，当然更多的是来看热闹的，或一边纳凉一边看热闹的。这种辩论往往使用“打语录仗”的形式，频繁引用圣人的语录，将其引申到有关的议题，然后阐明自己的观点；对方则引用圣人的另一些语录，驳斥对方观点。参与辩论的人不免情绪激昂，彼此争个面红耳赤。倒也君子动嘴不动手。
“动手”的情况，也目睹了一次。那是在8月底一天的大白天。那天，“红总”向仍然孤守珠江路边四女中的“八·二七”据点发起进攻。我目睹了一辆一辆的卡车载着整车的武斗战士，手持混棒，头戴柳条帽，向着四女中聚集。四女中对面的教师进修学院的大门上架起了对着四女中的机关枪。不时还可听到爆炸声，据说是有人向四女中校园里投掷了自制的手榴弹。僵持到下午，总算出现了部队，把两派隔离开来。
比较有戏剧性的是南京地区盛传一个名为“五湖四海”的组织到处打家劫舍，偷东西抢东西。他们引用圣人的话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所以你的东西也是我的。此事在南京传的风风雨雨，有无数千奇百怪的故事，听起来耸人听闻。以致各个居民点都自行组织了起来，联防“五湖四海”。为此，我也参加了小陶园的联防组织，值过几个夜班。小伙子们手持棍棒准备出击，妇女则用锅盖瓷盆等可以敲打发声报警。虽然公安局派出所也贴出了告示，但并没有人真正见到过五湖四海的成员作案，也没有抓到过任何五湖四海的成员，所有人的故事都是听来的。
那时我在西交大已被视为反动学生，彻底地孤立了。父母知道后，认为我还是应该回学校去努力把自己洗刷干净。再说，在南京的家里耗着，也不是长久之计。不得已，我于9月初带着我那把中学时练过的小提琴回到了西安。
1968年1月
到了1967年底，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清理阶级队伍进入了一个高潮。紧接着我在西交大的个人东西被查抄。1968年新年伊始，班上专门召开了批斗我的会，我算是正式被戴上了反动学生的帽子。那时，世界上我最不愿意呆的地方莫过于西安交大了。1968年春节前我又回到了南京小粉桥5号附15号的家。
晚上，我轻轻敲开了前面客厅的门。父亲开门一看是我，灰着脸，惊讶地低声问道：“你怎么回来了？”我进了门，只见客厅里放了两张床，一大一小，一个大衣柜，一张书桌，还有一张小圆桌子。这间小小的客厅里放了这么多家俱后就几乎没有可以走路的空间了。房间里住着三代四人：父亲和母亲，还有不久前刚从北京赶回家来分娩和坐月子的小姐姐和小姐姐新生的婴儿。显然大床是父母睡觉用的，那张单人高铁床是小姐姐带小毛娃睡觉的，小圆桌子是吃饭用的。
父母捏着嗓子告诉我，这个联栋屋单元现在搬进来了三家人。二楼原卧室住进了两家，一楼原饭厅住进了一家。父母被勒令住在原客厅一间房子里。联栋屋的其它部分四家人合用。父亲指指把客厅和饭厅隔开的北墙，示意我“隔墙有耳”。又指指客厅的南墙。南墙外是我们家的前花园，我表示不解，压低了声音问道：“前院怎么啦？”父亲贴近我的耳朵，用几乎只有他能听见的声音说：“周伯勋的两个儿子！”周伯勋家住在我们家这一排联栋屋的前一排，隔着周家的后院和我们家的前院以及其间的两条小路，两家相距少说也有20到30米之远。我转脸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母亲和小姐姐，期盼她们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小姐姐专心哄着怀里的毛娃，没有搭理我。母亲摆出一副厌恶的样子，嗤之以鼻地说：“那两个坏小子，参加了院子里的’红色恐怖队’，专门躲在南墙的窗下偷听，然后去给红卫兵造反派汇报！我们吃了他们几次亏了！”
