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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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人民日报》——争取三年左右把全体农民的生活提高到富裕中农的水平

在这里看昨天 2024-02-27 18:00 贵州

谭启龙就山东农村情况说明合作化的巨大优越性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报告。我想就有关农村问题提供一些情况和意见。

合作社不是办坏了，而是办好了

山东省农村同全国一样，经历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省96％的农户已经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其中85％的农户加入了高级社。这些合作社，经过去年秋冬的生产、整社工作，已经巩固下来。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产生资本主义根源的个体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制度，彻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宽广的前途，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去年是农业合作化后的第一年，大家几乎都是在没有领导集体生产的经验、又是在遭受较大的各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全省还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丰收，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五年农业计划指标，粮食总产量达到三百亿斤，完成了中共山东省委所提出的增产三十亿斤的要求。农田基本建设，去年一年仅水浇地就增加了一千八百多万亩（去年以前只有八百多万亩）。80％左右的合作社增加了生产。除灾区外，一般合作社70％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绝大部分贫农、下中农和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生活都较前有所改善，他们表示要在合作社里一心无二的坚决干下去。无可怀疑，农业合作化是一个伟大的成功，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果对于这一方面认识不足，是要犯大错误的。可是去年秋收前后，山东党内外有不少人反映“农村情况紧张，农民口粮不够吃，柴草不够烧，没有零钱使，日子没法过。”一句话，合作社办坏了。为了澄清人们的思想认识，把合作化运动更好地推向前进，中共山东省委曾于去年10月、11月先后召开了两次委员（扩大）会议，12月召开了省人民代表大会，具体分析了农村合作化后的基本情况，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巨大成绩，严肃地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保护了干部和农民搞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批判了那种消极指责、向农民和干部泼冷水的错误思想；并且决定从各级领导机关抽调了二万多名干部，在中共各级党委书记率领下，深入农村领导秋冬生产和整顿合作社的工作。会后三个多月实际工作和合作社1956年年终分配，事实否定了人们形形色色的、总之是合作社办坏了的说法。事实也证明这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有关农业合作化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当然，不是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没有问题和缺点。像这样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如果没有任何问题和缺点，那倒是很奇怪的。那么究竟有些什么问题呢？经过我们的调查分析：第一、合作社中有一部分上中农（约占上中农这个阶层的20％—30％），原是在合作化热潮中抱着随大流的态度入社的，他们入社不是有真正的觉悟。本来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对于这一部分农民，是以等待和启发他们真正自觉要求入社时再吸收他们入社为好的。可是在运动高潮中，他们坚决要求入社，又不好拒绝。他们入社后，由于合作社尚在初创时期，有的还不能较入社前增加收入，有的感到不如入社前自由自在，有的虽也增加了收入，但又说贫农增产主要是沾了他们的光，说他们自己入社“好像长蛇游进竹筒，进退两难”。第二、合作化头一年，干部都缺乏办社经验，有些宣传说得不切实际；要求过急过高；经营管理上对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注意不够；有些社对勤俭办社注意不够，头一年基本建设搞得过多；使一部分社员感到控制过紧，零用钱困难。