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风猎 名博

9月5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国政府调整了跨国收养政策，从8月28日开始，除“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子女”外，不再展开任何国际收养工作。

这意味着国际收养的大门基本关闭。

中国在1980年代开始了涉外收养。中国在1991年实行一票否决制以强化计划生育的同时，也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1992年施行），规定外国人可在中国收养儿童，开启了中国涉外收养的大门。

此举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举多得：减轻了政府抚养孤儿的压力，地方政府和孤儿院还可从每个领养家庭获得数千美元的领养费。

涉外收养数量逐年大幅增加，中国城市的弃婴因此多了一条生机。

然而，由于国际领养有利可图，一些地方政府于是“没收”超生的孩子，将他们送到孤儿院供国际领养。于是，湖南省邵阳市出现了“抢婴潮”，甚至头胎女儿也被抢走，送给美国家庭收养，也就是著名的“邵氏弃儿”事件。

2005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当年，中国涉外收养数量达到顶峰，共有1.3万儿童被国外家庭收养，其中7903人被美国家庭收养。

2016年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30年，有近15万名儿童被国际领养。

而根据据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的统计，1999-2020年美国家庭共领养了28万名外国儿童，其中8万名儿童来自中国，占总数的29.5%。加上1999年之前的数据，估计美国领养的中国儿童总数超过10万，其中有部分是像“邵氏弃儿”那样被计生委官员从父母身边抢走的。

2007年，中国收紧了国际收养规定，例如：30岁以下或49岁以上的申请人，以及人均年收入低于一万美元，净资产低于八万美元的家庭，身心健康有问题或体重指数超标的申请人，都不具备收养中国儿童的资格。

中国的生育率从1990年的2.3个孩子/妇女，下降到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出生数快速下降，可供领养的孩子越来越少。中国在2014年、2016年、2021年相继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意味着国内符合领养条件的家庭增加。但中国的不孕率从1980年代初期的1-3%提升到2020年的18%，不孕家庭增加，国内对领养的需求增加。这些原因共同导致美国从中国领养的儿童数从2012年的2696人减少到2019年819人、2020年的202人(部分是因为新冠疫情)。2021、2022年由于新冠疫情，中国停止了外国领养。

中国的收养政策是人口政策的一部分。现在中国不再将人口视为负担，废止了独生子女政策，这次也停止了国际领养。

在2013年之前的二十年，俄罗斯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儿童收养来源国，超过6000名俄罗斯儿童被美国人收养。但是俄罗斯国内面临严峻的人口危机，生育率从1990年的1.9降至1999年的1.16。俄罗斯政府在鼓励生育的同时也在2013年禁止美国家庭领养俄罗斯的儿童。以色列禁止国际领养儿童也是出于人口安全的考虑。

中国尽管实行了三孩政策，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生育率不升反降，2023年只有1.0，实际应该更低，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中国在1980年代后期每年出生2500万，但是官方公布去年只出生902万，预计几年后将只有600万。虽然国际媒体对中国停止国际领养赋予了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含义，但是真实原因应该很简单，与俄罗斯一样，是针对超低生育率的一种恐惧性反应。

在国际上，跨国收养也在式微。据路透社报道，荷兰今年5月禁止本国公民领养外国儿童。在丹麦，在唯一一家收养机构宣布停止运营后，人们将无法再从国外收养儿童。美国作为国际领养大国，从国外领养的孩子从2004年的22,987人一路减少到2011年的9,302人、2019年的2,971人、2022年的1,517人。国际收养的萎缩，也是全球化衰微的一个缩影。

据官方媒体报道，仅仅因欠缴“社会抚养费”，邵阳市计生部门将没收来，或者抢来的“超生儿童”统一改姓“邵”送进福利院，有的被远渡重洋送到国外。

报道显示，当地计生部门和福利院存在明显的联动关系。计生部门把小孩“没收”上来之后，送到福利院，并在此通过文件造假就把这些孩子“漂白”成弃儿。

史称“湖南邵阳抢婴事件”。

2002年至2005年间，当地计生部门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由，强行抱走婴幼儿，在湖南省隆回县高平镇达到高潮。

