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中马前卒

    我在翻找手提袋里的材料时，翻出了冯女士给我的支联会杂志和宣传册。因此我又想起要参观六四纪念馆的事。我前几天一直在忙于求助，就把这事放下了。现在是周末，我决定赶在六四前去纪念馆。对我来说，80年代的民主运动是令我无限向往的革命历史，六四英烈是我仰望的丰碑。如果我早出生20多年，我一定投身于民主运动，会去牺牲，死在那个壮烈的夜晚；而不是像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饱经屈辱过了24个年头，一事无成。

    我来港时就希望参观六四纪念馆，而我来的时间又恰逢六四，参与纪念是理所当然。在参加六四烛光晚会前，参观纪念馆，可以更好的了解六四、感知六四。至于那些烦恼，都没有六四重要。不管未来是死是活，纪念六四都要做。

    中午，我按宣传册上的地址乘地铁来到石硖尾。在地铁站附近简单的吃了点饭，就步行去纪念馆所在的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纪念馆位于艺术中心二楼的一个小房间内。房间只有一间中型办公室大小，四壁贴满了关于六四的图片、海报；房子正中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电视机前放了大概七八张椅子。房内安静肃穆，访客不多，有两位女性志愿者（应该是带薪志愿者，或者是工作员），一位坐在靠门口的办公桌后面忙着工作；另一位在整理馆内资料，见我进来就跟我打招呼。我看到桌子上的捐款箱，就拿出50港币放进去，那位志愿者连声道谢。我告诉她，我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多年来都在关注六四、了解六四，很敬仰六四英烈。她很感动，说中国的未来都在我这样的学生了。我很不敢当，告诉她不仅我个人，许多我接触的大陆人都同情六四中遇难的学生，对民主自由很向往，民主中国一定会建立的。听到这些，她非常欣慰，热情的给我介绍纪念馆。我问她纪念馆为什么这么小？她说这是临时地点，而此前，由于一些人捣乱，出现法律纠纷……被迫迁到这里。

    中共对港人纪念六四行为的抹黑、打压，我早有耳闻。现在又听她们亲口讲述中共的骚扰逼迫，亲眼看到支联会如此不易的坚持，我既感动又感慨。我向她表达了谢意，告诉她，支联会所做的这一切，大陆人民都会铭记在心（大致意思是这样）。说了一会话，我才正式开始参观。（大致对话是这样，记忆会略有偏差）

    电视在播放着六四纪录片，此时正播到袁木恬不知耻的撒谎那段。而这类纪录片我在YouTube上看过，所以转头去看墙上的海报。

    海报内容分两大类：关于六四的背景、事件经过，和中共在大陆近70年的统治概况、近况；关于六四的照片，有一部分我曾经看过，还有的就是第一次见。其中有一张北京市中心的地图，标注了上百名牺牲者被杀害的具体位置，以及他/她们的姓名（或无名氏）或职业。其中最知名的，是“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之子蒋捷连。还有一些大学生、一位“四川万县保姆”，及许多无名氏。这些身份不同的人，都“平等”的牺牲在了那个悲壮的夜晚，共同成为民主革命的殉难者。

    地图上标注牺牲者的符号，是一个个红点。而墙壁上的屠杀照片，则直接血淋淋的展示着中共政权的残暴，为这一个个红点做注。再看到六四前他/她们和平请愿、高举“德先生，你好”等各种支持民主自由的条幅满腔热情参与学运的照片，两厢对比，霎时就透出历史的残酷。而那些记录海外华人、国际社会在六四前声援中国学运，及屠杀后游行示威谴责暴行的照片，看起来令人振奋。可想到当今华侨华人对六四的普遍遗忘与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淡漠、西方国家对中共专制政权的绥靖及合法性的默认，这些影像反而让人直观的感受到历史的倒退。善恶、正邪的对比，总能让残酷更残酷、丑陋更鲜明。

