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冠元

周信芳是在中国（共）一边骂美帝一边把孩子送到英美的先驱其下场是...

狄冠元 (2024-11-30 18:16:50)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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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听什么| “红”段儿阅兵

Original 戏知编辑组戏知 2016年07月19日 07:17

编者语：恰巧，火红的七月，是多国建国建党的日子，充满了革命的气息，戏知也来“红”一把！奉上诸多“红”段儿，供小伙伴们一听！小编们也边听边写了唱词，有写错和听不出的地方，小伙伴们多多包涵，也感谢指正！

,24分钟

戏词部分的“○”表示不明字

娄振奎：

坚决拥护周总理声明

反对美帝野兽行

纸老虎到处他胡乱碰

一心想发动侵略来战争

解放台湾本是我国主权与内政

怎能容帝国主义挑衅乱胡行

六亿人民一起来行动

为保卫我国安全、世界和平、坚决与它作斗争

正义的力量，它碰也碰不动

大战来时，我们大家将它一扫而平

李少春

美帝豺狼休逞强

强霸台湾为哪条

金门马祖是我国的卫海岛

你要想干涉霸占办不到

美帝国行为如海盗

到处侵略把战挑

需知道中国人民力量大

绝不会被你来吓倒

你那种流氓面目纸老虎

朝鲜的教训你要记牢

你若是执迷不悟，不听警告

定然是玩火自焚命难逃

高百岁

党领导执红旗吹起了前进号

鼓起了工人阶级各逞英豪

为国家创造了无价之宝

奋勇向前志气凌云霄

武汉的长江大桥建设好

管状施工设计高

填平了长江天堑使它成为大道

帝国主义哪个敢把中国来小瞧

还有那江南造船厂把五千吨轮船来造好

同志们自己行动响应党的号召

他们把多、快、好、省政策贯彻了

一概地缩短时间

把四只大船同时下水槽

总路线是灯塔光芒万道

方显得劳动人民力量强大智谋高

这都是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得好

眼睁睁社会主义、美好的生活就在今朝

张君秋

解放澎湖与台湾

中国人民有主权

台湾本是我领土

不与美帝有相干

美帝胆敢来侵犯

六亿人民的铁拳

把美帝消灭在海里边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张君秋

全国人民齐歌唱

毛主席的红旗闪金光

跃进之声震天响

万马飞腾奔前方

工农弟兄们智谋广

丰产钢铁与食粮

炼钢突破千万吨

每亩超过万金粮

全民都来办工厂

人民公社遍四乡

毛主席共产党

引导我们走向天堂

共产主义现曙光

周信芳

美帝逞强暴

人人心中怒火烧

侵占台湾澎湖岛

还替蒋邦硬撑腰

说什么金门马祖是前哨

分明是干涉内政故阻挠

周总理发出声明提警告

充耳不闻为哪条

它若是执意行霸道

睁开双眼瞧一瞧

小麦产量美国赶上了

钢铁要把英国超

这才是共产党英明领导

欣欣向荣步步高

倘若他一意孤行敢胡闹

惹起了六亿人口怒冲霄

这才是自作教唆自己讨

管叫他葬身海底命难逃

周信芳

美帝好战忒阴险，策划战争罪滔天

假借和平把人民欺骗，瘟神○○诡计多端

全世界燃起了反美合约

漫山遍野势燎原

走狗奴才军溃散

那瘟神好一似○○之树丧家之犬心惊胆寒

中国领土不容侵犯

定要将美帝赶出了台湾

万炮齐发无限○○

六亿人民力量无边

血债必须要清算

全力粉碎侵略集团

我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

继续反帝力争先

眼看东方红日现

迎接那新的胜利并肩向前

戏知

理性进步，智识京剧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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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丨周信芳小女：有些伤痛，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

周采茨新三届 2021年03月04日 10:03

原题

有些伤痛，

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

作者：周采茨

周信芳先生

当年的上海滩，大名鼎鼎的京剧名角周信芳与上海上流社会的千金小姐袭丽琳，从私订终身，到生死相随，成就了一个流传甚广的爱情传奇。袭丽琳用她的智慧与强干，扶持着周信芳走上京剧大师的地位；后来她把家里的5个孩子一个个“赶”了出去，直至生死相隔都未再相见，却让他们成功地避开了那场灾难。