锁定目标后，计生工作人员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余人，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迅速包围目标家庭，将婴幼儿强行抱走。赎回小孩的惟一条件，就是交钱。

经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调查核实，截至2005年，被高平镇计生工作人员强行抱走的婴幼儿，至少有16名。除了政绩考量，自由裁量的罚款也充盈了地方财政。在政绩和利益的双重驱动下，交不起罚款家庭的婴幼儿被送往福利院，“弃婴”利益链由此产生隆回县对计划生育国策的执行，经历了一个不断从紧的过程。

2001年11月，因违反计划生育问题突出，隆回县开始对高平镇进行集中整治。全县抽调230多名干部进驻高平镇，入驻各个乡村督导工作。

在此期间，原先对违反计划生育人员收取的“计划外生育费”，统一更名为“社会抚养费”。

按政府给出的定义，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属于行政性收费，具有补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

2002年8月2日，国务院经国务院令第357号公布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征收的对象主要是超生家庭，即“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

而依据《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未婚生育、超生、非法收养的家庭，都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隆回县在对高平镇计划生育问题进行整治的运动中，为了顺利收取社会抚养费，县法院“计生行政审判合议庭”抽调了七名法官进驻高平镇，派出所抽调四名干警协同，负责强制执行。

1999年，隆回县“大胆探索”，成立了计划生育行政审判合议庭，由审判员和来自县计生委的公务员（由法院任命为助理审判员）组成，日常工作由计生委管理。这个法庭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对计生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主要就是罚款或收费。这一“成功经验”，后来被全省推介。

2005年3月22日，隆回县提出了以“县乡村三级联包”的形式加强计划生育管理。除“一票否决”，再以职务升迁和经济奖励的方式，刺激计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在此背景之下，县、镇、村三级相关干部的升迁、工资待遇等，均与计生绩效“捆绑”在一起。分管及负责计划生育的干部们，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当地计生标语——编者注），高平镇的大街小巷再次贴满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标语，例如“谁敢超生就让他倾家荡产”。

计生部门为何如此热衷“没收”婴幼儿并送往福利院？除了政绩考量，以收取“社会抚养费”为目的的创收，也是主要动力之一。

据高平镇官方人士介绍，农业税取消后，该镇维持干部队伍的工资时常捉襟见肘。收取社会抚养费，不仅仅是在落实计生国策，更是为充盈地方财政收入。

社会抚养费未按规定支出，在湖南省是普遍现象。依据湖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初步统计，仅2004年和2005年，社会抚养费非规定支出的比例分别高达88.04%和87.11%。其中，绝大部分用乡镇机关支出。对于乡镇政府将社会抚养费直接“坐收坐支”的现象，湖南省财政厅曾给予批评。

在2006年5月17日，隆回县发布当年上半年计划生育督察通报。通报称，“有些乡镇将社会抚养费作为乡镇财政的主要来源，财政所无能开发财源，只能绞尽脑汁管死这笔钱”。

上述督察通报进而称，“有的乡镇按月定计生办上交社会抚养费指标，否则扣发计生办人员工资。”乡镇计生办“重点工作（孕检、节育措施落实）没人做，难点工作不愿做，有钱的工作（社会抚养费征收）抢着做。”

2010年，隆回县县长钟义凡在该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春季集中整治活动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在“一票否决”等压力下，“乡镇党委、政府与计生队伍存在较深的利害关系，不敢得罪，导致计生队伍绑架党委和政府”。

2002年4月，高平镇计生办主任由周小方担任。彼时，主管该镇计生工作的是镇党委副书记刘述德。为了摘掉因计生问题而被“黄牌警告”的帽子，高平镇进行专项集中整治中，主要一项工作就是征收社会抚养费。

