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部分内容取材于叶雨蒙著《东线祭殇——极度冻馁中的厮杀》

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斗，以其残酷激烈和艰苦卓绝而闻名于世。在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近一个月作战期间，志愿军第9兵团付出巨大牺牲逼退了东线侵朝美第10军，以悲壮惨胜结束了战役。

在此次战役中，志愿军第9兵团杀伤美军及英韩军约7000人左右，另有非战斗减员7300余人，共14000余人。自己战斗伤亡和非战斗减员达52000余人，其中阵亡7300余人（含战场冻死1000余人），战伤14000余人，冻伤30700余人（其中战后救治不及死亡3000余人），全兵团减员率达34.7%（以上数据来自《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卫生勤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 1988年3月第1版第327页）。关于这场战斗的过程很多著作和文章都有介绍，这里不多赘述。下面仅采集其中一些片段琐记，以回顾历史，不忘先烈。

由于没有和美军作战的经验，志愿军部队在初战时还像国内战争那样展开密集队形冲锋，结果遭到了美军绵密火网和坦克火炮的凶猛阻拦杀伤，横尸遍野，不少营连单位初次接战便伤亡殆尽。在零下3、40度的严寒中，志愿军第9兵团部队严重缺乏御寒衣物护具和食物，广大指战员一边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战，一边还要忍受难以想像的冻饿折磨……

新兴里战斗中，志愿军第27军81师241团展开2个营兵力，沿铁路两侧狭窄正面以纵长密集队形发起冲击，遭到美军自行高炮火力横扫，一夜之间全部失去战斗力。

下碣隅里战斗中，志愿军第26军77师1个加强营夜间进攻，把美军的几辆坦克当成了房子，散开队形猛冲，遭到了交叉火力猛烈扫射，伤亡殆尽。第二天打扫战场的时候，只见全营都呈攻击队形整齐倒在地上，可见火力之猛和死亡时间之短。原第26军警卫营1连指导员高玉江回忆：“看见成排散开的队形，很整齐地倒地在上。烈士尸体太多，我一个排埋不过来，就找一个窄山沟，把尸体扛过去堆起来，再找木板一盖，用雪培上，等来处再处理吧。”

原志愿军第27军81师242团军务股长林占魁回忆：“我团的1营当时有860人，那天夜里刚刚打了个把小时，就被敌人的炮火搞掉了一半……”

柳潭里战斗中，志愿军第27军79师与防守美军进行了反复争夺，仅仅在战斗的第一个晚上就付出了巨大代价，有5个营伤亡过重失去了战斗力。著名的“济南第一团”235团一晚上就打掉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员。

原志愿军第27军80师238团通信队指导员董传文回忆：“（28日夜间）一个营（该团2营）四五百人，打一夜伤亡四百多，伤员一个也没抬下来……”29日白天，美国人在新兴里外围的一块平地上，“把我们的伤员一个一个抬着排到一起，排了七八行，倒汽油烧……”由于白天飞机轰炸，没办法去救，“相隔不到一千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就在新兴里村边上，伤员死得太惨。”

担任志愿军第9兵团预备队的第26军由于集结位置过远，接到命令紧急向下碣隅里战地赶，被迫白天行军，路上遭到了美国空军的猛烈轰炸，伤亡惨重。该军76师和78师师部被炸，军直属山炮团被炸光，76师炮团、77师炮团的拉炮骡马都被炸掉了四分之一。88师本是全军后卫，却被命令超越军其他各师赶到下碣隅里南边的独秀峰打阻击，路途最远，时间又紧，各部队跑得掉队无数。在沿湖傍山的公路一线开进时又不断遭到美军飞机轰炸，因难以躲藏而伤亡惨重，仅全师最先头的262团1营就几乎被炸光了，全营780人剩下5个。加上冻饿减员，该团满编的3500人打完这一仗后只剩下了750人。

