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兰淑鸣

在我的前文《封控下的去上海之路》中说到的，搞清怎样去上海的状况后就好办了，其后没有太多的周折是指没有大的周折，因为目标方向清楚，尽人力听天命。然而，在实现的过程中，其实还是有不少插曲和故事，我进入浦东机场的过程也是值得一提。

              虽然在去上海之前，我已经查明凡入上海者需在其手机上申请到一个“随申码“（上海居民的健康码）以方便公共场所扫码大数据收集疫情信息之用，但从我由加拿大回来时在上海隔离后就没有申请成功过（见《健康的色彩》一文）。当时给我的理由是因我持的加拿大护照，不是身份证，随申码的正常申请，由个人在手机上自己填入居民身份证的信息就可以了，但持外国护照的人侧需经疫情防控办的人经手走特殊程序才能给与“随申码”，

按理，绿色“随申码”应该是这样子，

而我当时仅在上海路过，所以上海的疫情防控部门没有费力气给我办，在我离开上海时，让我带着隔离时的核酸检测报告进入机场离开上海，把这个球丢给我要去的居住省 - 湖南，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从上海乘飞机到长沙时，在黄花机场，疫情防控办的人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给我弄好一个湖南的健康码。

              现在我又由乘高铁来到了上海，这球又踢了回来。因为我在离开家乡时按要求做了核酸检测，在长沙火车南站扫湖南省健康码没问题，因为是在虹桥车站没有出站（如果出去了再进来，扫随申码就会卡住），由车站里面乘坐大巴去浦东机场，附合闭环操作，也没问题。

大巴到达浦东机场是晚上10点多钟。

但从浦东机场外面进入到里面，被看作为进入一个新的公共场所，需要重新扫码收集相关信息以供大数据确保疫情安全，而此时你必须有上海的“随申码“而不是湖南的健康码了。基于前面的原因，我的信息不能扫码收集，通过受阻而被拧了出来。估计守在机场通道大门口的都是青年警察，一个身着全身白色防护服的年轻警察过来问明情况，领我去到离入口200米远的另一头，从前应该也是机场大厅的一个入口，现在仅为特殊案例处理点，因为机场所有的入口都已经被关闭，仅留一个门让人进到机场。

              路上便跟他聊了起来，我知道他们的辛苦，那几天天气还算凉快，在夜晚时，这身防护服还受得了，但在白天，或气温高一些，想象穿着那一身都是很难受的。我记得三月二十五日从上海回长沙时，当时天气还很凉，那守在门口的警察身着防护服从头到脚裹着（他带了一个警察的袖标）就开着大电扇对着吹。

这个领我去做特检的小伙子是个大个头，身高180公分以上，聊着天气以后，我问他，

              “您今晚什么时候下班？”

他答道：“我们住在这里，两班倒，每班24小时。”

              “24小时？晚上不睡觉？”我有些疑问道，

              “我们是从今天早上8点开始值班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才下班，然后就在机场休息半天。反正没有什么航班，晚上忙了你们这些人后留一两个看门的，其他人就基本上可以休息了。”他继续告诉我道，

“我在机场已经快三个月了，天天吃盒饭，吃不饱，头发现在也老长了，也没时间去剪，真希望这疫情早点完。”

我开始有些同情体谅他们，都不容易。到了那特检点，小伙子电话里面的人，叫他们开门出来接我。进去后，疫情防控的问明了我一天来的行程，从那里出发，在那里上火车，有没有去其他地方等。并索要所有的核酸检测报告，幸好我上次在上海隔离的核酸报告都在（之前，我差一点把它们当垃圾处理掉了），拍照登记了所有的信息，问我是否有24小时的抗原检测，我告诉他们，我昨天做了核酸检测，因为查看上海的防控要求，进机场仅需48小时的核酸阴性报告即可，再说我今天一早从家乡出来就一直在路上，去那里做这24小时的抗原检测呢？于是给我补做了一个抗原检测，感谢上帝！结果阴性。

然后，他准备给我办随申码，想了想，问我，

“你抽烟吗？”

“不抽烟，为什么问这个？”我好奇道，

“你明天就回加拿大了，你不抽烟，就用不着出机场大厅，所以用不着给你办随申码了。”他解释道。

随后，值班室里的另一位警察又把我带了出去，从那唯一的机场入口进去做该做的安检，算是最终进到了浦东机场，此时已经过了午夜，但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过“随申码”。

最后一点小体会，如果持国外护照，最好保存好你在国内旅行时做的所有与疫情有关的检测结果报告，最好是有纸质的在手，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