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河

…人们说起日据时期，都十分留恋。说那时市场充足，治安良好。逢年过节时，“课长”提着礼物挨家探访员工…

辽宁财经学院曾有过最雄厚的师资阵容。到了1979-80年代初，中央财院、上海财院、天津财院等一线城市的财经院校相继复校，很多优秀的师资（有些老师原来就是这些财院的老师），纷纷离开了辽财。

师资—数学
教基础数学的俞诗纯老师个子不高，胖胖的、剪着短发，从脸庞上还可以看出是典型的湖湘美女。 俞老师神情淡定，说话不多，谁能想到，她曾是全国模范教师（1950-60年代），曾去北京参加群英会。又听说她的家庭在文革中遭遇极惨，他先生（也是辽财的教授）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他们是湖北人，也是名校毕业生。
俞老师是我遇到过的最佳数学老师，让我这个初一水平的人直接轻松学会了微积分。
她那时专门为文革中没有机会读高中的同学补习初高中数学课。我也要参加这个补习班，她一直淡定地笑着说，你不用来。我还是硬要补课，后来她也没有拒绝，她用三、四次课的时间，把几何与高中数学讲得明明白白，令我得益匪浅。
她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把很复杂的数学问题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表述出来，让学生轻松愉快地、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数学知识。
相比之下，后来我在Ohio University 遇到的那些南亚裔数学老师，都是把简单的数学逻辑绕着圈说，直到把你说蒙了（有时候他自己也蒙了），再炫耀、闪烁地说出解析过程（有时候过程还会出错）。

师资—建筑工程
一开始我几乎被退课：学建筑设计的基本功，是会看建築结构的“三维图纸”：即平视图、侧视图和俯视图。 以一栋普通的平房为例：从正面看是長方形的墙体加上梯形的屋顶；从侧面看可能就是正方形的侧面墙体加上三角形的兩侧屋脊；从上面向下俯视，则只能看到整个屋顶的形状。在看建築图纸的时候，一定要把三個维度描绘的平面图纸立体化，让那些纸上线条能站立起來，组成完整建築模型。
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从平面变立体的建筑图纸，第一课下来我就昏了头，连最简单的桌椅的三视图也看不明白。班上有在工厂干过活的男生，用他们在工厂看三视图的的经验给我补课，我一直不开窍。以至于当时的辅导员专门来安慰我，甚至提到让我转系去学纯财务专业。（其实到了78级，我们系就被算作理工科院校来招生，据说78级学生素质在数学工程方面就比我们更强）。
授课老师：教建筑工程课的老师，对我这样的学生十分头疼，上课时常常拿自己打北方，让我们从正面、侧面和上面看他的外在轮廓线有什么不同。可惜这对我毫无帮助， 我怎么看他都是同样的一个小老头。我是怎么开窍的，自己也说不清：大概在第二个星期的某一天，我眼前那些乱七八糟的线条和图纸突然都站立起来，片片相连，组装成房子的立体模型。我乐开了花，这事太神奇，有人以为我一开始是装傻。
这位老师的课不太精彩，虽然是几个班一起上的大课，似乎也不必那么喊叫。有一次他大概用力过度，在课堂上竟然短暂休克倒下（当时食品供应不足，营养可能不太够）。
我大概也因营养不良，每天上午前两节课，必会打瞌睡二十分钟。笔记就变得字迹模糊、斜窜下去好几行，然后断了。多年后同学聚会时，有人说起我当年的“臭事”：我通常坐前三排（看黑板清楚些），那天正睡得酣畅，老师突然提高声线，我一下子惊醒，顺口就说“课讲得不好就算了，还那么大声，让人觉都睡不踏实”。据说前排的同学都强忍着不敢笑出声，后排同学就没忍住； 老师也听见了，但是竟然没吭声。我记忆中完全没有此事，大概是睡梦中的小插曲。
期末考试的时候，老师比学生还焦急，还好他出的题，都事先帮助我们复习过，只要认真听课，应该没有大困难。后来有1/4的同学都得到满分。

师资—会计学：教会计学的X老师学养非常深厚，是解放前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不但课讲得清晰详细，每节课必是满满的板书两三遍，常常一节课没讲完，就要值日生同学上去擦黑板。我自然要十分认真地抄写板书笔记。
那年放假回北京，搭乘电车时， 我居然上错了车，把108路误看成106路；又发现去商店时，很多价目标签都模糊不清。一查视力，才发现视力已经从1.5降到0.7,我只好去配了一副眼镜。老师的板书“威力”实在强；等到下个学期，不再上他的会计课，我的视力渐渐又恢复到1.5。
老师为人严谨，却非常善良，记得期末考试时，他见我用笔在纸上计算，小数点后面留到八、九位，一遍遍地出错，不能得出最后的整数值（大家都知道，如果最后得到整数值，就可以得100分）。急得他数次从我身边走过轻声叹气；最后我自己找到计算错误，一气呵成完成考卷，听见他在我身后长出了一口气（后来他也告诉我说他当时很着急，甚至有点后悔，不该出这么一道计算大题，小数点后面有七、八位数字，让没有计算器用笔算的同学吃了大亏）。