师长吴大林紧跟先头部队前进，路上坐车被炸，电台被炸，警卫员被炸死，炸成了光杆司令。某副师长甚至躲进废坦克里防空，有意躲避指挥责任达3天之久。就是这样，88师还是没能按时赶到预定作战地域，更谈不上堵住敌人，自己却几乎失去了战斗力。战后，吴大林因为指挥失误、行动迟缓、中断与军的联系及走错方向致脱离部队一天等原因，被指责为“右倾消极畏战情绪”，遭到了撤销职务的处分。

志愿军第26军赶到下碣隅里后，仓促发起攻击，与美军进行反复争夺，付出了重大牺牲。据美军战史称，仅在第27军特等功臣杨根思烈士壮烈牺牲的小高岭周边阵地前（美军战史称为东丘），发起攻击的志愿军（第26军部队）留下的尸体就有800具之多。特别是76师某团一个营白天在山谷里集结准备向东丘反击时，被美军发现，遭到空地火力猛烈袭击，大部伤亡。剩下的220人被打得丧失了战斗意志，集体放下武器，成为长津湖之战中志愿军一次被俘人数最多的事件。

在战斗最后阶段，志愿军第20军60师180团1营2连坚守黄草岭南最南端要点1081高地，由于连日严寒，体力耗尽，剩下的72人全部冻亡在阵地上。美军战史中都不由感叹：“这个阵地的中国第60师，忠实地执行了它的任务，顽强战斗到底，无一人生存。”不过战后志愿军内部却有了一些其他意见。原180团政治处组织股干事沈肇寿是战斗结束前，最后一个上到1081高地的见证者，他回忆：“上去掩埋尸体的时候，发现有的战士身上被刺刀捅过，证明敌人上来占领过阵地，有人就据此提出不能给这批人报烈士。我说，冻得快死了，敌人上来动都动不了，被敌人捅了还不是烈士？我证明，他们都是坚守到最后一刻的……”

原志愿军第27军94师某团政委王敦回忆：“（柳潭里之战）拉上去攻山头，与敌人形成对峙，我们在北坡，敌人在南坡——美国人怕冷，夜里撤到半坡，风小，还有睡袋；我们在山头上守着，大盖帽单鞋，一夜就造成大批冻伤——冻掉耳朵的、冻掉脚的、冻死的……”

原志愿军第27军81师241团2营5连2班长翟义田回忆：“手冻僵了拧不开手榴弹盖，用牙咬；拉环也抠不出来，手指冻得不听使唤，得用舌头舔，而铁环一沾舌头就冻上，一扯一层皮……”

原志愿军第20军59师176团后勤处管理排长曲肇录回忆：“从雪坡上朝山下滚的伤员，不少人捂着耳朵滚，怕树棵子把耳朵刮掉”“爬到包扎所的伤员，冻掉耳朵的、冻掉脚的不少，医务人员每人一把剪子，豁开了伤员冻硬的裤腿，用手搓，搓得冻脚冻腿直滴下水来，然后才处理包扎，等待后送……”

原志愿军第20军59师176团1营机炮连指导员陈兰风回忆，打柳潭里的时候，两天两夜基本吃不到东西，伙房煮的地蛋（即土豆）送上山后，“咬不动，石头也砸不开；反倒是生的好些，生的可以用石头砸开，可以咬，熟的没办法吃”“（1连）入朝时是个加强连，有190多人，几天仗打下来，连炊事员在内剩下三十多人，大部分是冻伤”“当时1连连部和我们连部住一个房子，1连一个通信员，衣裳裤子都冻硬了，那时不懂冻坏了不能烤，反而让他上炕里边，坐里边暖和。烤了一阵，他要脱鞋——在上海发的翻毛皮鞋脱不下来，他一使劲，连袜子带腿腕子上的肉皮一起给脱下来了——以后他被锯掉了一条腿”。