作为周信芳最小的女儿，13岁时周采茨就开始了一个人闯荡世界的生活，诸多苦楚与辛酸，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基因让她从不轻易屈服。后来成为香港资深电视制作人的周采茨现在定居上海，热心于慈善事业。“我们和父母都被伤害过，但我们不做受害者，这也许就是家训吧！”周采茨说。

周信芳小女儿周采茨

最后的告别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想起妈妈当时最爱念叨的一句话：“迟早有个大的搁头。”这是上海话，也就是迟早有个过不了的坎的意思。妈妈总觉得会一个大风波来，把我们全淹掉。我后来想，妈妈真的很怪，她怎么就有那么敏感的直觉呢？

1959年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妈妈通知我：一周后我将踏上到香港的火车。那一周，妈妈开始考验我的礼仪规矩，比如怎么使用刀叉，怎么待人接物……跟往常一样，爸爸也是在我出发前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妈妈把我领到他的书房，说：“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爸爸听了，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叮嘱一句：“乖一点，要好好读书。”

我想妈妈那时已经从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有了不祥之感了。那时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可以说非常优裕：家里两辆车子，一辆是专门给我大哥开的，另一辆由专门的司机开，我上学时有一段时间还用这个车送我，被同学贴了大字报之后就不敢了。我家的生活条件，在上海也是数得着的，妈妈总是担心有一天被斗上门来，后来的事情也证明，她的担心没有错。

离开家那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觉得自己像哥哥姐姐一样，迟早要出去读书的。妈妈派了家里一个秘书陪我坐火车从上海到了广州，再转车到深圳。从深圳出关到香港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把妈妈给我头顶上挂着的一大堆珠宝全部扣了下来，转寄回上海，而只允许带3元港币进入香港。

1966年初夏，我对已经呼啸而至的一场政治大风暴毫无预感，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回上海看看爸爸、妈妈。之前我并没有提前通知他们，我坐着三轮车到了家门口，按了门铃。开门的惊讶地大叫一声：“四小姐，你回来了！”当时妈妈正在楼上睡觉，听到这话吓了一大跳，赶紧下来看我。妈妈把我安顿在他们的房间，在他们的床脚边弄了张帆布床，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而时隔7年再见到父亲，他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仿佛更加沉默不语。

可是这一次回家，感觉妈妈有点“怪”。她吩咐我不能下楼，不让我出门。可是有一天，我妈妈先拆看了我来自香港的信，才把信交给我，我生气了，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妈妈说，她是怕没有经验的我，在外面受骗上当，被别人利用当了特务。有一种直觉告诉我，这里的气氛已经变得令人不安。

3个星期后，上海京剧院的党委书记找上门来，劝我马上离开上海。她可能觉得我是从香港回来的，运动来了，多一个人比较麻烦。于是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在大暴雨来临之前慌忙飞走。

这一次告别，他们依然没有远送，只是在房门口和我道了别。爸爸还是沉默不语。我心中已充满了不祥的感觉。几天前，妈妈把家里好多东西都烧掉了。那时已是6月份了，天气很热，但妈妈还是点起火炉，我们俩整整烧了一晚上。妈妈又跟我说，她怕火葬，要我们给她买木头棺材。她又怕家里的钱将来全没收了，所以要我们存好这一笔钱，到时给她买好一点的木头——没想到，这一次，真的是最后的告别。

周信芳怀抱儿时的周采茨

短暂的安宁

爸爸经常说，妈妈就像个老猫一样，把小猫一个个地含着出去的。大姐采藻是家里第一个走的孩子，1947年她到美国读大学；之后是三姐采芹和小哥哥英华。到上世纪50年代末，就慢慢走光了，曾经热闹又幸福的一个大家庭其实永远成了过去。

对爸爸来说，1950年代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光。新中国成立后，爸爸曾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1955年起，又担任上海京剧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前他虽有事业，但唱戏的是没地位的。他有事业有地位有权力后，也有扬眉吐气之感。