第三、年终分配工作迟缓，许多社员说：干了一年，究竟能分多少东西？大家摸不着合作社和自己收入的家底，引起一些不安情绪。第四、还有约占总农户15％的农户，因原来家底很薄，或因人口多、劳力少，或因遭受临时灾害等等，入社后生活也还有不同程度的困难。这些困难户合作化以前原就存在，合作化以后解决了一部分（“五保”户、“三定”户等），但是还有一部分困难户。对此，领导上预计不足，缺乏及早安排。第五、有相当一部分干部作风不够民主；办了一些外行事，如有些地方打井和技术改革不从实际出发等。这是农民最有意见的。第六、个别干部确有违法乱纪现象，引起有些地方社干和社员关系紧张。采取四项具体措施解决合作化中的问题根据上述调查分析，山东各级党政领导从去年10月以后，就按照中共山东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的部署，采取了如下几个主要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一）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各地都召开了县、区、乡、社干部和积极分子大会，通过传达中共“八大”决议精神，总结当地一年生产、办社经验，肯定成绩，指出缺点，支持干部和群众坚决办好合作社的积极性；结合整顿干部作风和总结介绍民主办社及勤俭办社的典型经验，提高干部领导水平；并有分别地处理了个别违法乱纪分子。（二）从去年11月以后，各级党政领导集中力量抓合作社年终决分，在分配中一般都执行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合作社的扣留连农业税在内只能占总收入的30％—40％，社员实际所得应占总收入的60％—70％的基本原则和按劳取酬原则。现在全省合作社的全年决分工作大体上已经搞完，只剩一些遗留问题，正在继续处理中。（三）对占农户15％左右的困难户，各地在去年年终分配时，除灾区加强全面生产救灾工作外，在一般地区采取了不少照顾办法，其中根本的办法是：把困难户分配到各生产队里去，由各生产队从安排全年劳动中加以照顾，包给他们一些可干的轻活，并根据劳动能力固定他们全年应做劳动日，给以较高的工分，鼓励他们积极劳动。这个办法今年都在普遍推行。个别基础较好的社在开始试行进一步的办法，即在订出全年的生产计划后，接着搞成本核算、劳动定额和包工包产，订出全年的用工方案和预分方案，各户全年干多少工，分多少粮款，在确定定额和包工包产时就大体定下来。对收入少、生活可能发生困难的户，就及早从劳动上加以安排。我们相信，在一般年景下，依靠合作社这一优越制度，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农村最后一部分困难户的问题，将会逐步地得到彻底解决。（四）在合作社全年决分一解决，党政领导紧接着全力抓生产，抓今年增产和增加收入的计划，抓包工包产，进一步建立生产秩序，具体组织生产行动。经过上述措施，现在全省合作社已经初步巩固下来。总之，从山东农村情况来看，总的说来是很好的，但问题和缺点确实不少，有的还相当严重。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共山东省委在上月下旬召开了有全省县委书记参加的第四次委员（扩大）会议，根据党中央在2月间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来求得进一步巩固农业合作社和争取今年农业的全面丰收；并提出争取在三年左右（从今年起）农村平均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达到七百斤，农副业总收入达到七十元，把全体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提高相当于富裕中农的水平。目前大家都在满怀信心地为实现这些要求紧张的工作着。农民的生活不是不好了，而是好多了这里我反映一下山东农民近年来尤其是合作化后一般的收入和生活状况。我举这样几个实例：今年春节期间，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有七个干部回家过春节，他们在家住了一个多月，调查了自己家庭和亲邻共计十九户社员的收入和生活情况。这十九户中有十户老中农、四户新中农和五户贫农。他们在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每口人的平均收入是五七点六四元，平均消费额是五四点三三元。1949年的平均收入是六九点四九元，平均消费额是六五点四九元（1936年和1949年的金额都是按1956年实物价格折算的）。而在去年，每人平均收入是七三点三六元，比1936年增长27％强。每人平均消费额是六八点一六元，比1936年增长25％强。在十九户农民中，1956年收入和消费额都比战前显著增加的有十五户；收入增加、消费额略为减少的有一户；只有三户因为人口增长太快，或是战前因雇人劳动，入社后又丧失了劳动力，而收入、消费都有减少。这里我简略谈一下省委办公厅秘书景如琴同志回家了解的情况。他家在莱芜县香山区赵嘴村（山区），是上中农成份。他回家前，家里不断写信向他诉苦要钱。他到家时，他的哥哥、前后院的婶子和大娘，一见面就众口齐声地说：“入了社，遭了殃，每人三百六十斤口粮，一甕子还不满，好就吃过正月，春天非扎着脖子不行，跑不了挨饿”等等。但是过了几天，家里准备了酒菜请他吃饭。他问：“家里这样困难，还弄这个干什么？”他哥哥才说：“实话告诉你吧，咱去年分的粮食旧历10月才开始吃，10月以前吃的是陈粮，每人口粮不是三百六十斤，是五百斤。