原志愿军第26军76师226团政治处副主任徐学平回忆了一件让他永生难忘的事：“休息烤火时，把两个舍得不吃的土豆烤一烤，和警卫员一人一个，准备吃掉它。还没烤软乎呢，进来一个战士，见烤土豆，就伸手要。我说，就两个，没有多的。那个战士也没说啥，一转脸看见旁边有个迫击炮弹——是哑炮，他抱起炮弹咣一下扔进火堆，把我和警卫员吓得呀，扔下土豆就跑了。那个战士接着就拿走了那两个土豆。”

原志愿军第20军58师医疗队副队长潘丁荣回忆：“（打下下碣隅里后）我们收容了近千名伤员，其中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冻伤。许多严重冻伤人员来不及后送，就地做截肢手术。”“曾经一天一夜做过30个人的截肢手术，24小时不停，以后好多天都觉得切掉的断胳膊断腿在眼前乱晃。”

原志愿军第20军59师保卫科副科长龚欲民回忆：“那一天很冷，我被叫到师指挥部，一进去，正赶上师首长们传看电报——就是西线彭总表扬38军的电报，大家都在说，38军万岁了，万岁了！师长看见我，说你赶紧上医疗队去——有人反映医疗队给伤员截肢太多，你去代表我们把关，别让他们咯嚓咯嚓都给切了锯了。”龚欲民到医疗队传达了师长指示，那里的负责医生听后“什么也没说，领我到棚子里看伤员。先看了一个：脚穿着翻毛皮鞋，腿是黑的，他把伤员的鞋伸手拿下来——连脚也一起拿了下来，脚就在鞋里。又看另一个伤员：鞋子倒是脱掉了，可是他上去握住伤员的脚趾轻轻一掰，那几个脚趾头像是掰红薯一样就给掰了下来。我当时就忍不住流泪了，而那个伤员却感觉不到疼，睁着大眼呆呆地看着我们。”负责医生没更多解释，只问了一句话：“你看，要脚还是要命？”

原志愿军第20军治疗2队女医生李进回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经验，使许多伤员不该残废的残废了，不该截肢的截肢了”“当时天冷，伤员运下来后，想着尽量给他们搞暖和一点儿，就在朝鲜老乡房里烧炕，伤员一来就上坑，人多躺不下只能坐着，一个房间三十来平米大，最多时候坐了36个人！因为坑热，身上冻伤一化，第二天都起不来了。来的时候还能自己走来，往国内转送时都要一个一个背出去，让我们感到很内疚。”

打到战役最后阶段时，志愿军第20军战斗伤亡和冻饿减员最严重，全军减员2万人，已经失去了战斗力。第27军4个师只能缩编为39个步兵连和4个机炮连，每连不过40-50人，战斗人员仅有2000余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能活动的志愿军官兵还是继续投入追击，零零散散地用步枪，手榴弹攻击南逃的美军。天寒地冻中，美军士兵不断看到有光脚的中国士兵向他们冲来，不由产生了梦幻一般的感觉。

主要战斗结束时，由于部队还在追击敌人，后勤运输力量有限，很多伤员不能得到及时抢救后送，他们就自己支撑着往回爬。原志愿军第26军通信营副连长刘密峰回忆：“在下碣隅里，看见一个伤员两个膝盖和两个胳膊都用破布烂棉花包着，在雪里里爬行。”原志愿军第27军79师司令部参谋赵永强回忆：“有的伤员捡到罐头，用绳子拴着两大筒罐头拖着往回爬。也有的用铁丝拖一块木板，木板上放几筒罐头。”原志愿军第20军60师炮团连长仲琦回忆：“那些路上爬的伤员，比讨饭的叫花子还难看——破被子套在脖子上，耳朵上捂两块大棉花团，两只脚用棉花和破布包得两大坨，有的在雪上爬，有的爬不了，坐在雪地上用屁股一点一点向前挪动……”

对于这一战打成如此惨烈局面，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痛心疾首地哀叹道：“这让我回去怎么向老总（指陈毅）交待呀！”

在北京的毛泽东接到第二次战役的报告后，沉重地回电嘉勉：“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四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