    墙壁一隅的海报，讲述着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脉络。从五年计划、三面红旗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八六学潮、八九民运，中国曲折的历史本可以像韩国、拉美、苏联与东欧那样，在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为专制画上句点。可是，密集的枪声打烂了自由的幻想，轰鸣的坦克碾碎了民主的希望。纵使有WangWeilin在坦克前的昂首挺胸，哪怕三轮车夫们因学生市民的死难而垂泪与呼喊，人民的勇气与善良，至少在一时，是抵不过武装到牙齿的暴力机器的。

    墙壁所张贴的，大致就是这些。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正式的六四纪念馆，明显比我去的临时纪念馆大的多，墙壁上张贴的六四事件资料应该也更齐全。

    关于六四的书刊，一本本陈列在书桌上。我问刚才那位女士能否翻阅，她说当然欢迎取阅，看完放回原处就好。我大致看了几本，多为图册，记录着六四的前前后后、点点滴滴。其中还有一本中共方面印制的宣传册，目的是为了向国内外宣传六四为“反革命暴乱”，照片的注解都是抹黑参与民运的学生和市民的，包括军车燃烧的图片。看着这些照片和文字注解，我在想，当年的中共还敢公开许多影像，甚至在国际上辩驳一番。而如今的中共，则完全通过信息封锁、舆论控制的方式维持统治。相比而言，习近平时代的中共更无自信，也更为狡诈。

    还有的书刊，就提到六四死亡人数的争议。我此前就看到许多不同说法，纪念馆的书刊和报刊截图也是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数字，如一张图片中的剪报提到英国档案揭秘有一万多人死于屠杀。其实，六四无论死伤几百人，还是上万人，都是惨烈而巨大的悲剧。一张张清纯的面庞变成长安街上残破的尸块，是不争的事实。与三年大饥荒、文革暴力、南京大屠杀一样，死亡数字的争议不能成为掩盖罪恶的借口。未来民主中国建立后，包括具体死亡人数在内的种种关于六四的谜团，都有真相大白（或得到最接近真相的情形）的一天。

    我在翻图册时，那位女士告诉我，下午有一个活动，有两个作画的艺术家来纪念馆，她们会指导参观者将对六四的感受用笔画成图画。她问我是否参加，我说当然。于是我就拿着图册坐到椅子上，一边看图一边看纪录片。虽然纪录片里的片段我看到过，但在纪念馆再次看到那些游行请愿的场景，又一次热血沸腾起来，默唱着《国际歌》，心潮澎湃，似乎和纪录片中的学生队伍一起在长安街上行进，为了民主自由而不惜一切……

    下午3点左右，人开始多了起来。从我坐下到后来离开，大概有50多人参观，少数是大陆的，绝大多数是香港人，还有几个外国人。每当参观者有问题时，那两位志愿者女士都很热心和详细的解答，为他们讲述那些关于六四的图文背景和故事。看她们熟练的对参观者讲解、更换着那几部纪录片的磁带（好像是磁带吧），应该是已经在纪念馆工作很久了。她们与我见到的冯爱玲女士一样，都对纪念六四这项工作有着全情的投入。从她们工作时的言谈举止及刚才的交谈中，可以看出她们对八九六四那段历史有着深厚的感情，是以虔诚的心来工作，或者说，在履行良心的使命，而非只是为工作而工作。

    过了一会，来了两位女士，就是刚才那位志愿者告诉我的绘画艺术家。一位年龄约40岁，不会说普通话，和我基本没法交流；另一位不到30岁，我和她大致可以互相听懂对方的话。我，以及另外两位参观者，和她们两个坐在一起，五个人一起画关于六四的感受。