你放心吧，保险够吃的。”他全家七口人，生活原来过得很好，1956年共买布一百七十尺，每人平均二十四尺，而1936年每人平均只二十尺，1949年每人平均只十三尺半。过春节时自己宰了一口猪，七十多斤肉，除送人十斤外，全部自己吃了。零用钱从来没有断过。烧柴确有些不足，但有个煤炉子，也没有困难。景如琴同志问他家里： “生活这样好，为什么还诉苦说困难呢？”他家人说：“别人比咱好的都说难办，咱为啥不说困难呢！”又说：“大家叫苦，都是想叫上级再多给留点粮食，多照顾一点；有的是怕露富，怕向社里投资。”类似这样的户，在该村一百零四户中约占20％。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莱芜县一地所独有的，它对于其他各地都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其次1956年底，我们调查了六十三个县（市）、七百九十个农业合作社、三万户入社农户的收益分配情况，据已审查的二十四个县、三百七十二个社、一万零三百六十户调查材料的基本情况：总收入二千一百四十四万七千六百四十一元，其中交纳国税占总收入的8.07％，生产费用占27.71％，管理费用占0.42％，提存公积金3.44％，提存公益金1.14％，劳动报酬54.88％，生产资料报酬3.73％，其他支出0.61％（按：这三百七十二个社的分配中，合作社的扣留还是过紧了一点）。粮食每人平均占有量全年六百零七斤，比1955年每人平均占有量（五百五十九斤）增加8.6％；每人平均实分粮食四百二十三斤。这一万零三百六十户社员中，比去年增加收入的占69.7％，不增不减的占10.5％，减少收入的占19.9％。减少收入的主要是富农和原来的上中农。再次去年12月我亲自在历史上非常贫苦的费县（山区）了解，全县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1953年为四百一十六斤，1954年为四百六十七斤，1955年为四百七十一斤，1956年已达到五百七十一斤。这个县过去很多农民用糠菜当饭，现在可以全部吃粮食了，虽然还包含不少粗粮。我在临沂专区（这个专区农民生活水平在全省是较低的）还访问了七个社（平原、丘陵、山区的都有）二十三户农户（原来的贫农、中农都有）共一百三十人，总收入折合现金全年平均每人五十八元。莒南县山区石泉湖村，过去是一个很穷的村，1956年全社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八六点六六元。此外，对于物资供应的紧张问题，我们也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全省平均每个农民的购买力，据统计1949年为一一点九四元，1953年为二二点六八元，1954年为三三点七元。全省几项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情况：猪肉——1952年为三千五百零六吨，1956年为四千六百七十二吨，增加了33.27％。食油——1952年为三万一千六百一十三吨，1956年为九万八千一百九十七吨，增加了210.62％。棉布——1952年为五百七十五万匹，1956年为一千四百三十八万匹，增加了150％。煤炭——1952年为一百七十六万吨，1956年为五百二十万吨，增加了194.16％。很显然，供应紧张的原因不是物资供应的数量减少了，而主要是中共“八大”决议所指出的“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广大人民消费需要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消费资料生产增长的速度。很多农民过去纺土纱、织土布，现在改穿细布、好布了。临邑县五星农业社的妇女这样反映：做件上衣得三天，如果参加社里劳动，三天至少几元钱，几乎可买一件上衣。因此，她们不愿自己织布做衣服了，市场上的衣服也就供不应求。这个社五百一十九户，过去洗衣服几乎全是用灰水，现在大部分用肥皂。很多社员买了卫生衫裤，有些妇女还要求供应小脚的毛袜子。老年妇女和小孩戴的帽子，过去农户都是自己做，现在很多都是购买的。青年人很多戴“干部帽”。很多社员购买质量较好的花瓷盆、热水瓶等等。这个乡的供销社门市部，1956年销售袜子二千二百五十三双，比1955年（销售一千零二十二双）增加了120.4％；毛巾销售了一千四百七十七打，比1955年（销售七百二十八打）增加了102.8％。莒南县石泉湖这个仅有四十二户、二百零二口人的山村，1955——1956两年，就新添棉被八十多床，胶鞋、球鞋一百二十双，竹壳热水瓶三十一个，手电筒十五个。

当然，某些物资供应紧张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有关系，个别地区也曾发生过某些不应有的人为的紧张，但是，这仅仅是次要的。今后供应工作需要很好的改进，但是某些物资的紧张情况仍然是难于完全避免的。因此，我们认为关键在于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正确了解这一情况，从而努力增加生产，发扬我们勤俭朴素的优良传统，厉行节约。只有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广大群众生活消费的需要才能逐步地得到改善。以

上是我提供的几点情况和我对这些情况的看法，是否有当？请大家批评指正。

1957年3月12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