小姐姐本是家中与我最为要好的了。可这次我是顶着“反动学生”的帽子回到家里来的。大家又不能放开声音正常地说话，这一间拥挤的房间里的气氛真是沉闷到了极点。小姐姐本来已定了是准备在北京生娃坐月子的，结果在最后分娩前一两天决定还是回到老家父母身边来。父母的处境和家中的情况她不是不知道，只是在两个极坏的选择中，回到南京的父母身边还是要好一点点。“他叫什么？”我指着小姐姐怀里的毛娃问道。“毛捷。”她说。我突然想起来了，这名字是毛娃的父亲起的。记得自认为颇有文采的小姐夫对我说过，为了给儿子起个好名子，小姐夫绞尽了脑汁。他对我说：“单字比两个字的名字要好起得多，选字的负担少了百分之五十。”说着他打开一个笔记本，其中有一两页上写满了可能入选的字。最后他对我说：“我定下了，就用’捷’这个字，—— 捷报频传的意思。”我听后无言以对。对当时得势得益者而言，当然可称之为“捷报频传。”对父母、大姐姐、小姐姐和我自己来说，当时的情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噩耗接踵而至。”
我轻轻从小姐姐那儿抱过她未满月的毛娃，母亲在旁边说：“小心点！这是你小姐姐的心肝宝贝！”小姐姐脸上露出一丝自豪的微笑，房子里的气氛稍许轻松了一些。我没有仔细地去揣摩这毛娃的长相。看着这间无法挪动脚步的房间，想到窗外正在偷听的周伯勋的两个坏儿子，还有那张本是单人睡的高铁床，因为太小，小姐姐只好侧着身子躺在那里，为的是腾出空间来让毛娃睡，我心里什么滋味都有，也可以说是什么滋味都没有。当时也许没人会预料到，眼下的一切正预示着小姐姐和这个毛娃未来将有什么样的悲剧和不幸！
我向家人诉说了近来发生的事情，本想提出在家里多住几天，最好能住到元月30日春节之后，调节一下最近遇到的诸多不快的恶劣心情。但是看到家里已是面目全非，父母的境遇不比我的好。快过年了，小陶园死寂得像一片墓地一样。我在家里住了两个晚上，只好悻悻地告别了父母、小姐姐和她的新生儿，离开南京，回西安交大去面对那些不愿面对但又无法逃脱而且完全没有能力面对的情势。回想起来，那也是我与小陶园最后的诀别。
4. 大难之后回宁
两年牢狱之灾之后，我于1971年4月出狱后在西交大造砖场劳改。至是年9月，因小姐姐病重，获准回宁探亲。那时，父母因原先居住的小陶园的附15号失火，早已于1969年3月搬出了小陶园。
母亲追述了当年家中失火的细节。1968年初，我最后一次回家时，父母已被挤进了楼下的一间原来的客厅里。那间客厅虽然已是小到了拥挤不堪，但是它是一间朝南的房间。这朝南的优点让挤进中文系陈赢教授家一间朝北房间的造反派夫妇十分愤怒：怎么可以让他们造反派夫妇住在一间朝北的房间里，而让双料牛鬼蛇神夫妇住在一间朝南的房间呢？更何况，客厅虽小，比陈赢教授家的那间朝北的卧室还是要大一点。他们于是下令对调。父母只好把家中的所有东西都堆放在原来的附15号的三楼，然后搬进了陈赢教授家那间朝北的更小的房间里。遗憾的是这对造反派夫妇的尊姓大名和来龙去脉父母都不太清楚，只是据说此人是南京大学生物系的一名专业军人，可能姓王。
再说，附15号的紧隔壁附14号住的是外文系郭秉翮教授家。郭秉翮教授家当然也一无例外地又住进了三家。一共四家人共用原来供一家人使用的小厨房，这对于住在二楼的人家尤为不便。于是就有住在二楼的一家在楼梯转弯的狭小空间放置了一个做饭的炉子。1969年3月20日，也就是在我逃往南京被抓捕并关押在南大专政队（校办监狱）之后不久，这个放置在地板楼梯转弯处的炉子烧穿了地板，火头使房外的电线跟着起了火。火势沿着电线，借着风力很快就烧到了附15号父母家。等到救火车来扑灭了火时，父母家放置在三楼的东西已经被烧得所剩无几了。
失火前后的那些天，父亲并没有住在陈赢教授家的那间朝北的房间里，他被关押在学校里，正在接受“隔离审查”之中。和事关无产阶级千秋大业的“隔离审查”相比，家中失火算是区区小事。父亲在家中失火的情况下也不允许回家。只有母亲一人站在陈赢教授家后门，看着大火吞噬着家中堆放在附15号三楼的东西。