其实，爸爸很早就与左翼人士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多有往来，他与田汉、欧阳予倩等都是好朋友；爸爸并不仅是一个京剧演员，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才子，编和导都非常出色，对很多社会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所以爸爸也一直被视为文艺界进步力量的代表。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党组织派熊佛西跟爸爸联系，他们两人一起去做梅兰芳等人的工作，要他们留在大陆，爸爸本人则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爸爸还有一个非常朴素的理由：作为一名京剧演员，观众在这边，他就要留在这里。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这几乎也是整个文艺界的最高荣誉。

爸爸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的新政权。1953年冬，他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副总团长，1956年，率上海京剧院访苏演出团赴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演出，忙得不亦乐乎，但他整个的心境，都是非常愉悦的。

对年幼的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写入党申请报告那段时间。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他很真诚地要向组织交代他的过去，为了郑重起见，还请了专门助理来写。我们家楼下的客厅，平常很少有人去，爸爸和他的助理就搬到客厅里整理材料，我印象中两个人一起写了很久。我妈妈唯一关心的是，爸爸交代里有没有其他女人，爸爸的助理就抱着文件，不给妈妈看，想起来也蛮好笑的。

我印象中的爸爸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在屋后汽车间上面，有个很大的房间，是爸爸的书房，如果家里来客人，他就带到书房，在里面舞文弄墨，谈论戏艺，我印象中还见过巴金和田汉。爸爸只读过两年私塾，但是他非常刻苦，他的很多知识都是靠读剧本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我记得小时候我还特地拿出一本字典考他，很多特别难的字他都认得，这也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的。

在舞台上，任何事情爸爸都要想尽办法做得比别人难度更高，他的靴子比人家高，袍子比人家长。其实我爸爸后来的声音有一些沙哑，但是他却把这个缺点，变成自己的特点。在我看来，这是他最有能耐的一点。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爸爸能红是靠真本事。放在今天，以他的性格，其实根本就红不了的。爸爸有时显得比较木讷，他本人并不能言善道，又非常清高，从不收红包——那个年代，这样的演员极少。爸爸在舞台上非常有魅力，那时候看上他的贵妇人很多，甚至有人把金刚钻戒指丢到台上，但是爸爸想尽一切办法躲得远远的。这种东西叫人家拿回，人家也会很难堪，爸爸就把它们全捐掉。这也是我妈妈很敬重爸爸为人的原因。

周末，我会去看爸爸演戏。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唱过的很多传统的京戏，比如《斩经堂》《徽钦二帝》都不能再演了。那时流行的是有很强政治意义的《十五贯》，全国都在演，爸爸也不例外。还有一部是《义责王魁》，他演家丁王中，斥责那个负心汉状元王魁，这部戏可能比较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也是爸爸后来常演的戏之一。

一般人都喜欢看花旦青衣，但我从小就喜欢看老生，喜欢大嗓子的戏。对麒派这些演员，上海人从30年代起就很追捧他们，爸爸的戏也很普及，那时候拉黄包车的人都会唱。对麒派的热爱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都没有停过，那时候每逢有爸爸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便宜的票有便宜票的观众，前面的票子有前面票子的观众，大家坐在一起看戏。大约我10岁那年，有一次看爸爸演的《清风亭》，虽然我小，但我也能看得懂了。因为入戏太深，我在台下呜呜大哭起来，哭得台上的师傅鼓都打不下去了，最后还是我自觉地走了出去。

周信芳夫妻

传奇之恋

平时很沉默寡言的爸爸偶尔喜欢开个玩笑，他说，曾经幻想娶个外国女人，做个官，结果是娶了半个外国女人，做了半个官。

我对妈妈记忆最深的就是她的美。我懂事起，每当妈妈牵着我的手，走在路上的时候，还是会经常吸引不少行人的目光。1961年她到英国探望三姐采芹，跟着姐姐一起出席了一个晚会，很多见到她的人都被她流利的英语和典雅的举止所倾倒。超级大明星加利·格兰特当时也在，他第二天专门打电话来，邀请妈妈去参加他主演的新电影的首映式。

爸爸与妈妈的恋情，当年曾轰动一时，后来还有人以此为蓝本拍了电视剧。是的，他们的爱情故事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个传奇。