    我因为没上过小学，初高中时学校也多把美术课换成考试科目，所以基本没正经学过绘画，连最基础的线条都画的毫无筋骨，只能粗粗勾勒一番。另外的那两位参观者就画的算画了。一位女士画的是监狱还是什么的，另外的一位男士画的什么忘了。我画了一排阶梯，阶梯中途断裂（还有别的什么，画的比较复杂，忘了）。我告诉她们，这象征着六四摧毁了前面十多年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六四后国人的堕落，以及六四前后的对比。六四前的中国，理想主义滋润着国人尤其学生的心田，民主与法治成为各阶层共同追求的目标，平等博爱是知识界一致的理想；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下，社会的黑暗被揭露、专制与暴行被批判……六四之后的中国，却每况愈下，政治专制、高压维稳、不择手段发家致富成为社会主流，国进民退国富民穷、贫富差距日益加大、阶层固化愈发严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利己主义大行其道，道德沦丧、诚信破产、知识分子犬儒化、国民公共意识淡漠……六四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宛如隔世。这就是我在图画中想表达的“对比”，也是我一直对六四事件极为重视的原因--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路径，让国民走入是非易位善恶不分的时代。而我自己的命运，客观上也被六四及它后来的影响所改变了（试想，如果我出生后是在民主自由的中国，我的人生又是如何呢？）。后来，我和其他两位参观者在纸片上的画，都用别针别在了展览幕布上。

    活动结束后，我又看了一会图册，拍了十几张照片（后来因为在中联办割腕被抓，所以返回大陆时和其他敏感照片一起删了），才告辞离开。临走时我告诉那位志愿者女士，我会去维园参加六四晚会，然后相互挥手告别。

维园六四日，烛光泪莹莹

    六四到了。我上午就整理好行装，准备赶赴维园。虽然晚会晚上8时才正式开始，但我已迫不及待想去，而且或许白天就会有很多预备性活动，能赶上最好不过。

    不过这时我又想到，我今天是合法逗留的最后一天，干脆去入境处看看，能不能延长逗留期限。于是我先去了位于湾仔的入境处大楼。

    我到了之后，看见入境处门口有两位穿着灰黄色衣服的保安人员，都是南亚或东南亚裔的，连基本的汉语都不懂。我说要去入境处，其中一个个子很矮的保安，竟然不知故意还是无意的，把我指到相反的通往商场的方向。我发现走错后，非常愤怒，但他不懂中文，我冲他喊叫发火也没用。后来到了入境处办理延期逗留的窗口，在排队时，我想，自己也没什么证明材料，恐怕根本没可能得到延期许可，说不定还会惹麻烦，因此我转身就离开了。然后我乘巴士赶往维园。

    到了维园，看到确实已经有支联会等机构人员在，他们正在搭纪念台，但是没有什么活动。在维园正中，好像有几副悼念刘晓波、六四纪念者的花篮，还有一个六四遇难者纪念碑树立在园中。这时天气非常炎热，现在又没有纪念活动，我决定去维园对面的香港中央图书馆看书休息，等到晚上再来。

    中央图书馆内部阔大、很是凉爽。我本想找几本书看一看，但自己情绪起伏不定，完全看不进去，连坐都坐不住。口渴想喝水，工作人员却说没有，我只能出了图书馆跑了很远买了两瓶又折回来。回来之后，我还是看不进去书，脑子纷乱。处在无路可走的绝望中，即便遇到我很看重的重大纪念，校园暴力和眼前的经济困难造成的痛苦依旧缠绕。我就在图书馆来回上下楼、绕楼层转圈踱步，焦躁不安。

    我决定打电话给那些我发去求助邮件的议员和机构，虽知获助希望渺茫，但已无路可走了，试一试总归比不试好。打给张超雄议员办公室，一位女士告诉我收到邮件了，已经回复让我去找支联会。我说我和支联会人员见过面了，她们无法帮助。她说那我们这里也无能为力的。我道谢后挂掉，又打给朱凯迪办公室，我对接电话的女士说，朱凯迪先生也曾经被黑恶势力威胁过，又同情基层百姓苦难、为乡民争取土地正义，能不能也帮助一下我呢？她说很抱歉，香港议员没办法管到大陆的事。我道谢后挂掉，而此前打过民协和周保松教授办公室的电话，全都打不通。本想再打几个，我想到还是会被拒绝，或者总是没人接，就绝了望，不再打电话。

