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宋尚节的讲道如两刃的利剑，刺透人的心肠肺腑；王明道的讲道有如大锤，打碎人里面的一切刚愎自恃；而杨绍唐的讲道，却像清晨的甘露，滋润人心，供应灵命。

特别是杨牧师明显有牧养群羊的经验，所以史家称他为“虚怀若谷，德高望重的一代名牧”。

笔者虽未直接受教于杨绍唐牧师，但青年时的密友，曾就读于杨牧师的神学院，每逢假期返里相聚，间接领受良多。另从杨牧师的文字著作中，也多次洒泪倾读。

当我高中毕业奉献蒙召时，曾一度定意去杨牧师任教的神学院受造就，但时值“红色风暴”席卷全国教会，顾仁恩在北方被逮捕，吴耀宗在基督教里趁势掀起“控诉潮”，于是，史无前例的传道人之间的互相揭发，彼此控诉的浪潮，冲击到全国教会和一切基督教机构。中国教会进入了火的洗礼时期。

苦难动摇和拆毁了一切没有属灵实际，徒有外表形式的宗教活动，同时苦难也在教会里引起了剧烈的分化，许多大牧师，神学院院长，“前面的弟兄”，纷纷跳上讲台，声嘶力竭地控诉同工，揭发弟兄，表白自己的立场坚定，走向“革新”之路；而被他们控诉的人，则从教会里，从神学院里被开除出去，多人被捕入狱。这种分化是教会道路的分化，是背道路线与护道路线的分化。这种局面，彻底破灭了我头脑里想读神学的欲望。因为很明显，在这种形势下维持有形的神学院，必然走变质的道路，实际失去受造就的意义；而不变质的神学院是无形的，十字架苦难的实际生活，这是最好的造就！这不是个人的偏见，在当时一大批青年基督徒，奉献蒙召后，并没有投身进入神学院，却蒙神亲自带领，去经历圣灵与火的洗礼！ 既清楚爱我们的主堵塞了所有去神学院的路，于是只有在念一般大学的同时，在课余时间自修神学。

当时，杨绍唐牧师的著作被这些青年蒙召者列为自修神学的重要书籍。自然，他们也极其关注像杨牧师这样教会领袖们的处境。 中国教会史上的所谓“教难”（例如“义和团”运动）是公开的迫害，信者杀，否认者存。这种逼迫虽凶，但对教会的摧毁程度较浅，时间也较短，但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在中国教会史上出现的这场教难，时间之长，程度之深，手段之巧妙，杨绍以及逼迫者用辞之冠冕堂皇，都是空前未有的。在这种形势下，精神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对一些陷于事务性忙碌中的传道人，信心灵眼稍一昏花，就会感到前途渺茫，失去重心，重工作过于重真理原则，用人的手段替神的工作寻找出路（实则是替自己寻找出路），再加上外来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等等手段，这一切内在和外在因素的作用，在蔓延全国的控诉潮中都集中的表现出来。

自然，杨绍唐牧师也不能幸免。他被控诉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因为他与戴德生创办的内地会有较密切的关系。 是控诉还是缄默？这在当时中国基督徒面前，特别是在传道人面前，鲜明地摆着两条不可调和，不得兼顾的路线，而且是个不可回避的现实。 杨绍唐牧师暗中找到一位内地会的同工，倾诉了他的苦衷，表明他会被迫登台控诉了。他终于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并延此路走下去。所以在后来形势越加紧张的时候，作为“上海乌鲁木齐北路聚会所”负责人的杨绍唐牧师，进一步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迫参加了“三自会”。

于是，杨绍唐牧师被列为全国三自会领导人之一。 但是，杨绍唐牧师在人前的表演是违背他明明知道的真理原则的。他的苦衷在于他整天过着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生活。杨牧师内心苦极了。这一点也非笔者所臆测，仅举一实例：

一九五四年夏的一天，杨绍唐牧师受命于宗教事务部门及三自会，去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说服被他们认为眼中钉的死硬派王明道出来加入三自会。因为杨牧师从前曾和王明道有较深的情谊。那天王明道接待了杨绍唐牧师。 入座后，杨牧师实在难以启口，因为这不是口是心非的地方了。王明道知其来意，却以诚相待，开诚布公地阐明教会不应该与新派混杂的三自会联合，这是圣经的真理与属灵的原则。维护教会的贞洁纯属信仰，决非宗派之争，更非政治问题。王明道也本着爱心指出杨绍唐牧师在教会道路上的错误。杨牧师不但没有进行说服，反而在王明道面前痛哭流涕，似乎他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有真情流露的可能。他向王明道坦率地承认说：“你走的路是对的，我知道自己走错了，但是，我现在是陷进去，不能自拔了。” 这就是杨绍唐牧师参加三自会的真实情形。如果他内心认为自己走的路是对的，为什么他不向王明道表白说明？为什么他要痛哭流涕自责悔恨？如果他这种自责悔恨不是真情流露，又有什么必要在当时已为众矢之的的王明道面前装假？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亮光和自己生活脚步的矛盾所致，也是他内心受圣灵责备的表现。 

