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辉

在对贺兰峰的文章谈了我的看法之后（批刘亚洲的贺兰峰就是一个无耻的小人），又读到了一篇题为“刘亚洲批判”的文章，作者叫关愚。

关愚在文章里说，

敬爱的周总理，在刘亚洲的笔下，也成了“两面派”、“势利小人”以及“善于讲黄段子和演技出众的戏子”，不信您可以翻一翻他发表于1988年的《恩来》一文。一生无私为人民服务的周总理，在刘亚洲笔下，竟是一个庸俗到男扮女相在公开场合讲黄段子的人。周总理爱民体民的真诚眼泪竟成了收买人心的利器，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忠诚成了虚与委蛇，勤勉治国的智慧成了长袖善舞和纵横捭阖。这需要具有怎样的恶毒卑鄙的心肠和刻骨的仇恨，才能编造出如此龌龊阴毒的文字，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找到一篇刘亚洲写的名为《恩来》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布时间是2007年12月6日。

 我把文章贴到这里，请读者自己评价刘亚洲笔下的周恩来是不是比那些近年电视剧里高大上的周恩来更真实，更可爱。我觉得刘亚洲笔下的周恩来是通过对这个中国革命传奇式的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的心理和精神入木三分的描述更加精准地揭示了中国政治一些讳莫如深的真实。读了刘亚洲的《恩来》，我们是不是对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革这样的悲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在《恩来》之后附了两段其他作者对周恩来的真实描述，一段出自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段出自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

刘亚洲：恩来

爸爸：

还记得你临出国前发生的那件事吗？

你要远行，当大使。我们几个姐妹为你打点行装。你嘱咐：一定要把那本和砖头一样厚的照相簿装上。那当然，爸，相簿里夹着你一大段风流。

两个姐姐打开相簿。照片老极了，你却年轻极了。法兰西的胸膛上，一大群不知好歹的中国青年指点江山呢。最多见，你与他--周恩来伯伯，你们当时的领袖，也是今天的。

大姐翻看照相簿，忽然问二姐：

"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毛主席和周总理，谁长得漂亮？"

我的心砰砰跳。好大姐，这问题问得辣。可是我不能不承认，这问题是没法招架的，尤其是女孩子。他们除了是领袖，不也是男人么？而且是那么英俊的男人。好几次，我也朦朦胧胧地有过那种感觉：中国怎么就给两个美男子统治了呢？但我从不愿往深里想。有层纸隔着。这纸被大姐一指头捅破了。

二姐沉吟道："周总理漂亮。"

我想我应该同意这话。不过，若叫我回答，会沉吟更长时间。你很难给这两个人评分。年轻时，他们全都潇洒得令唐伯虎显不出一点光彩。今天，一个胖了，虽然绝不是那种无节制的胖，（这种胖能赢得一百个好形容词如魁梧~伟岸等等）但毕竟不那么动人了。

大姐却说："周总理长得美，毛主席长得好。"

"为什么这样说？"

"周总理是苦相"

我一惊。

"我看不出来。"二姐说，"人人都说周总理是中国第一男人。"

爸，恰在这时，你走进来。姐姐们的话被你听到了，你大怒。

"统统给我闭上臭嘴！"

你怎能不怒？这两人的名字都高高地写在天上，神圣得不可以再神圣，我们偏偏把他们当普通人议论，太不敬了。

整整一下午，你的脸就没放晴。晚饭时，你不提此事。我们都哑着，你一个人说，竟把阴天说成了暴风雨。一碗饭在你手里抖得凶。你狠狠朝地下一掼，满地开花啊。

当晚你走了。虽然我觉得愧对你，但那个话题太诱惑我。不开口，没问题，可思想呢？第二天，我打扫你的房间。桌上有他的像。我望着他，他也望着我。一百分，我暗暗叫道，绝对一百分。这张面孔由于完美而生动，又由于生动而完美。看着他绝对是一种高级享受。我无法把眼睛移开。这张面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甜得很，怎么会苦？

