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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间写道杨振宁在文革期间在纽约宣讲文革的伟大成就，扮演了一个托的角色。

托还是不托，这是一个问题。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说，托是有利的。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来说，托是有害的。

略举几例。郭沫若就是一个托，他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文革期间，他鼓吹文革。粉碎四人帮时，他也可以写下“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钱学森也是一个托，写文章为大跃进亩产万斤粮食助力。华罗庚也是一个托，向毛主席请教，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我不是说这些人物没有做出贡献，而是说他们在处理与政治人物的关系时扮演了一个托的角色，而使自己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

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受到毛泽东批判，选择沉默。梁漱溟因为农村问题与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发生争论，受到批判，选择沉默。那些选择直言的，受到迫害。

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共产党找到了对付知识分子的有效办法。以前，与教授辩论经常辩不过教授，辽宁省委书记说已经找到了办法，那就是电泡。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请他解释。电泡是东北话，用拳头殴打对方头部，会让对方眼冒金星，产生剧烈的眩晕并有后续的麻木和疼痛，有触电的感觉。周恩来毛泽东听后都笑了起来。

理想的状态是学术独立，言论自由。

即使在美国，政治也在不断干涉学术，特别是在一些著名大学。一些冒充科学家的政治家正在掌控权力，压制学术自由。新冠疫情就是一个例子，由于所谓“科学家”的战略误判，美国多死亡一百万人，经济损失达万亿美元数量级。政治运作还把一个没有效果的新冠疫苗授予诺贝尔奖，诺贝尔奖都变成了遮羞布。

当然，也有正直的科学家反击，但基本上是以卵击石。比如，我听到一个故事，斯坦福大学有一个物理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觉得自己这下牛逼了可以反击了，结果他的科研经费没有了，他的博士生毕业都困难了。

最近，有政治家加入反击。斯坦福大学的校长下台了，哈佛大学的校长下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下台了，宾州大学的校长下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