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俊宏：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

甘肃作家雪漠耗十年之功又打磨出的《西夏咒》于2010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编者在封底介绍说：《西夏咒》是一个巨大的混沌和寓言，石破天惊，却一言难尽。它有大悲悯而无热恼，有大狂欢而无贪欲，博大包容，神秘超然。作品通过对西夏岩窟里发掘的历史秘籍的解读和演绎，为我们展示了鲜为人知的西部人文景观，如诛咒术、打冤家、人骨法器、骑木驴、男女双修……历史的梦魇、现实的挤压、灵魂的求索、终极的追问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奇妙无比的魔幻世界。在文学形式和叙述方式的探索上，更是出神入化，极具特色。起初在书店见到此书时，觉得编者的介绍无不广告色彩，如“石破天惊”、“神秘超然”、“出神入化”等词语就有商业化的意味，但真正进入文本阅读的时候，我还是被作者的大气、创新和勇气所震撼，特别是震撼于他对历史真相的揭示、书写和反思。

《西夏咒》是雪漠对自我的一次“打碎”，它让熟悉雪漠“大漠三部曲”的读者有点不知所措，处于暂时的失语状态。首先，《西夏咒》在文学形式和叙述方式上和“大漠三部曲”截然不同，它是证悟了光明大手印的现代人雪漠和守护了凉州近千年的凉州守护神阿甲的神交记录，因此雪漠和阿甲便成了本书的叙述者。由于阿甲是千年历史的见证者和文化的传承者，他眼中的历史便几多沧桑，在叙述故事和历史的时候便经常禁不住发出大段议论，而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的雪漠面对血腥残暴的历史也时不时跳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一般来说，作者大量的议论性的话语是小说的大忌，可由于雪漠所采取的有点对话录式的叙述方式则不仅弥补了这一缺陷，而且成了作品的点睛之笔。其次，《西夏咒》是雪漠将光明大手印文化和大手印精神融化在小说中的一次尝试。雪漠修炼过八年的小乘禅定和十二年的密乘光明大手印，而且将他的那段灵魂历程和独特的生命感悟反映在了他的两本哲学著作《我的灵魂依怙》和《大手印实修心髓》中，这次则呈现于他的小说中，这对于不了解大手印的读者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另外，书中有关藏传佛教的传说和历史知识及藏传佛教中的一些修炼程式和修炼中的神秘体验更是鲜为人知的，如黑龙诛法、咒术（杀度）、会供和男女双修等对普通读者来说是既陌生又富于新鲜感的内容。

《西夏咒》讲述的是发生在一个叫“金刚家”的村落的诸多事情，“‘金刚家’存在的年代很是模糊，似乎是西夏，似乎是民国，又似乎是千年里的任何一个朝代”。阅读完文本后，我们又不难从“战备粮”、“救济粮”、“偷青”、“阶级斗争”、“无限上纲”、“戴高帽子”、“斗破鞋”、“王景寨劳改农场”、“一句顶一万句”、“造神”、“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等话语中把捉到雪漠所要表达的时代脉搏和气息，同时，我们也会从雪漠营造的魔幻世界中发现另一种曾经被有意遮蔽有意掩埋了的历史真相。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大饥饿是曾经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难以忘怀的一个历史梦魇，可由于我们有意的轻慢、忽视和遗忘，在一些年轻人心中它竟然成了一个传说。一个曾经饿死了4319万人①的罪恶历史竟然成了一个传说，可见我们的遗忘能力是无与伦比举世无双的。好在还有一些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在努力地跟我们民族的集体遗忘做着不屈的斗争，他们是李锐、金辉、钱理群、摩罗、刘震云、杨显惠、赵旭等，现在雪漠也站出来了。