我忽然想到，大姐是不是拐了个弯来赞美这张脸呢？它完美的到了一个极端，便折回来了。太好了就是不好，太甜了就会苦。好看的脸和难看的脸都会毁灭，正如皇帝和乞丐都会毁灭一样。但乞丐算老几？皇帝可比你爸爸还爸爸。丑面孔皱了，谁可惜？假如一张好莱坞的面孔皱了，那震撼，你试试？人还是不要太完美才好。神可以。用石头做的大卫和维纳斯不知道衰老。

这想法让我心疼了。

我把想法告诉大姐，她冷冷一笑：

"算啦。你玩儿完。"

怎么，我错了？

爸，你走的第二年，中国这座火山喷发了。红彤彤的岩浆搜索着每一个角落。上到天空海洋，下到夫妻的双人床和街头的公共厕所，没一处不被它征服。才几年功夫，革命的改朝换代已演了好几次，因为革命不会疲倦。革命一贯伟大，这次革命特别伟大，伟大得使十月革命变成了小弟弟，马克思如果活着看到它，一部《共产党宣言》准得改写。

他和他们一样，穿上了军装。他穿军装不好看。尤其把清洁工人式的军帽往头上一压，飘洒俊逸的风度逃了个干干净净。然而那是个穿军装的年代。七亿人民有六亿半是斗士，不武装起来怎么行？何况，雄师百万，他是几个排头兵中的一个。

穿上军装的他变得陌生了。我才发现，他好瘦。而在那几年中，他几乎是势不可挡地瘦下去。排头兵有一群男女呢，革命给了他们荣誉也给了他们油水。瘦的胖了，胖的圆了。好几个人低下头去根本看不到脚尖。他却像一片枯叶。

他还像过去那样爱笑，但不知是什么缘故，笑得很硬很干，缺乏水分。有些情况下甚至把脸上笑出两道刀刻般的皱纹。我这打赌这笑是苦的。爸，从你的照相簿里，我太首熟悉他的笑。在一大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里，好几次出现他给林彪让路的镜头。他笑着把林彪推到那以前是属于他的位置上。他的笑是苦的，但惊心动魄。

他脸上常常出现一种古怪的神情。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有点像……有点像吃肥肉。一次，一次，电视转播一场群众大会。他刚讲完话，江青阿姨突然振臂高呼："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一片山呼海啸。他立即也举起胳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又一片山呼海啸。相互学习致敬嘛，怎么像打架？好在不分胜负。

我把我这些观察讲给大姐，她丢了三个字给我：

"及格了。"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你看腻了吗？但我刚要进入正题哩。不过，我首先要请你原谅，因为我把这件事对你隐瞒太久。但那也是没办法的，军令如山。爸，你想象不到吧，这两年，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两年前，七四年，革命走进中年。革命肥得要死，他却瘦得要死。革命吮吸了他每一滴血。偏偏癌症又来凑热闹。崩溃，而且是全面的。死神只隔着一堵墙。他不得不住进三0五，医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医疗组，我是组员。

接他入院那天，我去了。从我走到他身边的那一刻起，不，是我来到医疗组的那一刻起，就感到了一种强有力的悲剧气氛。医护人员在研究他病情时极其小心地避开那些心惊肉跳的字眼，神情就像打碎花瓶的小女孩。往往三句话不到，泪水已是汪汪。

我们帮他收拾好东西。我跟在他身后走出他的办公室--中南海西花厅。走到门口，他停下，转身。他长久地望着这间上世纪的小屋，目光柔柔的。他在用目光抚摩屋里的一切。

我听见他的秘书悄声对我们组长说：

"昨天总理一再说，他舍不得离开这儿。这办公室他用了25年了。"

我低头不敢看他。

刚住进医院，他工作得好凶啊。倘若全国都像他那样工作，共产主义不知要提前多少时候到来。入院3第三天，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毛主席也要参加，会议定在下午三点，可一点半他就去了。

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会场。他恰恰是冲着这一点来的。他以妈妈式的耐心察看温度，光线，音响等。最后他问：

"主席的座位在哪儿？"

"那里。"工作人员指着一张椅子。它完全与众不同。

他走过去，在椅子上坐下，起来，又坐下，又起来。

可以了，我心里叫道，真的可以了。你一片苦心可鉴。只是。你叫我们今后怎么做人呢？打破脑壳，我们也学不了你优秀品德之万一。毛主席要坐的椅子你都要提前坐一坐，是怕它舒适不到家？还是怕阶级敌人破坏安个炸弹怎么的？