    后来我头脑冷静了，才勉强坐下来休息。我抱着书包用手扶着头，就这么打瞌睡了。我愤怒、痛苦之后，就会疲累，想睡。虽然这样肯定睡不安稳，但有一种逃避感和安全感。

    打了一会瞌睡就醒了，一共也就半睡不睡的休息了半小时。我觉得坐在图书馆又没心情看书，还不如去维园。于是我就通过天桥，回到维园。

    这时的维园已经有不少人了，而且好像正要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很快，我在主席台看见了李卓人，还有其他许多我不认识的泛民人士。我就和许多在维园的市民围拢过去，和记者一起听他们讲话。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李卓人真人，非常激动。他们讲话慷慨激昂，但可惜的是，都是香港话，且因话筒增大噪音，我基本听不懂，只能听懂中国、中共、709、威权等个别名词。

    快要讲完时，突然下起了雨，演讲者、记者、市民都纷纷找地方避雨或打伞。我也挤到一个记者棚避雨。过了一会，李卓人过来了，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距我只有不到5米。我其实是有在这时拿出材料直接求助李卓人先生、引起旁边记者关注的念头的。但想了想，六四是个大日子，我个人的事算得了什么，我怎么能搅局呢。退一万步，即便没什么负面影响，在六四这个时间点让记者关注我的事，也非常不合适。于是我打消了这个念头，眼睁睁看着雨停后李卓人离开，记者也都逐渐散去。当然，后来我被关到警局和精神病房时，后悔异常。如果我当时举着防治校园暴力的请愿书和建议信请求李卓人帮助甚至呼喊口号，就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但现在想，这样做的确不合适，不是搅局也变成搅局了，而且可能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恶劣后果。

    雨停后，我看见支联会的职员推着募捐小推车，在公园推来推去。这位职员至少50岁了，推车上的募捐箱简陋的似乎像破的一样，他默默的弯着腰推着。我一阵心酸，走上去捐了20港币，他连声道谢。我也对他道谢，因为支联会成员们为纪念六四、为中国民主事业，坚持了29个年头。如果不是我当时心事重重，一定会和他攀谈一下，问问他已经在支联会工作多久了、对六四有哪些思考……

    这时地面已经干了，只有一点坑洼还有水迹。许多市民都坐在广场上休息，还有带着小帐篷来的。我也拿报纸垫着坐下，等待晚会开始。期间，看见有记者在采访市民，不过好像对我没兴趣，我看见她们采访了我不远处的老奶奶，估计她们认为老奶奶参加过许多年六四晚会，故事更多吧。还有中大的学生在发中大刊物，也给了我一本。我顺便问她中大民主墙外人究竟能不能贴，她说不可以，而且贴的话还要实名的。这时又淅淅沥沥下起小雨，我拿出雨伞把自己团在雨伞下，翻着中大刊物，不知不觉睡着了。

    从日落西山到夜晚来临，也不知过了几小时。我从迷迷瞪瞪中清醒过来时，维园已经人山人海了。我坐在离纪念大讲台二三十米处，不远也不近。有人在发节目单和蜡烛，我没领到，后来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发的人领了一份。

（由于时间过去很久，以下描写可能会出现时间顺序的颠倒）

    大约8点钟，晚会开始。台下一片静默。女主持人首先是介绍出席纪念的泛民人士代表，不过又是香港话，我只听清了何俊仁和李卓人的名字。后面女主持开始讲话,虽然香港话我难以听懂，但我还是努力试图听清一些话。她大致提到了六四、中共对公民社会、言论自由、维权律师的打压，重点提及了709事件，多次提及王全璋的名字。在香港甚至国际上，这位已失踪三年多（这次六四晚会时他已失踪2年11个月）的维权律师，已成为中国维权律师受难和不屈的象征。

