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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的高中

若兰

就这样,当高73级已经上了大半年课后, 我插班进了5班.

县四中的73级五个班和学校的排名一样，按学生和老师质量排下来，到五班，尽是捣蛋窝囊的主儿。韩老师被分配当五班主任，不是因为他学问不好，而是因为他窝囊。那时学校食堂蒸盆饭，大师傅用长刀在饭盆里划三下分成六份，每份四两。连我这个右派子女，也能端回一个６０度圆心角的扇形。韩老师买回的，总比６０度尖锐。让老丈母闹心，益发不让他操持任何事了。

他形象也不好，３０多岁就青年白，头发象冬天落地的松针一样焦黄枯燥。扁平足，走路鸭子一样摇摇摆摆。女学生眼睛里对他全是不屑，男学生嘴里叫他寒松毛。经常被气得当著全班人流眼泪。

我要来当旁听生，全校班主任心里都掂了掂。有人就认为我阶级立场在那儿摆着，来了就黑一个班。有人觉得对这样一个学习优秀的孩子，称赞吧郑校长不高兴，不称赞吧于心不忍，两头为难，躲为上策。而韩老师既没那个心眼权衡，又没有那个能力拒绝郑校长的安排，于是再自然不过了，我到了全校最差劲的五班。

到教室时是晚自习，那个乱啊！纸团满天飞，纸团里要么写著男生之间的脏话要么是对某个女生恶作剧的赞美。日光灯的起辉器全扯下来玩了，开灯得爬上桌子拉住两根电线碰一下才会亮。我到时女生这边黑觑觑的，就爬上桌子把灯碰亮了。男生们一愣，心想不用求我们灯也能亮。那晚纸团没砸在我身上。

陈老师来上数学课，翻开书就念例题：解放军战士投郑（掷）手榴弹，仰角ＸＸ度，速度每秒ＸＸ米，手榴弹能投郑多远？我看他一本正经的，四川话，郑字特别音重。没忍住笑。陈老师很不高兴，说若兰你笑什么？站起来把这页书读两遍。那时我察言观色，取悦于人的技巧，已经炉火纯青。一边站起来一边想，我要是念‘投掷手榴弹’，就扫他面子了。我不能得罪陈老师。几秒钟时间，脑袋翻了几个滚，最后心一横，一口气把手榴弹全部投郑出去，连个结巴都没打。

下堂课韩老师来，倒底是语文老师，一掷千金，掷地有声，字正腔圆。从此我在韩老师面前“掷”陈老师面前“郑”，从来没混淆过。那时年青，脑袋真快啊！男生中的猴精们注意到了我读字的区别，很高兴有个女生跟他们一起玩老师，没把我当另类。

过了几个星期韩老师叫我主办教室后墙上的黑板报。我竭尽全力。１／３写国内国际新闻，１／３每周一歌，１／３本校本班杂事。依稀记得哪本书上有五线谱一说，请原合唱团指挥把前面两句译为五线谱，抄在黑板上，几音节之后，线条延伸出去，优美地转个弯，成个花边把整首歌框住。我，班长和韩老师从放学忙到晚自习，连饭也没吃才把黑板报写完。晚自习时大家围著国内国际新闻七嘴八舌: 陈毅副总理逝世,新华门下半旗 ━什么叫下半旗? 周总理会见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 我们公社有两个去那里修铁路的。。。。。。第一次，晚自习灯是全亮的并没有飞纸团. 农村学校知识匮乏, 我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消息,　每周抄上黑板报，足以使同学们谈论一个星期．

渐渐地，国庆节五班也出节目了，运动会五班也参赛了．我们还能拿名次了．五班的人本来就会玩，不拿名次才怪．所有的活动，我都是个头儿，韩老师喊不动的人，我也能支得动．

于是就有阶级觉悟高的老师在班主任半月会上发出疑问：听说在五班若兰是个事实上的班干部，样样事都有她的份儿．这样做有没有立场问题？韩老师窝囊地承认，不象你们有能耐，我手里就支得动若兰一个人．要觉得我不对郑校长你换个人当这烂班的班主任！一边说一边可怜地流眼泪．

那年月，人窝囊，或被认为窝囊有个好处，不如领导的意时最多被骂几句，不会被打成这样那样的份子．所以郑校长暴跳如雷的咆哮一通”又笨又倔，一头驴”以后，韩老师就没事儿了．我在驴一样又笨又倔的韩老师的五班迅速成长，组织领导能力，文艺体育才能得到全面锻炼．一个学期下来，居然在校宣传队和排球队里都当主力了．