牛，一个念头忽然从我脑海里跃起。细心如此，善良如此，也只有这个称号能当得起了。

但马上我心头一紧。牛的命太苦。一辈子被压迫在最底层，还只配吃草。

见到大姐时，我讲了我的看法，最后说：

"看来你对了。他一生辛劳的命。"

大姐说：

"你差一分才良好。"

爸，革命在开水中洗澡，灵魂杀进油锅又杀出来，全国一台大戏--China版的希腊神话。希腊神话是一笔美丽得发昏的糊涂帐。正因为糊涂才美丽。越糊涂越美丽。演员都不穿衣服。

早就隐隐听说有人不愿与他同坐一条板凳，却不相信。他待人像绵羊般善良，律己更严得不可思议，虽说面孔过于漂亮了点，但并不具侵略性，不容他，能容谁？来到他身边后，才知道一切是真的。

那天，他在医院里会见泰国总理克立。我在旁边。会见快结束时，他们谈到战争与和平，他说：

克立总理，你回国后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你的儿子和孙子，中国永远不会侵略泰国。

克立总理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很长的纸条，递过来。

"请您亲手写下您的诺言。"克立总理说，"我要拿回去复制九百万份，把它挂在我的儿子和孙子们以及泰国所有人的脖子上……这将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我被深深地震动了。他大笔一挥，人间就会多一段佳话。

他端坐着望着克立，目光深不可测。良久，才开口："我手抖得太厉害，写不下来。"他接着补充一句："我病太重。"

我好失望啊。你不写，但你可以写。你埋葬了一个传奇。我望着你，你的目光有些奇怪。蓦的，我一抖。我从你眼睛捕捉到了……你猜是什么？……忧虑。它来得顶不是时候。它是修饰你那豪言壮语的吗？如果是，你怕谁听到？或怕谁看到？你，七亿好汉的总理，跺跺脚泰山就得矮一截，这个太阳底下你怕谁？

他们道别。克立总理说：

"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吗？"

"请。"

克立含笑注视着他，确切说，是注视他的前胸。

"这次访问贵国。"克立说，"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变化：人们几乎都不戴毛主席像章了。"

我立刻把目光投向我病人的胸前。我相信屋里的人都这么做了。那里，一颗缩小了的太阳放光芒呢。

我们无一例外地都沐浴过这小太阳的光辉。

"一九七一年我来北京时，"克立说，"每个人都戴着像章。"

"这是你的问题？"

"不，"克力的笑容有些神秘，"问题是关于阁下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人们都戴毛的像章，而您只戴‘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即便是七一年革命最热烈的时候您也如此。而现在人们都不戴像章了。为什么您还戴？您又为什么把‘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换成了毛的像章？"

话语亲切柔软，像棉花。棉里一把针。但观察力是一流的。

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说：

"克力先生对中国的像章很有兴趣。我知道你想要我这枚像章，送给你了。

他闪开了。

但我无法闪开。克力残忍地撕碎了什么。像章虽小，背后竟藏着一大片沧桑。在中国，他不是第一个戴毛主席像章的人，但他肯定是把像章戴到最后的一个人。我想我完全理解了大姐。

果然，这次我说完我的看法，大姐说：

"优秀。继续深造。"

七六年在门外。他虚弱已极，正一寸寸死亡。把新日历挂进他的病房，不禁一阵心酸。肯定翻不完了，但究竟能翻几页？革命的锣鼓更急促得分不出点儿。他的冤家们朝气勃勃，大有向终点冲刺的劲头。人的舌头是有毒的。报纸也有毒。一篇杀向孔老二的的文章硬说那书生的胳膊负过伤，每天吊在胸前。作者的口气就像亲眼见了一样。大年三十，一个老人来看他，说："小心广播。"我在门外听见了这话。

当晚，例行治疗时，广播来了。是诗歌。诗歌是匕首，这是鲁迅说的。广播员的声音使你想起烈士在刑场上的演讲。“鹏程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吓倒蓬间雀。土豆烧熟了，还有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

一个人不放屁，另一个人就要天翻地覆了？我虽不大懂诗歌的含义，但能感受到那热腾腾的杀气。门外，候着记者，要从我们口里挖情况。软刀子终究比钢刀有勇有谋。我的心绪坏到了极点。