在《西夏咒》里，雪漠对凉州大饥饿的描写令人叫绝，也让人深思。金刚家村仓库里粮食很多，养大养肥了老鼠，可就是不能救济老百姓，因为“谝子说那是战备粮，要时时防备发生大的战事”，“战备粮是个天大的理由。”得不到救济老百姓只能以榆树面糊糊、曲曲菜、鸡爪草度日，“鸡爪草做出的吃食都很像牛粪，只是那味道比牛粪更难闻。那时的村里人都吃过鸡爪草做出的牛粪。”鸡爪草做出的牛粪难吃难消化，拉不下屎，得抠。即便如此，这类东西很快也找不到了，饥饿难耐的百姓无奈中便去偷青，可“谁若偷了青，在家中开灶，一旦被谝子发现，就会气势汹汹带了族丁扑了前去，将散发香味的锅捣烂，并揪了主人，斗他个驴死鞍子烂”，族丁也可以随便开枪打死偷青的人，而且“打死白打死”。雪羽儿妈因为偷青，被谝子煽动饥饿的村人批斗后煮食了。走投无路的百姓只能外出逃活命了，可这也是不允许的，因为金刚家是整个凉州非常有名的村落，从还未出现过挨饿或者饿死人的现象，那你到外面讨饭不是给金刚家脸上抹黑吗？吃得身强体壮的族丁为了捍卫金刚家的荣誉，手握钢枪，阻止村人外逃。就这样，整个金刚家村饿殍盈野，饿鬼四嚎。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说：“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看来目光犀利、思考深邃的先生还是太天真了。因为不论是狂人还是先生眼中的“将来”，吃人的人到处都有，吃人的现象并未消失。《西夏咒》里，金刚家村里百姓在饥饿之魔肆虐的时候，大都以吃人肉维持他们卑贱无耻生命的，前面说过，雪羽儿妈就因为偷青被村人煮食了。雪羽儿也差点成了舅舅一家的活命物，她从舅舅口中得之，“村里人都这样，那些进了村的乞丐都这样成了村里人的食物。谁都这样干，可谁都不明说。”随之，“她看到，村里人的锅里煮满了指头，都是娃儿的指头。”她以为“官家可能不知道这情况”，当她到凉州准备向官家反映着情况时，却发生了让她舌头立马成了干皮的残酷一幕：有人向凉州一姓安的大官报告“人吃人”的事实，希望政府发放救济粮解救百姓，可“安爷却吼了一声，骂他造谣，给凉州百姓脸上抹黑”，未走法律程序，便将那人枪毙，因为他吼道：“老子就是法律。枪毙！枪毙！！”

在那个“无限上纲”的“阶级斗争”的疯狂年代，“给百姓脸上抹黑”、“给党脸上抹黑道儿”的人就是阴谋造反的“阶级敌人”，判处死刑，枪毙他们是罪有应得的，把他们私自挪作他用也是合法合理的。四个被判处死刑、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大活人便成了制作一批“用作非常重要的外事活动”的法器的“皮子”，但也有人说，“这些法器也许是县里某个官员用于巴结省里的喜好法器或是有某种信仰的头儿。”被判死刑，迟早要死，还不如废物利用，把他们当做制作发起的“皮子”。何谓“皮子”？就是先把他们像牲口一样喂养滋润后，然后毫无损伤地活剥了他们的皮，拿来做法器。为了经一步证明把死刑犯私自挪作他用是那个年月中的常事，雪漠又给我们举了一例：“凉州中学的一个女生，就在行刑途中被活活地摘走了两个肾，因为怕影响效果，当时连麻药也没打，只用利利的刀儿剜出两个跳突突的东西，就飞快地送往医院，变成了一个官员的腰子。”写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引用黎莲和钟海源的悲惨遭遇，因为凉州的这女学生和她们的遭遇太相似了，可雪漠对此有点轻描淡写，也可能是雪漠写这个事例就是让人们联想到并记住以黎莲和钟海源为代表的那些曾经惨遭屠杀的鲜活生命，让人们记住曾经发生于中国大地上的罪恶。

1970年一个阴云密布、大雨滂沱的日子里，被男友出卖的18岁中学女生黎莲被惨无人道的杀害了。金石开在《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黎莲》中悲愤地写道：“那是一个黑云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为了避免劫刑场的可能性，黎莲被秘密拖去另一个城市行刑。囚车快到这个城市时，一辆救护车跟了上来，刚贴近，两辆车都停了。两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护车，匆匆爬上了囚车。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来不及使用麻醉药，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一个滴着殷红鲜血的肾，泼剌剌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犹如那是一个灶眼，匆匆地往里面塞进一些药棉、纱布。同样来不及缝合，也没有想到要给一个十几分钟后就得跌扑在黄土泥浆上的犯人做缝合……那血，如潺潺的小溪，无声地从纱布、药棉里渗透出来，从她的上衣里渗透出来，染红了囚车的甲板……”而在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着移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②