师资—英文老师：教英文的杨老师，是北京人。家住北京东四X条胡同。杨老师原来是驻外参赞，一口带着卷舌音的美式英文。我那时以为美式英文不标准且很土，天天听英语教学广播，费劲巴拉地想扳回成标准的伦敦音，没想到最后还是到了美国。杨老师在课上教我们唱电影《音乐之声》里面的歌曲“do-re-mi”，还点明让我领唱。后来有机会看了这部美国电影， 才明白杨老师的审美是很高雅的，虽然他当时穿着邋遢的破棉袄破棉鞋。
尽管我不愿意跟他学美式英文发音，他还是对我很好，他喜欢提问我、美滋滋地听我那别扭的英语发音。我去北京他家探望他时，他还鼓励我一定要留学美国。杨老师后来被中山大学挖走。
接续他教我们英文的，是位人高马大的上海人，是当年到东北插队的上海知青。他自称能被推荐上大学， 是因他整天打架，打遍乡里无敌手，又常常偷鸡摸狗，队里实在拿他没辙，就推荐他上大学离开。他学了英文（乡下人以为他像西方人的性格，很粗野）。

师资—日文和党史：教日文的X老师，我旁听他的课，常常笑得岔气，所以日文没有学好。老师和我差不多高，又胖又壮，自称“一立方”，高、宽、厚均等；又个性爽朗，得意地吹牛说，在大连人当中，他虽然显得矮，可他在日本早稻田留学时，常常被人“仰望”；在电车上他拉着车顶垂下的扶手，从腋下俯看一车的日本人。
他留学应该是在四十年代吧，当年日本人真的都这么矮吗？鲁迅先生身高只有1米58，好像在日本也没有显得矮。这位老师或许还真是标准身材。而且厚实魁梧，快可以参加相扑项目了。
东北在日据时期，通行日语教育。我在大连外贸局实习的时候，那些老员工都讲日语。有一位师父是日本孤儿（后来他去了日本，走之前还到北京和我道别）。
他们说起日据时期，都十分留恋。想到如今东北几乎成了中国的垫底省份，真是无限唏嘘。那时关东州（旅大）的人口中有超过40%的日本人，市场充足，治安良好。逢年过节时，“课长”提着礼物挨家探访员工。当因此日本人战败回国时，东北的百姓自愿收养了很多日本孤儿。

教我们党史的老师，好像姓“战”，当然他并不具备战斗性格，我们就是从他口得知，Mao曾被敌人逮捕、当了逃兵。当风向转左，他也得跟风。有一次我听他讲红军历史时，突然昏了过去（可能营养不良），被用一杯速溶奶粉救醒，那节课中断。后来同学遇到不想听的课，就调侃说，该妳出场了（意思是我故意昏倒，打乱老师唱颂歌的节奏）。

系主任和其他老师：我们的系主任是关连升老师。我没有修过关老师的课，只听说他的学问很扎实。在1970年代末，弯腰驼背的关老师，走在马路上就像一个泥瓦匠，衣服又脏又破，完全没有知识分子气质。后来的系主任韩双林老师是“鲜族/朝鲜族），教建筑预算。记得他曾经在全校联欢会上用韩文演唱“抗日联军军歌”，我旁边一位平常家里说韩文的同学问我：“他用的什么语言，我一句也没听懂。”
我们上大学时文革刚过去，很多老师都穿得过分“朴素”。有的老师上课时拿粉笔的手上还沾着煤屑，指甲缝里有面嘎巴，我们看见了都忍不住笑，老师却不以为杵，还借题发挥说“我从一大早起，排队买菜买粮做饭、送孩子参加活动、拖地板、洗衣服…，那就是战斗的星期天，比上课可忙多了”。 

文革中东北极左路线畅行无阻，知识分子受到的践踏、蹂躏尤其强烈。（不像山西，大部分人对极左那套都是阳奉阴违）。他们经历了十年文革，背负着“臭老九”的身份，谨慎颤兢地给工农兵学员上课，言不由衷地唱些“革命高调”；否则可能会被举报。一旦迎来了第一批高考入学的学生，政治空气又开放，他们都倾心尽力地教书育人。
还有许多没提到的老师，都是极其优秀和谦卑的育人者。今天的学校网站上，找不到任何关于他们的信息。就像今天的社会一样，把虚假的吹捧上天，脚踏实地教书育人者，反倒被埋没在尘土中。不过，他们教过的学生，一定会记得他们、感谢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