我一直不敢看他。我在想象着一头刚被展览的雄师。偷偷望他一眼，大惊。他在笑呢。再仔细看，笑得很真实，很暖和，是春天里的笑。

我离开了病房，记者们扑过来。

"总理听完广播，有什么反应？"

"他笑了。"

半夜，我听见病房里有响动，悄悄走进去。屋里没开灯，但很亮，因为月亮扒在窗户上。我来到他床边。他倚床坐着，眼睛在闪闪发光。有人猛地在我心里割一刀。我请清楚楚地看见他脸上有两行泪。

我慌了，想逃跑，但抬不动腿。他哭了。太阳休息了。他把眼泪留给了黑夜。这是地地道道的男儿泪。我问：

"您怎么啦？"

太安静了，似有许多危机潜伏着。片刻后他缓缓说：

"我老了。"

一句话，叫我泪下。我凝视着他。月亮亮得可怕，像是用灯假扮的。他实在是老得不像样子了。头发似白不白，是一种弱的色调，不像有些人索性白个痛快，顶一头雪。皮肤像揉皱的纸。胡子长了，但不齐，因而显得无精打采。你瞧他过去那一把令人心惊的大胡子。胡子的兴衰便是男人的兴衰。我曾奇怪毛主席为什么从不长胡子。

突然他剧烈地喘起来。我说：

"躺下。"

他摇头。

"能扶我再坐高一点么？我不想躺着，真不想躺着。"

我把他扶起来一点。我坐在床边的沙发上。现在我得仰着望他了。他个子不高，被人仰望的机会不多，比毛主席少多了，但从这个角度看他，也是极有气势的。他脖子太细，几乎撑不起那颗坚强的头颅，好几次我觉得那头颅会偏向一边，但没有，边使头颅显得更坚强不屈。望着望着，我忽然生奇想。我想到了圆明园，那一片伟大的古代废墟，圆明园是残废了，可它一直撑着不躺下，昂着一颗不屈的头。

我见到大姐，又把这些事告诉了她。她说："笑，全世界跟着你笑；哭，只有你一个人哭。"

"那么。"我说。"至少有一个人陪他哭。那是我。"

大姐望着我，沉默好大一会儿，说：

"我给你讲个故事。一对法国兄弟去吃饭。桌上有两块牛排，一大一小。哥哥立即把大的放进自己盘里。弟弟说，‘你真没礼貌，竟取了大的那一块。’哥哥问：‘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取哪一块？’弟弟说：‘当然是小的那一块。’哥哥笑了：‘那么现在你既然得到了，还抱怨什么？’"

爸，到此坚决停笔。

女儿小欣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

小欣：

噩耗比你的信早到两小时。他走了。

我撕了你的信，你撕了我的心。他走了。竟这样走了。

他走了，谁留下？我，你。一个国，半个家。一场革命，几条路线。

我突然觉得留下来的一切都很无聊。真的很无聊。包括我，但不止我。别说我，不信，你……你到我们大使馆招待所去看看那支不争气的足球队。在国内抢了冠军的足球队到这里访问，丢光了球也丢光了脸。他是昨天死的，而昨天，他们几个球员逛超级市场，见商品像山一样堆着，却没售货员，便抓些东西塞进口袋里，结果被摄影机拍了个痛快淋漓。刚才警车把他们送到使馆，一路笛声，叫得人心里发毛。

他走了，也好，省得为这些没出息的后代气白头。

咦，写这些做什么？

打开电视，全是他。无疑他是属于世界的。那个漂亮的女播音员空前的严肃。去年这国家的总统死了她也没这样，讣告念得轻飘飘的。你们总统算老几？什么演戏的，卖唱的，饭馆里端盘子的，谁来了兴趣都能干。还走马灯似的换个不休息。我们可只有一个。

紧接着，电视打乱正常节目，播中国特辑，混蛋透顶，一上来就侮辱人。故宫里皇帝的宝座从各个角度拍照，简直像拍模特儿。它才半个多世纪没人坐。画外音："中国皇帝总是在五更也就是凌晨四点半时上朝，表面上时勤奋早起的意思，骨子里是要利用天蒙蒙亮是那一股神秘繁荣气氛，使百官群臣看不清他。因为他也许是小个子，也许是单眼皮。天大亮了，他也就下朝了。要看清他，总要等他死后……"这叫什么"中国特辑"？真想一刀砍了它。

