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韵 名博

为柳永“平反”（中）

【上篇：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80301/202409/9593.html】

柳永在24-40岁居汴京，四次参加科考。但他可不是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行僧，他混得风生水起。他雅俗共赏的词作受到市民、歌女的欢迎，丰富了市井文化。而且，这个时期柳永频频出入秦楼楚馆，为妓女们写了不少词，包括一些格调低下的狎妓词。后者，是千百年年来柳永被诟病和贬损的主要原因。对他的这段经历进行分析，是对柳永正名或部分正名的关键。

青楼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事情，在人类还住在山洞里的时候就有了，也许更早。二十多年前我有一位朋友是学比较心理学的，他有一次跟我提到一个黑猩猩保护区的新发现：雄猩猩必须带两只香蕉过去，否则雌猩猩就拒绝“干那事儿”。看来那事儿绝对是“自古以来”哈。

在中国，官方设立娼妓制度的始于春秋时期的齐国，由大臣管仲倡议，目的是为国家增加岁入。各朝各代对这一制度虽然有不同的规定和限制，但总体上一直是合法存在的。古代中国的性工作者简单说来分为宫妓、官妓、营妓、家妓、私妓等。宫妓属于皇宫，官妓隶属官府，营妓随军队，家妓为王公贵族所有、私妓则面向大众。

以“业务范围”来分，则又可以分出歌舞伎这一类型。歌舞伎要经过较严格的艺术训练，掌握歌舞技艺，提供娱乐服务。比如上面的“官妓”，主要是在送迎、宴饮等场合提供歌舞娱乐。提供侍寝服务当然不是没有，但有相关的规定和限制。许多有官宦背景的人，比如张先、晏殊、欧阳修等，也经常是在官妓献艺的娱乐场所填词的。东坡30出头任杭州通判时开始学填词，他的瘾也是在这样的风流宴饮场所被勾起来的。

在柳永那个时代，宋代官方对读书人与妓女之间的关系的要求，在不同阶段是有很大区别的。士子入仕前宦游时，绝大多数与妓女往来，没有什么限制。入仕以后就有限制了，特别是在携妻室随官的情况下，狎妓是违规的，有被弹劾的危险。这方面，朝廷对负责刑狱和监察的官员的要求最为严格，明令“不得赴妓乐”。（这跟今天中国大陆对党员的道德要求比对群众高，对纪检干部的要求又比一般党员高，是一个路子嘛。）

同时代著名词人中，在这方面违纪受罚的一个例子发生在秦观身上。两个月前我们赏析了秦观的《千秋岁》（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80301/202407/7794.html）谈到元祐五年（1090年）秦观终于进京做秘书省正字，两年后迁国史院编修。遗憾的是这样的好日子只持续了4年。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新党重新得势，开始打击包括苏轼门人在内的旧党。秦观不断被贬直至去世...... 那篇赏析文中我“为尊者讳”，没有提及他在“好日子”期间（1091年）被伺御史贾易弹劾，辞去秘书省正字（后来恢复）的事。虽然这件事有党派斗争的成分（苏轼与贾易的老师程颐有过节），但秦观作为官员，的确是与妓女交往行为不检，才授人以柄。少游19岁成亲，有妻有子，但流连花丛，为青楼女子写过许多词，却没有给发妻写下片言只语。说其“情深不寿”并不过分。

柳永40岁以前在汴京时不是官员，他跟妓女、歌女接触并不受条例的限制。分析一下这段时期他为她们写的词，其中有一部分其实是表现对她们的同情、赞赏她们的美貌与才艺。即使是被晏殊看不起的“针线闲拈伴伊坐”《定风波-自春来》，以及王国维讽刺的“奶奶兰心蕙性”（《玉女摇仙佩-佳人》），也不不能算是低俗之作。两首词反映了一些柳永对女性的平等和尊重的意识。

这段时间里，柳永所写的格调最低的是一些“狎妓词”。据研究，这些大多是请托作品，并她们那里得到不菲的润笔。《嘉庆余杭县志》载：“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身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 “品题”即写好以后签上自己的名字。柳永写这类词存粹是作为商品交易。这些词不是一般的礼物被收到后保存起来，而是装裱以后挂起来，就好比如今某些企业的老总，要将与高级领导人的合影或是名人题字，高挂在办公室里充门面。与之类似，柳永的那些词是为妓女充门面的，是让嫖客看的，目的是起到提高身价、“发展业务”的广告效应。

然而，50岁时柳永一旦入仕，行为立马儿就变了，他开始“严格要求自己”，词的用字变得雅致起来，题材也变得严肃了。“道宦途踪迹，歌酒情怀，不似当年”（《透碧霄·月华边》）；“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长相思·画鼓喧街》）。啊，逛青楼已是遥远的过去了。柳永还开始不断歌颂“大好形势”，这样的词是他晚年词的主旋律。他还开始向皇帝献词，典型的一首是《醉蓬莱-渐亭皋叶下》：“…… 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度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可惜“宸游”一词涉嫌犯讳，“波翻”二字也引仁宗不悦。（不管怎么说，30年后仁宗真的是读到柳永的作品了！）虽然未受惩罚，但柳永希望加速转京官的愿望未能实现。

在柳永的作品中，赠人的应社之作不少。范仲淹、吕蔚、孙沔、刘敞等大臣都曾是他谒见的对象，并有赠词。这些词的目的，跟唐宋其他诗人、词人（包括李杜）应社的目的一样，除了向对方表示尊重外，还希望得到赠主的举荐和提携。所以这类词总是赞颂对方的德行与政绩，祝赠主节节高升。这些词作中，除了《望海潮-东南形胜》之外，其他作品艺术价值不突出。但是，赠主都是人品端正的大臣、名臣，没有一个人格低下的奸臣。看来，柳永对恭维对象的选择，以及恭维的尺度都是有考量、有底线的。

我一直认为，看一个人的人品怎样，最好的参照物是看他对下级、对无权势者、对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人，究竟是什么态度。柳永50-60岁期间当了9年的地方官，口碑很好。他任余杭县令3年，体恤民情，颇有政绩，深得百姓爱戴。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柳永任浙江定海晓峰盐监时，作了长篇叙事诗《鬻海歌》 ，诗中细致描写了海边盐民的悲惨生活，表达了去兵役徭役、罢盐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主张，表达了可贵的儒家民本思想。这首诗的格调与他早年的青楼词有天壤之别。晚年的柳永被当地人尊为 “名宦”，确是实至名归。《鬻海歌》被钱钟书先生选入《宋诗选注》并给予较高的评价。【这里有一个全文的赏析，供有兴趣者参考：https://www.ruiwen.com/wenxue/liuyong/229040.html】

好，柳永那些年究竟写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就简单地总结这么多吧。柳永是否值得“平反”，是完全“平反”还是部分“平反”，看官自己去作结论吧。下篇我们将分析晏殊、王国维、特别是苏东坡对柳永的评价及其原因，特别是他们的评价中包含了怎样的道德观和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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