    讲话完毕，支联会代表向六四纪念碑敬献花篮。我距离太远，并没直接看到。我和维园全体市民转身面对纪念碑，三鞠躬。我的身边，有穿着像白领的青年男士，有大学生模样的女孩，有中年大叔，有六七十岁老奶奶……他/她们都安静的举着蜡烛，向为中华民族争取自由民主而牺牲的英烈致敬。鞠躬后默哀一分钟，全场寂静无声。我在想，29年过去，许多上了年纪的大陆人已淡忘了六四，新一代也多不知、不解六四，只有港人，每年都会纪念。烈士们在感慨世事悲凉时，也会略感欣慰吧。

    悼念结束后，在大讲台上开始播放视频。视频是天安门母亲的控诉，她们已经控诉了29年。我想起曾看到过采访丁子霖的一段报道，报道中说，丁子霖她们以为，六四会像1976年的四五运动那样，很快得到平反。可是，六四事件已经过了29年了，她们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公道，但却在渐渐老去、去世。“含冤而死”，“冤”和“死”结合在一起，意味着黑白颠倒，意味着死不瞑目。六四英烈牺牲了，她们的母亲、家人，竟也看不到平反那一天、等不到正义得以伸张的那一刻了。她们比阿根廷“五月广场的母亲”更为悲惨，后者看到了残暴的军政府覆灭的结局、也等到了刽子手陆续被清算的新时代，而六四英烈的母亲却看到中共政权的日益壮大、统治集团越发反动和凶恶，以及刽子手和他们子女的权势熏天、尽享富贵荣华。世间何其不公！不去改变，又待何时呢？

    之后播放的是王全璋妻子李文足的谈话。我个人认为，709大抓捕，与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修改宪法废除任期限制之举，是习近平时代专制高度强化最露骨的三大象征性事件。而其中尤以709为暴力、野蛮，且是三件事中，被压迫一方最弱势却反抗最激烈也最持久的。而709律师的妻子们，为了她们的丈夫，为了正义，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奋勇抗争。抗争中遭遇的各种屈辱不胜枚举，如果是我早就发疯或自杀身亡了，而她们却坚持了下来。她们是勇敢的，也是孤独的。对她们来说，外界尤其国际社会的声援至关重要。之所以她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像其他上访者、维权者和社会运动人士被抓捕，还能有一定自由用以抗争，国际社会的关注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愿六四晚会上她的视频谈话，能够让香港和海外人士更加关注709律师及其家属的遭遇，为他们争取一些主动。

    此后，是一些组织的讲话。还是因为语言问题，我听不清楚。后来查阅新闻，应该是“左翼21”等青年组织的代表讲话。新闻中还提到，香港几大高校的学生会，已经连续多年拒绝出席六四晚会。这一点我非常痛心。我不能理解，为什么香港、台湾的青年人，非要把“独立”置于普世价值之上？为何非要急于与中国大陆切割，并因此不惜对六四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冷漠待之。哪怕有着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都应该对其他族群的苦难给予关怀、为其呼喊，何况两岸三地同文同种，都是大中华的组成部分。大陆人民是有各种劣根性，品德败坏之人比比皆是，我深有体会，本文就会讲很多。但我们需要做的，是去改变，是要惩恶扬善，是通过团结与奋斗让十多亿国人变好，而不是自扫门前雪，不顾他处瓦上霜。我也不是不知道他们有一些说得过去的理由，但作为大中华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我还是不能赞同港独、台独及与此相近的各种分离主义、国族主义主张。至于梁颂恒、游蕙祯以“支那”蔑称中国，及其他极右势力的仇陆仇华行为，我就很是厌恶了。马克思曾经说过，“工人阶级是没有祖国的”，我也认为被压迫的人民，不应有国界和族群之分，更不应故意新创民族和国家以区隔同胞，而应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为民主、自由、平等、法治而斗争，开辟中国乃至世界的美好未来。我一生都会秉持这样的原则。