小欣，我心已乱极。

（大段涂抹。停笔，第二天又接着写）

新华社用传真发来了他的遗像。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好一个雄姿英发的伟丈夫。他拿足了劲，挺胸，头向右后侧昂着，饶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概。这是他什么时候照的？难道他知道要用这张像做遗像，竟全力以赴照得如此虎虎有生气？他这种姿势是我在巴黎就熟悉的，但久违了。那时候他照相总爱摆成这样，还问我：

"瞧，是不是一副不朽的模样？"

这句话实在就够不朽了。

我凝视着他的遗像。这张脸优点太多了。第一次见他时那该死的念头又不自禁地冒出来：他不像中国人，他有点像地中海那一带的人。强有力的轮廓，抖动的线条，狠狠甩向一侧的黑发。杰作。令雕刻家喝彩。他比任何人更了解这一点。

塞纳河边，我们一大群男学生讨论完学校里哪个姑娘最美，试图也议议男的谁第一。他说：

"第一就在这儿坐着哩。"

这话说得多年轻。于是，他随随便便就得了第一，虽然相貌是没有第一可言的。

我们统统年轻呢。第二天，我有意说他：

"你就是瘦了点。"

"那是因为在干革命。"他正色道。片刻后又补充："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如今天天下肥得像猪，他却走了。

他走得太匆忙。我们曾相约，一起走。他怎么不等我？他忘了么？不，我也忘了，我忘了近三十年。可现在我又想起来了。慢着，千万等我，我这就去拿汽车钥匙。

一街全是汽车的洪流。十丈红尘隐隐骚动着。向前向前。要冲跨历史，划破时间。时间被划破了，喊着痛，退了回去。退到四十年前。

凯旋门下，我俩散步。一辆"雪铁龙"突然发了羊癫疯，嗷地一声窜上人行道。他眼疾手快，猛拉我闪开。我正心惊，他笑道：

"一辆汽车朝两个天才撞来，差点把咱们撞死。"

"我不是天才，"我说，"但如果和你这个天才一起死，我会极端荣幸的。"

"那我们将来一起死吧。"他大笑着来拉我的手，摇曳。忽然目色又变得严肃了。"听明白了，是将来。我们要活好久呢。"

"多久？"

"八十岁不过刚刚及格！"

"八十岁？太长了。"我摇头。"别人会说你怕死。"

"错！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怕的东西就是死。不过睡个长觉嘛。其实你本来就是睡着的，被你母亲唤醒，要陪她一阵子。活的时候一声‘我来也！’死的时候一声‘我去也！’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豪迈啊。谁听了不震动？当时我就觉得他不是在讲话，而是在大把大把泼洒青春。今天，青春拜拜了。他没有及格。我在想他在革命的最后一刹那是否豪迈了一下呢？大豪迈如果没有，小豪迈有没有？

夜深了。我跌跌撞撞地从办公室回卧房。大使馆已成悲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躲着哭声。他们用眼泪来给他送行呢。我也要送送他，但不用眼泪，用酒。

我把四瓶茅台放在他遗像前，一律开启。他在笑。他一定闻到酒香了。只有他明白我为什么要用茅台，又为什么要四瓶一起上。他是爱酒的。不，不要反驳我。我知道他后来不大喝酒了，但他委实是深深爱着酒的。我斟上酒，对他说：

"权当咱们又来遵义啦。"

遵义遵义，这个命里注定该万岁的城市。在那儿他主持开了一个会。舵手兼导师毛主席在会上脱颖而出。于是，这场江山代有人才出的革命便再也阻挡不了了，直到人民从此站起来。

那也是一个深夜，就在遵义城外出茅台的地方，我们喝酒。我弄来四瓶，但只有一个杯子，只得合用。茅台不好惹，才两杯我就落荒而逃。我说：

"就是性太烈。"

"我喜欢！"他说。

他一杯接一杯地饮。十二杯后，他脸红了，我劝他：

"可以打住了。"