三自会利用杨绍唐的名气，装饰门面，愚弄海内外信徒，这对杨牧师本人来说，是一种难言的苦衷，而对三自会本身来说，实在也是一种可笑的讽刺！这也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暴露出来人性里面软弱的一个悲剧！ 

一九五五年夏，“三自会”一伙在“彼拉多衙门”外的喊叫得了胜，终于将王明道等人以及各地一切不与他们同奔悖道之路的弟兄姐妹们送进了监狱。抵挡神的人们为三自会庆祝胜利，赞扬他们的“合用”；但是杨绍唐牧师自己知道，从此以后，他们这些“传道人”，除了每天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政治性活动以外，还有一丝属灵的工作吗？完全没有了！传福音、培灵、造就……等等，一切正常的教会生活，统统消失了。礼拜堂唯一的功用，就是向还不肯离弃的教徒进行思想教育的地方。如果说礼拜堂还有别的什么用途的话，那就是把它租借给社会上开会、演戏，最后终于关门，礼拜堂的牌子摘下来，挂上“XX工厂”“XX医院”等等这就是他们工作的目标。 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或“第四批肃反”）时，杨绍唐牧师终于被批判斗争了，和贾玉铭牧师一样，推完了磨，自己被推上了被告席。但遗憾地是杨牧师没有勇气公开宣布自己走错路的苦衷，更没有勇气在脚步上回到正确道路上来，他现在是欲哭无处了，因为史家胡同的基督徒会堂被没收不复存在了，王明道也被杨绍唐所投入的三自会控告收押在监了。的确，杨牧师的心灵都受到了极大的痛苦。 教训是什么？ 经言：“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雅各书四章4~5节） 为圣灵所使用的器皿，和被世界所控诉所驱使的工具，岂能并立！ 文化大革命初期，“三自会”的牧师们也被列为“牛鬼蛇神”而在劫难，因为他们平素赖以投靠的靠山也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整个的民族都陷入浩劫之中，上自中央领导人，下至黎民百姓，都在受苦，但在神的眼光中，这些苦难都是一样的吗？都能算是为主受苦吗？都有同样的属灵价值吗？当然不能！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政治上派系斗争的反反复复，许多高级干部也受了许多苦，甚至丧生，有许多曾公开辱骂和逼迫基督徒的人，在所谓的“路线斗争”的反复中，甚至比从前他们加给基督徒的苦难还要厉害，我们能说这些苦难都是为主受苦吗？同样，“三自会”一伙人，除了极少数高层领导人（如XXX主教）在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被“特殊保护”起来以外，大部分也都和他们的主使者处长、局长一起东山再起，重登宝座，重操旧业，这能和那些几十年一直为主的真道坚贞不屈，忍受苦难，直到现在仍然忍受大争战各样苦难的基督徒相提并论吗？ 看见一个人受苦，作为基督徒是应当寄以同情的，但不能由于同情他的苦难而把错路说成是正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我们万不可忘记，教会里既有爱，也有公义，教会若没有公义，没有真理，没有道路，就失掉了神的见证，成了世俗上无原则的爱，这不是神的爱。神的爱是以公义为基础，神的公义里彰显神的慈爱。十字架所显示的不就是神的公义和慈爱的集中统一吗！ 

杨绍唐牧师晚景凄惨，令人叹息惊异！我们获得的消息是在一九六六年冬，时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的一个风雪天，杨绍唐牧师作为“牛鬼蛇神”被强迫在弄堂里扫雪（上海的小巷子称为弄堂），被一个“红小兵”一推，摔倒在地心脏病发作，当时正是红卫兵运动的狂盛时期，医院对来就医的病人都要进行“阶级分析”，作为“阶级敌人”是专政的对象，医院不予抢救。杨绍唐牧师就这样一跌不起，猝然离世。 毫无疑问，杨绍唐牧师末后的一段路，向我们提供了又一个例证：那撒旦一会如何软硬兼施，威胁利诱来毁坏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 但是，笔者执此拙文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将杨牧师末后这一段真实的经历公之于众，成为一个有益的见证，为自己的背道寻找掩护与借口的人，是何等愚拙，是何等欲盖弥彰。和贾玉铭老牧师的见证一样，不能成为三自会的支持，恰恰成为三自会背道的有力反证！ 杨绍唐牧师虽然已经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说他活着时不敢说的话，用他流露的内心苦衷﹑失去属灵工作﹑失去群羊的苦衷，说出对那些盗用他名义者的批判！ 想到这里，笔者仍愿表达对这位“虚怀若谷德高望重的一代名牧”的敬意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