我的妈妈裘丽琳生于一个大户人家。外公裘仰山是浙江绍兴人，后来在上海专门与洋人做茶叶生意。妈妈8岁那年，外公就去世了。据说当时他的墓地建得特别大，长500米、宽60米，墓前还有两个专供人祭拜的区域，不过后来被毁掉了。我从小就听妈妈念叨外公的墓地有多大，但我对此一直将信将疑。几年前我到绍兴，问起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说：我小时候也见过裘仰山的坟，有1里多长。

我的外婆玛丽·罗丝，是一个苏格兰裔海关官员娶了松江一金姓女子之后生下的混血儿。外婆虽然有一半的苏格兰血统，鼻子又高又尖，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裹着小脚、穿着棉袍子的外婆完全是一个中国老人的形象。

苏格兰太外公死了之后，外婆继承了一笔不小的遗产。因为她从小自己有钱，而不是靠夫家来的钱，用今天的话来讲，我觉得我的外婆是一个很阔又很有性格的人。她结婚后，夫家的钱她用在儿子身上，她自己从娘家继承的钱她全用在两个女儿身上，我姨妈家的表姐后来到牛津去读大学，都是用外婆给的钱。

妈妈是裘家的第三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女儿，非常受宠。小时候在乡下，除了一个洋娃娃是她从外面自己带回来的之外，其他的玩具，她想要玩什么，就叫木匠给她做什么样的。她甚至还设计图纸，让木匠给她做了个小马桶。妈妈后来到教会学校住读。

长大后，妈妈被外婆送到上海一个天主教的寄宿学校读书。学校中的课程以英文为主，中文和法文不过是作为第二和第三语言。在教会学校读书也要学会很多规矩，妈妈的自理能力很强，也很有主见，在学校里有时候跟嬷嬷、修女吵架，她也都会占上风。

用古今的眼光看，妈妈都是当时上海社交圈里名副其实的名流，后来也有人说她是“首席名媛”。她穿着时髦，烫着最流行的发型，跟着她的哥哥裘剑飞参加城里有钱人和外国大班举办的聚会，出入各种社会场所。不过，那时的社交跟现在不一样，出门的时候不可能是自己一个人出去，而是有两个丫头随时跟在身边的。

妈妈是在看爸爸的戏时，一眼看上他的。那年她才18岁，从这第一眼起，她的心里从此便只有这一个男人的影子。妈妈煞费苦心地在学校里搞了一个慈善筹款会，用这种方式把爸爸冠冕堂皇地请了过来。那时候，文艺界人是不被邀请到这种地方的。妈妈爱得很执著。

他们的阻力当然非常大。从社会地位上讲，妈妈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尽管“麒麟童”名声再大，但他终究不过是一个“戏子”，妈妈的地位远远高于爸爸的。而且那时爸爸还有一位原配妻子，为了避人耳目，他们有时候会选择在坟场约会。

但是他们的恋爱最终还是被小报记者发现了。外婆非常生气，她一方面把最宠爱的小女儿软禁在家。一方面马上张罗给她做媒，在天津相中了一个大户人家，还收了人家的聘礼。

有一天晚上，趁着家人看管懈怠，妈妈穿着睡衣趿着拖鞋溜出了家门，她坐上黄包车先去了她的好朋友家，好朋友找到了爸爸。当天晚上，爸爸带着妈妈逃到了苏州。后来的很多事情我都是听姨妈的女儿告诉我的，她说你妈妈真厉害，跑出家那天一个包裹两个丫头，私奔还带着丫头。

裘家发现“三小姐”不见了，有说法是我的舅舅裘剑飞马上拿了一支手枪带人四处寻找。他后来在火车站偶然听说周信芳带人去了苏州，他又带着人马连夜赶往苏州。据说当天晚上真的是翻遍苏州城各大旅馆，但一无所获。原来爸爸把妈妈藏在一个僻静干净的小客栈，登记时用的是假名。然后爸爸当夜又赶回上海，因为第二天还有他的戏——我后来经常想，我爸有些时候真的很“木”，可在关键时刻又很机灵。

裘家勃然大怒，他们登报公开声明和裘丽琳脱离关系。妈妈给外婆写了好几封请求宽恕的信，但毫无回音。另一方面，裘剑飞又四处扬言绝不放过周信芳。妈妈只好用另一种方式寻求保护，几天后，上海的好几家大报在同一天登出了某著名律师的启事：本律师受聘于裘丽琳小姐担任其法律顾问，本律师的当事人已经成年，依法享有公民权利，任何人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权益，否则本律师将依法提起诉讼。这样事情才慢慢平息下来。