他深深地望着我。一刹间我觉得那双眼睛真像是李白的。他一口又吸干一杯，说：

"你知道吗？茅台性极烈，浓度又高。如果一个人喝了过量多的茅台，饭后再点起一支烟卷，那他马上就会爆炸！"

他突然加重语气，吓我一跳。显然是为了证明他的话不错，他划着一根火柴，又倒一杯酒，把火柴伸进酒杯，轰地一声，一团火陡然蹦起，呼吸间，酒被烧光了。他年轻的脸在火焰中闪闪发光。

他又接着喝。我默默为他记数。四瓶茅台一古脑见底。好家伙，他共喝了二十五杯。我深信如果还有，他还能喝。没二话，海量。李白充其量也就是这个水平了。你瞧他偏无半点醉意，意气愈发昂扬。

忽然"刷拉"一响，他又划着一根火柴。我大惊。他哈哈大笑，惊飞树上一窝宿鸟。

往事如昨，此身已是人天两隔。我斟一杯，倒一杯，二十五杯儿都随风递给他了。最后一杯。我把它点着。火好旺，灭得也快。我望着连火的痕迹都没有剩下的杯子，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

（以下被水浸过，模糊一片）

早晨，大使馆屋顶的国旗缓缓降了下来，可只过了一个小时，又爬上去了。北京十万火急令：不降旗，不开追悼会，不接受唁电。人们哭声更悲更大，因为意志的被奸污。使馆的对面就是人家的议会大厦和财政部，那一大片建筑，呼啦啦地降了半旗。相比之下，我们这面满旗显得多小气多滑稽。

来吊唁的人军团般的不可阻挡。左中右在这儿真正实现了大联合。一个移居此地的国民党退役将军也来了。不过他并未忘记自己的身份，临走时说："假如我们在内战中把周恩来弄到我们这边来，今天被放逐台湾的也许是毛，而我们就会在北京了。"

北京又令：关闭使馆。宣传橱窗里不准挂像。硬是要抹得干干净净。使馆有人发议论："家里出叛徒了？"一位对我国极友好，毕生以研究中共党史当饭吃的教授坚决要求进使馆吊唁。给我们一封信，开口就称呼："叛徒们……"

果真生了叛徒？不是常说我们身边睡着一个苏联秃子吗？莫非这家伙醒了？那倒好办，斗呗。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革命的刀枪有二十多年不见血了，渴了，磨一磨，先从叛徒开始试刀。这是他说的。

二七年我们在上海跌了个大跟头后叛徒们多臭美呀。我曾与他一道惩治叛徒。有个叛徒先后出卖了八名重要的同志，终于被我们擒拿。八条命，一塘血，我们只赏了他一颗子弹。我向他请示尸体如何处置。他喝道：

"挖个坑埋了！坑要八米深，八米！"

现在我真想再给谁掘一个八米深的坑。我决定见那位教授。

他第一句话就说：

"中国只有巴掌大，连个周恩来都容不下！"

他在我办公室一坐，侃侃而谈。仔细听，他在给我上党史课。小欣，你不是说中国是台戏吗？我们是唱戏的，他是看戏的。我们一举手一投足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在剥橘子。剥中国这颗橘子手法纯熟。他的话是鸦片烟。明知有毒，可令人舒服得全身骨头咔咔响。只是有一句话使我心里别扭了一下。他说：

"他一贯忠心耿耿。历史上可以有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甚至可以有什么什么路线，可绝不会有周恩来路线。"

我竟想：那为什么？不太不公平了吗？他本来也是天之骄子啊。

教授大发一通议论后，走了。这番演说仿佛用完了他全部的精力。他低着头，走得很慢。我们送他。走到大使馆门口，他又回过头来。他的眼睛红红的，用极其沉重的语调说：

"他……他连个孩子都没有……"

我心头一酸，忙转过脸去。

（以下又是涂抹，无结尾）

附录：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里写道：“1966年12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条狗，对我是一条狼。马上给我抓起来。’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说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里引用了周恩来在病中写给毛主席的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
（以下两段汇报病况，略）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自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75.6.16.22时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里写道：76年元旦过后，周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偶尔从昏迷中醒来，还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念毛泽东诗词，“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