当时，计生办成为高平镇政府第一大部门。镇政府120多名工作人员的建制，计生办就占到30名。据周小方介绍，全镇每年补报生育和超生的婴幼儿在100人左右。

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开始搜寻并锁定超生、“非婚生育”和“非法收养”子女家庭。据当地官员介绍，在高平镇刚开始收取社会抚养费时，每人约3000到4000元。而以强行抱走小孩相“要挟”时，价格就涨到1万元甚至几万元。

被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的婴幼儿，不仅仅是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筹码。有知情者称，每送一名婴幼儿到福利院，计生干部可得到1000元甚至更多的回报。

但邵阳市福利院院长蒋德伟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没有正面回应这一说法。

邵阳市福利院能够证实的是，在2002年至2005年间，隆回县高平镇民政办、计生办共送来了13名婴儿，其中，一名男婴被领回。其他未被领回的婴幼儿，经民政公示程序被宣布为“弃婴”后，进入社会收养程序——更多是涉外收养渠道。

经湖南省祁东县法院的判决证实，为了多向境外输送可供收养的婴儿，衡阳市各福利院不但给职工下达搜寻婴儿的任务，甚至主动通过人贩子等各种中间人“收购”婴儿。福利院至多支付两三千元人民币“买入”婴幼儿，送养国外后即可获得3000美元。前述案件，撕开了“弃婴”收养黑幕一角，福利院成为“洗白”人口贩卖的合法中介。2006年2月22日，湖南省祁东县法院公开审理这一福利院贩婴案时，引起海内外舆论哗然。

巧合的是，前述衡阳市多家福利院疯狂“买进”婴幼儿的时间段，正是隆回县各乡村爆发“抢婴潮”的时期。

2009年7月，媒体再次披露了计生部门将超生婴儿抢送到福利院，并在涉外领养过程中牟利的事件。在贵州镇远县，计生部门将交不出罚款的超生婴儿强行抱走，送入福利院后再通过“寻亲公告”等程序，将其变为“弃婴”，多名婴儿被送养到美国、荷兰及西班牙等国。

与多年前衡阳市的多家福利院一样，镇远县福利院每送养一名婴儿，亦可获3000美元“赞助费”。

为了将这些抢抱走的婴幼儿变成合法“弃婴”，高平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伪造或编造了相关文件材料。

经邵阳市社会福利院证实，隆回县高平镇被计生部门带走的13名婴儿中，至少有7名是抚养家庭的亲生骨肉。之后，家长们一直抗争不止。

在“抢婴潮”中失去孩子的家长们相互打听，找到了遭遇相同的家庭。他们组成维权团体，向当地政府讨要公道。

2006年3月10晚，隆回县政府得知，多位被抢婴幼儿的家长打算到北京上访维权。时任邵阳市委书记盛茂林，邵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向才昂等人做出批示，要求隆回县调查处理。

当晚，隆回县县委书记杨建新、县长钟义凡等人分别做出批示，要求成立调查组。次日上午，隆回县从县委办、纪检委、计生局、宣传部等四部门抽调11名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由县委办副主任兼督察室主任陈云鹤带队，赴高平镇展开调查。

时隔仅仅一天，2006年3月12日，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即出炉。调查组确认确有12名婴幼儿被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被调查的12户村民分别为：合兴村魏太喜、大石村袁明友夫妇、白地村王义娥夫妇、黄信村周乐平刘素贞夫妇、金凤山村罗如冰、杏升村聂仙银夫妇、金凤山村周英喜夫妇、回小村袁家石、大田村周英明夫妇、凤形村杨清正、上黄村袁国雄夫妇和毛坪村袁新权。

2011年5月，针对有媒体报道“邵阳计生部门强行将十余婴幼儿送入福利院”，湖南省邵阳市委、市政府及隆回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市县纪委、监察局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对报道中所提及的有关情况进行深入调查。

但始终没有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