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冠元

勤政的亡国之君——崇祯帝

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

崇祯帝画像

纵观历史，各个朝代的末代帝王大多或是傀儡皇帝，或是昏庸无道、好大喜功之君主，而崇祯帝似乎是个例外——以“宵衣旰食”著称，且在即位之初便实现了扳倒“九千九百岁”魏忠贤的创举，甚至一度被视为“中兴之主”。

影视中的魏忠贤

而这位在位十七年、当时声誉良好的皇帝，最后为何落得个自缢煤山、身死国灭的结局呢？诚然，明朝在崇祯帝手中走向灭亡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但从崇祯帝个人的性格上或许能看见他为此做出的“贡献”。

一、吝 啬

首先是近乎守财奴级别的吝啬——在平民百姓或许是节俭的美德，但对于名义上的江山之主来说，这个性格特质却足以引发无穷祸患。或许很难想象，出身于皇家宫廷，崇祯帝自小就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至少那时还算，以至于会对宫外采买物品的宫人仔细询价。而另一方面，更为触目惊心的，是他的“节俭”给帝国带来的灾难。

因一位小官对驿站的不满，崇祯帝同意其裁撤驿站的提议——名义上是为国家财政节省开支，却直接导致了驿卒李自成变成失业流民，接着走上了“闯王”之路；而在陕西天灾之下的民变，崇祯帝拒绝拿出自己手中的财富（內帑）救济灾民，反而增设“三饷”，进一步激发民变，“天下云集响应”，农民起义不可遏制；同样的戏码上演在抗金战场上，崇祯帝不愿拿出內帑发给军饷，间接导致辽东明军的兵变甚至是叛逃。

正是在崇祯帝这种“天下的就是我的，我的绝不是天下的”治国理念之下，竭泽而渔地征收赋税同时，民变、兵变交替上演，渐渐地，国内没有百姓的支持，对外没有边防兵士的效忠，这样的国家又岂能起死回生？

二、薄情寡恩

而在内外交困之下，崇祯帝又在“吏治”层面烙下了自己的存在感——他的刻薄寡恩，多疑猜忌显露无疑。崇祯一朝，共有五十位内阁大学士（辅佐皇帝处理政事，一些语境下的明朝“宰辅”），六部尚书任用过六十八人，边将调换更是如家常便饭。即便换了一茬又一茬，崇祯帝仍没有找到合乎自己心意的重臣——如果不算太监的话。

如果只是更迭人事任命，或许无可厚非，但是崇祯帝与朝臣们的对立几乎都源自他自认为高超的帅锅甩锅手法。为了暂缓后金攻势，崇祯帝默许和谈方案，而被言官们发现议和计划后，为平息物议，维护“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光辉形象，甩锅礼部尚书降旨罢官，甩锅兵部尚书并下旨问罪斩首。而当李自成大军快要兵临城下时，想要南逃的崇祯帝暗示首辅大臣在朝堂上提出此议，然后自己在“推托无果”之后勉强接受，可惜“该配合你的表演我视而不见”——首辅不愿承担被秋后算账的风险，群臣亦然——没有皇帝的明言主张，一切默许暗示只是自掘坟墓的陷阱。

三、严于律人

或许是对明朝创始人——首任董事长朱元璋的精神继承，崇祯帝对大小官员，内外文武都有着近乎刁钻的要求，究其原因是不信任，以至于在扳倒魏忠贤之后重新重用太监监军。而在明朝严苛的官俸制度下，崇祯帝坚决贯彻“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思想理念，多次对朝臣进行“清廉”为主题的思想教育。

面对后金崛起的外患，崇祯帝“从善如流”，启用袁崇焕处理边事。而对于袁崇焕“五年平辽”的海口大加赞赏并以此为把柄严格要求，而对于袁各种钱粮方面的要求则是敷衍了事——要动內帑？做梦！而最后在群情激愤，上至群臣，下到百姓，都要求处理袁崇焕时，崇祯帝看不到袁的边关战功，也顾不上曾经的许诺和“五年平辽”的长久计划，既不念过往，又罔顾未来，而以九条罪名处以凌迟之刑——而这些罪名中绝大多数都与曾赐予的“尚方宝剑”自相矛盾。崇祯杀袁崇焕，如赵杀李牧，秦诛蒙恬，无异于自毁长城。

影视作品《袁崇焕》

或许如很多学者所认可的，崇祯帝执掌的大明已经病入膏肓，而且碰上灾荒之年，后金崛起，灭亡是必然。但是同时不得不重视的是，崇祯帝的诸多性格缺陷，昏招连出，助长了农民起义的趋势，严重削弱了明朝的边防力量，而且不会团结文官集团反而沉迷于帝王心术那一套。

崇祯帝一生下过五次罪己诏，可荒唐的是，没有一次真心诚意的认错，反而是推托和指责，以至于他至死都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荒诞，也令人齿冷。

参考文献：《1644：帝国的疼痛》，聂作平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