外婆后来还是原谅了我妈妈。我记得我6岁左右，外婆有一次到我们家里。那时候很流行租公寓，妈妈就在现在的衡山宾馆租了两套打通的公寓。妈妈跟爸爸住一个主卧，我跟外婆住另一套连卫生间的主卧。房间里有一台收音机，她要听说书，我要听儿童故事，我们两个就为了这台收音机吵架。

相依相伴

我后来听表姐说，其实在苏州躲了两个星期后，妈妈就回来了，他们在上海租了弄堂房子住了下来。

上海滩上鱼龙混杂，唱戏的人地位低，又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本是大户小姐的妈妈从此跟着爸爸过上这种生活。妈妈经常跟着爸爸到戏院，她很快就对戏班子的财务制度产生质疑。爸爸虽然很红，唱戏场场满座，可是他自己却拿不到几个钱。因为那时候是包银制度，也就是说，戏院给你一笔钱，需要钱的时候，就去戏院支钱。那时候奶奶喜欢赌钱，她经常去戏院支钱。爸爸又很孝顺，钱被我奶奶支走了，没钱怎么办？他就当东西。爸爸还有一个班底，揭不开锅了，跟我爸一说，爸爸回答：钱我没有，这个行头箱子里，晚上我要穿一套演出，其他的你随便拿一套去当好了，当票拿来。所以妈妈后来跟我说：“我跟你爸的时候，他袋袋里什么都没有，就是当票。”所以妈妈要慢慢地把他的当票全部赎回来。

妈妈找到戏院老板，跟他们“谈判”，要求从票房里提成，要分红——妈妈后来跟我说，“和戏院三七分账，就是我发明的”。妈妈还直接告诉对方，钱的事情以后我裘丽琳管，你有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我。

其实妈妈的这股冲劲当初也惹恼了不少老板。妈妈后来学得聪明了，私下里跟方方面面的“老大”磕头赔罪，等麻烦都了结了以后才把这事告诉爸爸。而爸爸还真的领到了剧院的分红——不再是纸票，而是金条。后来，他们还租下了自己的剧院，爸爸是主演兼经理，妈妈负责财务。妈妈，这位大小姐，后来变成了特别精明的一个女人。外界喊她“铁算盘”。

现在想起来，我仍为妈妈那份爱的执著而感动。一直等到了我的三姐周采芹出生以后，他们的婚姻才被世俗承认。他们的婚礼在上海最著名的一个饭店里举行。妈妈终于披上了她渴望已久的婚纱。为了配合妈妈，爸爸在婚礼那天也穿了一件燕尾服。妈妈后来说：“我那天早上在婚礼上走出来的时候，四下里寻找你父亲却不见他的身影。原来他混在客人们中间像个没事人一样在嗑瓜子！”

周信芳先生和二女儿周采蕰女士

在外人想象中，爸爸当时的名气已经那么大了，很多事情肯定是他出面搞定。但恰恰相反，这些事情爸爸一点都应付不来，他的性格是宁肯饿死都不会开口的。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妈妈扮演了“保护神”的角色。妈妈曾随身带着一支枪，陪爸爸时常在外埠跑码头唱戏。妈妈后来告诉我：“尽管我现在记不住怎么使这支枪，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爸爸遇到什么危险，那些动作我都会在一瞬间记起来的，也会毫不迟疑地对准那些冲过来的人开枪。”

上海沦陷后，当时汪伪的特务机关“76号”找爸爸去演出。爸爸历来就不喜欢唱堂会，他觉得你要看戏，就到戏院里来看。把演员叫到家里来演，在他眼里是对演员的侮辱。给汉奸演堂会，那就更不可能了。爸爸找了借口推辞未去。有一天，吴四宝开了辆车到家里请爸爸去吃饭，之后别有用意地请爸爸去参观他们的行刑室，这也是外界闻之胆寒的地方。回到家后，妈妈立即把爸爸送到一个外国朋友家里，然后她去找吴四宝的太太佘爱珍，送了她很多珠宝首饰，包括爸爸给她的一个很名贵的首饰，最后终于过了这一劫。

