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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了一个视频，是一个体制外学者，Gregory Chaitin，名义上他在IBM做软件，业余时间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他中学毕业于Bronx Science，他说这是他最美好的时光，15岁就发表了一篇ground breaking的论文。Bronx Science一个中学就出了六位诺贝尔奖获奖者。

爱因斯坦也是体制外学者，他在1905年那个奇迹年发表了四篇划时代的重要论文，得益于普朗克，不然可能论文都没有办法发表。那时他是瑞士专利局的职员，即便发表了这些论文之后，爱因斯坦也好几年找不到大学教职，他还申请过中学教职那更加没戏。

新冠疫情的短期预测做得最好的是Youyang Gu，是一个独立学者，或者说是一个无业游民，他的预测有广泛报道。新冠疫情的战略预测做得最好的是本人，也是独立学者，媒体不敢报道，杂志不接受投稿，这些战略预测后来都得到证实但于事无补。如果听从我的战略建议，仅美国就可以减少新冠死亡一百万人，避免万亿美元数量级的经济损失。

Chaitin说，学术界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走下坡路了。从基础理论研究的角度，他希望欧盟解体，美国解体。欧盟研究经费要写progress report，他的朋友最烦这个。

学术界的publish or perish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的领导cannot read，but can count，只知道论文数量，不知道论文质量和内容。有人本来可以发表一篇PR文章，把它分为十篇PRL文章。

在Chaitin眼里，学术界已经僵化，不利于基础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