母亲回忆说，她从来没有真正懂得“趁火打劫”这个成语的意义。直到那天家中失火，她才算知道什么叫趁火打劫了。她说，那天来抢东西的人比来救火的人还要多。似乎一旦失火，所有的财产就立刻公有化了。所有财物不再属于任何私人的了，而是属于任何一个可以把东西抢走的人，只分先来后到。逻辑是，如果不赶快把东西抢走，这些东西就要被大火烧掉了。可是，火被扑灭后，三楼虽被烧掉了，但还有个框架，致使有的东西还没有从三楼掉下来。于是这些趁火（其实那时已经没有火了）打劫的人就用长竹竿去捅，然后把捅下来的物品拿走。
母亲麻木地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景象。忽然，身后出现了顾老师的声音。声音很低很小但很坚决。顾心愉老师是陈赢教授的妻子，也是当年南师附小的老师。她说：“戴师母！你转过身来！你不要看！这把大火烧得好！它能把你们家的晦气都烧掉！”
小陶园大门外，常常有几个挑高箩的。所谓“挑高箩的”就是收破烂的人。他们挑着两个又高又大的箩筐走街串巷，叫喊着，收购破烂，把收购到的破烂放在那两个大箩筐里。有时候，他们也在几个进出人多的地方，诸如小陶园的大门口，歇下脚来定点收购破烂，同时还可以把他们收购到的但认为可能有价值的东西摊在地上出售。后来，父亲从这个摊子上买回了部分烧焦的家庭相片簿和他写的一些讲稿。
5. 结语
据说，明朝永乐年间，朱太史在这块地方修建了一个别墅。因为种了桃花，被人称为“小桃园”。几经变故后，到了清朝，一名做过道台的俞姓贵族重建了这个院子后改名为“小陶园”。不幸的是，俞家住进小陶园后，家中人体弱生病的人很多。他们请来风水先生，风水先生说，你们家的院子门向东开，不远处就是”鱼市街“，鱼（俞）上了市还能好吗？俞家于是把门换成向南开，可是家人体弱多病者仍不见减少。他们又请来一名高明的地理大师察勘，大师说，南门外不远处即为“干河沿”街，鱼（俞）而无水还能好吗？俞家无奈，向西开门是通往西天，向北开门是通往阴阜，均不吉利，只好把园子卖了。
当时人们视此园为凶宅，最终园子被金陵大学买下，修建成了教授们居住的院子。其后南京大学为了教授们上下班方便，向东开的正门之外，在毗邻南大校园的西面和北面各开了边门。由此，通往西天和阴阜的途径就畅通了。更令人玩味的是，1949年后，兴办金大的美国人被统统撵出中国，1952年院系调整后，金陵大学就寿终正寝不复存在了。再以后到了文化大革命，院子里居住的20多家教授，虽并无一家姓俞，却皆如鱼儿离水上市，无一幸免，更有去西天进阴阜者不乏人在。
1999年12月23日我携妻女最后一次看了一眼小陶园后，妻子携女儿离开南京去北京了。我因工作上的事，必须赶回美国。我一个人离开了南京，27日在上海登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刚刚建成启用的巨大的浦东机场没几架飞机，也没有很多人。面对空空荡荡的繁华，回想故乡南京，我感到一片无限的生疏。
故土不再矣！我很久很久以前的青少年是在另一地方度过的，眼下的这片土地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的家在大洋彼岸。
从机窗向外看去，透过点点云层，飞机下面是浩瀚的太平洋。我一时百感交集，作“虞美人 —— 回故里有感”宣泄了一下：是非颠倒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儿时同伴无影踪，陶园不堪回首寒冬中。旧楼荒径依然在，惟有故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还是移民他乡从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