爸爸和妈妈共同生活了45年，这45年里，爸爸一直是妈妈生活的全部重心。爸爸有一个生活习惯：只吃肉不吃菜。一个领导近年告诉我，三年自然灾害时，他和我爸爸一起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的会议，在一个桌上吃饭。各代表吃的都是素的为主。服务员单独给我爸拿出一个小砂锅的蹄髈，他说：各位不客气了，我吃饭了。那时已是非常困难时期，在家，妈妈还能想办法为爸爸每天准备个蹄髈。为了让他多补充些营养，妈妈也费了一番心思。那时候卫生条件不好，妈妈每天拿火酒洗过所有的东西，然后亲手给爸爸榨西瓜汁喝。

周信芳，梅兰芳，袁雪芬，常香玉，程砚秋等合影

各自飘零

从某种意义上讲，从13岁起，我就是“孤儿”了，从此没有爸爸、妈妈的庇护，一个人闯荡，面对外面世界的风风雨雨。也感谢妈妈，她用她的精明在最后时刻保护了我。

1966年6月，我像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从上海回到了香港；然后又一路阴差阳错地逃到了罗马。罗马的景色固然好，可是生计问题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想起了黄页。打开一看，上面有4家中国餐厅，第一个就是一家名字叫“上海”的中国餐厅。餐厅恰好需要个会说英文的服务员，就这样，我在餐厅当上了服务生。

大约过了一星期，有一天快11点了，趁客人来之前，我和另外一个意大利服务生在餐厅吃工作饭。这时身后有人用英文问：“Winnie在吗？”我扭过头看了一眼问话的人，回了一句：“Winnie晚上才会来，白天不在这儿。”他说：“噢，那我晚上来吧。”

我心里突然一动，说：“等一下！”我问他：“你叫Michael吗？”他奇怪地说：“是啊！”我又问：“你是Michael Chow吗？”他说：“对啊。”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满脸疑惑地说：“不知道。”我说：“我是你妹妹。”

他大吃一惊：“啊，No，No！”他当然认不出我来了，他离家的时候只有13岁，我才6岁，他怎么会知道我14年后的样子呢？我能一眼认出小哥哥来，是因为之前他在香港拍过一个打乒乓球的饮料广告。如果我没有看过那个广告，我也根本不知道他长大后的样子，我们走在街上，也许擦肩而过也认不出来。

我和小哥哥就这样戏剧性地相遇了。当时小哥哥正在罗马度假，之后连续3天我就在他住的酒店里，不停地讲。那时候小哥哥也好久没有同爸爸、妈妈联系了。他刚离家的时候，会在给爸爸、妈妈的信中约好时间，打国际长途回来。那时，在国内很难打到海外去，所以只有等着小哥哥往回打，而他的钱又不多，所以信息越来越少。关于父母的情况，关于大陆的情况，我的消息是最新的。所以我们俩人不停地讲，又不停地哭，哭得要命。

最后的“团聚”

1966年9月的一天，我记得我和我二哥两个人下午去看电影。回来时，他当时的女朋友走上来，拿了晚上的报纸，上面的头条说：“中国动乱，采芹的父亲周信芳自杀！”我们都呆住了，但是直觉让我不相信爸爸会自杀，我跟二哥说，爸爸不是那种人。可是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核实这个消息，我们在英国打电话给在美国的大姐、二姐，大家通了很多电话，但没什么结果。我们几个孩子按中国方式，在胳膊上戴了个绣着“孝”字的黑纱。

梅兰芳周信芳等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

不管是死是活，爸爸总算有了消息，但是妈妈呢？谁也不知道。1972年，二姐到香港定居，她试着用另外一个名字，往我们家的地址——长乐路188号写了封信，还寄了点钱。没想到不久从另外一个地址回了一封信，信是一个亲戚写的，信上说妈妈4年前已经过世了，爸爸还可以。从那时候起我们开始寄钱，一直寄到1975年。

我们后来才知道，让爸爸卷入灾难的，还是他的戏。1959年，周扬建议爸爸演一本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一向响应号召的爸爸很快在上海京剧院编排了《海瑞上疏》。一年后，在北京的马连良也演了《海瑞罢官》。谁也不会料到，几年后，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文章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而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上海的爸爸也不能幸免，有人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公开点了爸爸的名字，说《海瑞上疏》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