1978年春，出于正义为不相识的李九莲说了几句公道话的小学教员钟海源也像黎莲一样被惨无人道的杀害了。为了满足当时一位某军区原副司令员儿子的植肾需要（让他多活二十天或一周），当局决定给钟海源进行活体取肾。押赴刑场前，当局给钟海源注射了三剂特种药剂，胡平在《中国的眸子》一书中写道：“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粗又长，像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那军人过来了。掀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著几层裤子戳进去的……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为了制造执刑已毕的假象，当局需要对她开枪，但又不能打死。于是就对非关键部位（不是左胸而是右胸）开了一枪，以便及时取出活肾。“‘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似的弹跳了一下，可未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给淹没了。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医生。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篷里送……边篷架子上吊著一个简易的手术台；……它是Ｕ形的，血水顺著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医生，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尸体丢在地上，刚好脸朝天，半边脸没有了，另半边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头……”③

雪漠以别样的艺术手法告诉了我们另一种的历史真相，面对这种历史真相，整日陷于欲望之海神经已经迟钝麻木的我们难道不感到遗忘历史的耻辱吗？难道不为自己为了个人私欲而苦苦挣扎的屑小灵魂而不安吗？难道不想用我们的记忆来对抗整个民族无耻的集体遗忘吗？

雪漠的深刻不仅在于对于罪恶历史真相的书写和揭示，更在于他对造成罪恶历史事实的深刻反思。“人类最可怕的不是屠杀，而是对屠杀的讴歌。……这是整个人类的堕落，也是历史书写者和文学参与者的罪恶。”“讴歌比屠杀本身更值得诅咒。因为屠杀者终究会因肉体和生命的消失而中止罪恶，那‘讴歌’却依托文化传递给后人，在人类的心灵中植入恶的基因。而一遇到适宜的气候，那恶的种子，就会发芽、生根、开花，长出杀性更重的屠夫来。”“文革”中人们心中的“恶之花”就是这样开放的。通常情况下，人们在反思历史罪恶的时候，焦点都集中在那些罪大恶极、罪不容诛的暴徒暴君身上，而把普通民众排除在外，可雪漠却很无情地拷问了普通民众在罪恶历史中所扮演的不齿角色，发人深省。他说：“许多时候，比屠夫更可恶的是他的拉拉队。正是在拉拉队的鼓噪中，小屠夫长成了大暴君。”

“我们不能左右强权，我们无法消除罪恶。相对于强权，我们的笔很软弱。但我们可以支配我们的笔和喉咙，使它发出一种相对有良知的声音。一个微弱的声音固然会被时代的噪声淹没，但千万个喉咙一起发声时，可能会使一些被梦魇裹挟的灵魂惊醒。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也会擦亮眼睛，放开喉咙，发出一种有益于人类的声音。当一代代人这样喊下去时，定然会有更多的人明白：什么是罪恶。”是啊，只要我们大家都发出自己该发出的声音，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可能就会越来越少的，人类的贪欲就有可能得到抑制，人类也就有可能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停止对整个地球的践踏和对自己同类的无尽残杀，敬畏一切生命，和自然和谐相处。

雷达老师在评论雪漠《大漠祭》时说：“当代文学太需要精神钙片了，《大漠祭》正是一部充满钙质的作品。”④在此，我套用雷达老师的话来表达我对《西夏咒》的深切感受：“《西夏咒》是当代文学中一部富有钙质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会让患有精神佝偻病的我们受益匪浅的。”

注释：

①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风云庐山》，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

②金石开：《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年。

③ 转引自摩罗：《自由的歌谣》，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15-16页

④雷达：《生存的诗意与新乡土小说——读〈大漠祭〉》，《光明日报》，2001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