    “释放刘霞”，也是晚会主题之一。刘霞的丈夫刘晓波为中国民主事业而牺牲在牢里，她也因协助丈夫抗争而身陷囹圄。但他们深爱并为之奋斗的大陆人，连知道刘晓波的都是少数，听说过刘霞的恐怕更是连千分之一都没有。众多港人和欧美人士，却普遍知道她被中国政府软禁的遭遇，并为争取她早日获得自由而呐喊。两相对比，既有安慰，又是讽刺，更是悲哀。另外，刘霞因长期遭受迫害，有严重的抑郁症。而我也有抑郁症，对她的痛苦感同身受。看到她因软禁等各种迫害而痛哭的照片，我就想到自己绝望时的挣扎。没有得过抑郁症的人，是很难理解抑郁症患者受到迫害时那种更刻骨的痛苦的。刘霞热爱自由，却连家门都不能迈出，被监视和管制，就足以令相对脆弱的她痛苦的难以承受，灵魂深陷在抑郁的苦海中绝望挣扎。看到网上许多人批评她不够坚强，甚至指责她“张着大嘴哭”“表演”，我更是感到愤怒。抑郁症患者当然不需要被供着让着，但是也请体谅她们远超常人的无力感、痛感、绝望感，多一些理解与关爱，少一些刻薄和苛责。

    此后，是演唱几首纪念六四的歌曲。《血染的风采》、《自由花》、《民主必战胜归来》……或悲壮、或激昂，我虽不会唱，也跟不上用香港话唱的歌词，但依旧受到歌声的感染，热泪盈眶。身边也有市民流起眼泪，十几万支白色的蜡烛也似流着泪，在黑暗的夜色中为人们带来光明。我相信，正义早晚会战胜邪恶，光明会驱散黑暗，民主必战胜归来。

    在歌声中，晚会走向尾声。台上台下齐喊口号：“悼六四、抗威权”、“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喊声响彻维园。在喊正式的口号间隙，还有人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虽然人数很少，但声音也不小。我是赞同支联会用“结束一党专政”而非“打倒共产党”为六四晚会口号的。有时候做政治运动，既需坚定，也要讲求技巧。港人在高声喊口号时，并不仅是纪念六四和呼唤中国民主，也在表达对回归以来中共对香港政治社会渗透的不满、对中共侵蚀香港自治的愤怒。激昂的口号，也证明港人并非如自决和港独派所说纪念六四是“行礼如仪”。相反，至少一部分港人，悼念六四时是自觉自愿并深情投入、将“建设民主中国”作为深入骨髓的价值信条。我也认为，民主的中国，才能真正保障香港的法治与民主免受侵蚀、使香港的自治得以保全。

    晚会结束了。市民们有序的退场，我也随人流离开。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政治集会。因语言不通，我无法完整倾听晚会的所有演讲、活动。但我还是完成了悼念六四英烈的心愿，与港人一起鞠躬、默哀、唱歌、呼喊口号。29年前我未出生无法与英烈们在一起，29年后我与他/她们的灵魂在一起。

    这次集会，也让我看到了许多港人对六四、对大陆人权、对中国人民的关心，感受到了港人的正义感与同理心。我也衷心的希望港人能够坚守住香港的自由、法治，坚持到中国大陆也迎来民主的那一天，与大陆人民携手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当然，当2019年下半年香港“反《逃犯条例》”抗议，及许多港人表现出的诸多言行和态度，让我对香港及港人的看法发生了很大改变。心系大陆的、关心大陆人民的，只是港人中的少数。甚至，参加六四晚会的，也并不都是支持中国大陆民主事业和陆人疾苦的，而是出于其他想法。但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感激和敬佩那些真心关注祖国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港人，哪怕他/她们是为数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