不久，爸爸很快被隔离、抄家、遭批斗，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后来干脆被投入监狱。

妈妈也必然受到了牵连。我想一开始他们两个人肯定是想不通。但是以他们两个人的智慧，他们很快就想出应对之策。爸爸就是装聋作哑，斗他什么，他都是听不见，眼睛又看不见；妈妈则是不管被问什么，她是一问百不知，所以就被别人打。

我和妈妈最后的告别前，妈妈还叮嘱我一件事：“以后但凡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无论我写了什么，都不要去做。”果不其然，母亲几个月后就有一封信，信上说要我把她在香港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的所有东西都取出来、寄回去。我后来才知道，妈妈那时被斗得很厉害，那些人说她把金银珠宝全拿到香港去了，精明的妈妈事先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而这保险箱我只在香港税务局和律师的监督下开过一次，只看了一眼，到今天再也没动过。

我后来听说是妈妈被别人用车拉到一个学校去打，真的是被活活打死的。她的肾脏被打破了，躺在爸爸的书房里整整3天，疼得透不过气来。她后来被送到华山医院，但因为是“反革命”家属，不能进病房，只能躺在急诊观察室外的走廊上。就这样在走廊里丢了两三天，就去了。那是1968年3月27日，她才63岁。

我们后来才知道，爸爸是1969年“获释”回家的，那时爸爸已经74岁了。从监狱回来，一进家门，有人就告诉他妈妈去世的消息。他听到之后并没有哭，也没什么过多的感情流露。虽然是回到自己的家，但每天还会有一个人在固定看守他，其实是软禁。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会”宣布开除周信芳党籍，又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爸爸拒不接受。后来又将结论改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来，有亲戚可以到家里来，给爸爸读读报纸陪陪他，但是他已失去了妈妈的陪伴，我们又都不在身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我知道爸爸的内心一定是非常孤独的。

爸爸是在上海华山医院病逝的。我后来看有人写文章说，当父亲的遗体被推出病房，当人们知道这是周信芳的时候，所有能下床的人都下床默默站立目送。别忘了那时候父亲身上还贴着“反革命”的标签啊，足以说明人心还没有泯灭。

爸爸去世的时候，我还在英国，我记得那天我在办公室，二哥打电话给我：“你别哭，爸去了……”这么多年来，时间和空间似乎把伤痛渐渐冲淡了，但是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才意识到，那些伤痛，其实是永远抹不掉的。

1978年8月13日，已在香港工作的我突然收到一封电报，告知8月16日将为爸爸举行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我清楚地记得，接到电报那天是个星期五，而平反大会的时间是下周一，给我的时间只有不到3天，而那时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联系还不是很畅通。但我没有半点的犹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是爸爸的追悼会啊，我一定要赶回去！

我直接找到了中国旅行社的香港副总经理，我说我一定要赶回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但我只有一个英国护照。他先安慰了我一下，说：“你不要急，我现在就打电话到深圳去。”打完电话后，他说：“深圳那边给你特批了一张纸，我叫人给你送到罗湖桥头，但是你的护照不能带进去，到了海关之后，会有人收走你的护照，换一张临时通行证，3个星期后再用临时通行证换回护照，你有胆子这样做吗？”我告诉他们：我不怕。

我就这样进了深圳，再从深圳坐火车到广州，换飞机，星期天晚上到了上海，亲戚和上海京剧院的领导都来到机场接我。所有人都非常意外，他们没想到48小时之内，我会想方设法赶回来。

追悼会当然很隆重，满屋子全是花圈，摆在最中间的，是邓小平送的花圈，而为爸爸致悼词的是他曾经的好友巴金。看着爸爸挂在墙上的照片，既熟悉又陌生，我在心里跟他说：爸爸，我终于赶回来，送你最后一程。

1995年，爸爸的骨灰被移放到上海万国名人墓园，和妈妈同葬一墓。他们终于永远地在一起了。而在各自飘零了几十载之后，这一次，我们都到齐了，我们终于和父母“相聚”了。35年后的今天，听爸爸的戏，我也终于不再掉眼泪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在天堂会再相遇的。

晚年周采茨是香港娱乐圈的“茨姑”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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