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冠元

?文 / 欧洲金靴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

 

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

—— 列宁《国家与革命》

以中国士大夫精神重塑新时代领导干部精神世界，既是对中华优秀文化深厚底蕴的映照，亦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老套路跟不上新时代，hold不住现在的年轻人。国学经典，文化底蕴深厚，官兵更容易融会贯通，厚积薄发。

不读马列读儒教，不尊党纪尊孔孟……

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

二十年来，大陆突然兴起“国学热”，这背后有着忽略不掉的资本推手，以及相当阳谋的政治诉求。

而儒热的背后，则是某些人即便不敢言“改弦易帜”，也始终在谋求“红色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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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的很多思想是好的，但是现在的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夫子了。

当孔老圣人变成了维护贵族统治的“白匪工具”，主席的评价一针见血：

孔子当年那套东西，没有市场。周游列国到处被赶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入的。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

皇天眷名，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客观而论，官僚政治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统治得以运行的主要支撑，其本身的产生与发展同样需要某种思想予以支撑。

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代产生之日起，其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背后是儒家思想的包装：重农、选贤举能、大一统论、纲常教礼等思想均为官僚主义政治形态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某种思想上的便利条件。

还是回望大民主时代。

1967年1月6月，《文汇报》严肃刊文：

“造反有理”，这个口号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口号。你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有理”，你就一定是“革”字当头；你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无理”，你就一定是“保”字当头。当今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革命造反精神！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1973年，那正是批孔运动的高峰。

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1974年漫画《孔老二罪恶的一生》

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报》曾有刊文：

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十二年前年的国庆节，待孔子的雕像出走后，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又出现在广场，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弥散着某些人不死的野心。

我解放军“遗传了五千年文化”？

对此，毛主席早就批评过：

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3

共产党人追求“士大夫精神”，我彷佛闻到了一股1946年苏联红军与红海军合并、统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的味道……

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党的一个极端重要的位置上。

儒教进军营，就是驱逐了党的领导；士大夫成为党内从政的目标，就是刷去了毛泽东思想的底色。

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

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

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走了哟。

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进城第三天，机关食堂加餐，立刻就挨了主席的批评：

要想做脱离人民群众的事情，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这样吃下去，不用多久，我们餐桌上的菜饭就会摆满。到那时，我们把“为人民服务”喊得越响，人民群众越恨我们！

为治吏之事操心，是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无法安心的心病，他反复叮咛：

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

现在，有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当，我最欢迎。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享乐主义的政党或维稳主义的政党，从1939年2月毛主席在给张闻天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为人民服务”开始，这个党就必须始终是一个革命主义的政党。

我们共产党人慢慢地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吸取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我们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如果“士大夫精神”是共产党人的追求，那么毛泽东恐怕会第一个与共产党分道扬镳。

毛主席曾在一次与中央同志们的谈话中，回忆起学生时自己崇拜的英雄，那正是辛亥烽火熊熊燃烧的1911年，青年时的主席当时强烈主张一个人做新生民国的总理——此人正是康有为。

然而，经过世事沉浮和基层调研后，年轻的毛主席后来观点是：

康有为虽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这位从韶山冲走出的青年，渴望的既是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阶级雄心，也是一幅“唤醒工农千百万”的政治图景。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当时间来到1949年6月19日第一届政协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闭幕上，邓初民、许德珩、沈钧儒等人当时在会上曾提议：

全体代表起立，向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致敬！

有位与会的民主人士当即异议，笑嘻嘻地说：“不必了吧！”

怎么不必？我们农民就认共产党，就认毛主席！

1913年7月25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并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徒”，黄兴和陈其美还被悬赏十万和五万元加以捉拿（此前，现在黄兴的陆军上将衔也被袁府剥夺）。

扑灭革命党人的浪潮后，袁世凯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式下令“尊崇伦常”：

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纪。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一项项尊孔政令发出，各种崇儒团体相率成立、遍布全国，文化复辟之风登时刮起，封建帝制重燃的势头也开始灼烧……

初始，袁世凯的尊孔还较为掩饰，未公然提倡“尊孔读经”，而是以道德说教转移视线，妄图再度取代国民心中刚刚建立的民主、自由、革命等进步思想。

而至1914年，袁世凯为配合复辟帝制，开始加紧进行政治性的尊孔活动，大造“返孔”舆论。

当年9月25日，袁世凯颁发《祭孔令》，公开恢复前清的祭孔规定，明令：

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祭孔典礼。

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

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仅仅一年之前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废止的“拜孔尊儒”，得以死灰复燃。

几日之后，袁世凯又叫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5000元相助。

其时，某些包藏私心的军阀财阀首脑甚至向袁府发出请愿书，要求北洋政府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

最为令人吃惊的，是曾经七次上书变法维新的康有为竟然在《请饬全国祀孔仍行跪拜礼》中说：

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

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

在恢复祀孔制度的同时，袁世凯还决定恢复祭天。

1914年12月23日，冬至。

从新华门到天坛，全部是黄土垫道，警察出动、全城戒严、沿途街巷一空。天坛周围密布着数千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到处皆布岗哨。

清晨三点，一辆装甲汽车载着袁世凯出了总统府，向天坛驶去。在南门外，袁世凯下了汽车，换乘早已准备好的四角装饰着璎珞的轿车，到昭亨门下了轿车，又坐上竹椅轿直到天坛前。

到了天坛，袁世凯开始步行，这时天还没亮，天坛前点着明亮的灯火，他在更衣殿换上离奇古怪的衣冠便登坛顶礼膜拜，一切仪礼完全模仿封建帝王，只是由跪拜改为多次鞠躬。

他祭天所用的祝板，和清朝皇帝的几乎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子臣”两字改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

祭天大典从凌晨开始，一直进行到上午九点才算结束。

至此，袁世凯尊孔复古的目的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他先向亲信透露：

如果天下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

然而这些所谓的“情愿团”，上自满清王公遗老、北洋政府官僚，下至各省督抚将军、巡抚使，无所不有，权贵利益集团样样俱全、无一缺席。

1916年元旦，袁世凯正式称帝，改号洪宪……

须知家庭伦理、国家伦理、社会伦理，凡属文明之国，靡不殊途同归，此八德者，乃人群秩序之常。

恰如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曾对戴季陶有过精准总结：

他的主张，实际上是追求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

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

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

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斯大林同志曾有回忆：

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同志则讽刺地回答说:“如果想 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抛弃一切调和主义分子、“观点捉摸不定的”人和犹豫分子！

 

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积极肯干和忠心耿耿的人即使只有两三个，也比十个暮气沉沉的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