一切都很理想，照这样下去我没准儿能成长为雷锋，焦裕禄什么的．

但每当夜深人静，我聆听自己心灵深处的声音，知道那不是真实的我。我是谁？怎样才能冲破这无边的黑暗找到她？

大勤进入我的视野是因为我母亲把她的物理试卷重重地用红笔画了个１００分贴在物理教研室门上．力学部分是我的弱项．我费了些力气才考了个９２，谁那么厉害？把四中的三好学生们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没有叫大勤的．跑到女生宿舍找到她。大勤很尖锐：“哟，五班的大能人来了。” 我宽容地笑笑说，“就想认识认识你。” 她说，“我不象你，出身虽然不好但长得乖巧，所以稍做努力就有班主任信任，团委组织委员帮助。我长得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没奔头，所以父亲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也甘当落后青年。” 大勤是长得丑，嘴大得象河马。到现在为止没人跟我宣称甘当落后的，交的朋友都是一个劲往上奔的优秀人物。我知道她落后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她是另类，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朋友，就又宽容地笑笑问，除了物理还喜欢什么？几问过后,　我和大勤话就投机了。大勤的父亲原是解放军师长，反右倾时搭著彭德怀倒的霉，从天津部队遣回原籍, 现在是个公社粮站副站长。不象我父母坚持不懈的教导监督我在逆境中努力奋斗，争取承认。她父母教育大勤拒绝认同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所以大勤对政治，历史，班干部共青团这类事嗤之以鼻，在落后与反动的边缘转悠。事实上，要是把她的日记抖露出去，她就肯定是反动学生了。她在日记里花不少篇幅为父亲叫屈，觉得做好人好事是献媚，写入团申请书是讨贱。

自从认识大勤后我和她很有共同语言。我们交换日记，常常互相命题写些豆腐块文章渲泄我们的愤怒。很快父亲就找我谈话了：“若兰，听说你最近新交了个朋友叫涂大勤的，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马上充满戒意：“她很优秀啊！妈妈不是把她１００分的试卷贴在门上吗？”　父亲一怔，心想若兰再也不是那个因为旁听课被别人打一耳光，然后爸爸妈妈鼓励说你还是应该努力读书，于是就又捧起书本的小女孩了。换了个口气说：你们太年轻，很多事不知深浅。爸爸是不愿看到你们还没起飞就先被打断了翅膀。你不要象她那样。我们不准你！父亲口气又严厉起来,  改不了端长辈架子.

我那时对父母已经很有逆反心理，心想天底下就我倒霉，摊上这么个父母，净给我设置障碍。他们自己我行我素，母亲见了郑校长爱人昂然而过，连招呼都不愿打；父亲为坚持数学课教学大纲在郑校长主持的会上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却要求我在这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做个好学生，什么狗屁逻辑！你们有气节，有原则的时候想到过我吗？

那时母亲正进入更年期. 二十年的压迫，使她变得歇斯底里，满腔冤恨都在家里发泄。那时农村女孩都束胸，尤其我在宣传队排球队，不能晃里晃荡的。县城里百货公司有乳罩卖，三元多一个，但去一趟县城不容易，去了也买不起。就自己用两张手绢缝了一个。英的爸爸，就是那个历史反革命前合唱团指挥，去看了宣传队彩排，回来跟我母亲说，不好。曲线都没了，分不清男孩女孩。母亲一想，是了，若兰是有个乡下人才用的束胸的玩意儿。从衣箱里翻出来，摔到我面前：平时哪里演芭蕾舞电影都让你去看，那吴清华是你这样子的吗？美的东西你不学，净跟著愚昧落后跑。我回嘴：谁不知道吴清华漂亮，她里面戴了一个做工精良的乳罩。你能为我买吗? 母亲大怒，用菜刀把我一针一线缝的东西剁成铅笔头大小的碎片才住手。

连家里也暗无天日！

住隔壁的瑛，也和我经历着一样的痛苦。她从15岁起，就在父亲的指导督促下练嗓，每天清晨站在水电站的引水渠旁，合着潺潺流水啊啊呀呀，练就一副柔和婉转的女中音。可是合唱团指挥的女儿，苦练了两年多声乐，能读五线谱的瑛只能在乡村中学的宣传队里跑龙套。瑛认为是因为她的嗓子不对--收音机里的歌都昂扬激越，她决计要换一种唱法。可是她那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坚决不准。和我家一样，三天两头地听到她父亲的高声斥责。

面对这里里外外的困境，我和瑛决定反了。我们宣告与这个给我们带来无穷灾难的家庭决裂，提着小行李箱住进了女生宿舍。

我不再做听话乖巧的小女生。你们凭什么在我面前趾高气扬？不就出身好吗？我这个人比你强。和大勤等灰色学生一起读禁书，唱禁歌，跷课 -- 五班老师的课，不上也罢；针锋相对地反击无所不在的歧视，语言犀利，见解独特。也和同学们一样，继续束胸，说粗话，夏天穿长裤而不是穿裙子，发辫扎得紧紧的象两根棍子的而不是松松款款地从后肩垂到胸前。一边梳头一边从澡堂里出来往回走，而不是收拾好了，用一条手绢挽个蝴蝶结束住了湿发才出来。这些都是被母亲斥为粗俗丑陋的举止绝对禁止的。

这样的日子很遐意。照这样下去，我没准能成为张志新什么的。可是这条路也没走通。

那个星期天凌晨，我看到瑛惶惑地跟着母亲离开了宿舍。出事了，我感觉到。果然，父母把我叫回家，说：王老师昨晚上吊自杀，所幸救过来了。你劝劝瑛，这段时间不要再伤她父亲的心。我知道昨天瑛又跟父亲吵架了。她离家后一个劲地吼嗓子，快能唱李铁梅了。当过合唱团指挥的王老师忧心如焚，在食堂门口等到她，叫她不要这样毁嗓子。父女俩发生了争执。瑛说，你凭什么管我？我怨恨这个家庭。我希望父亲不是你而是郭叔叔！那当专员的郭叔叔本来就是这个家庭肌体上的一根刺，现在女儿有奶便是娘，认贼作父，无疑是对王老师致命的一击。当晚就上吊了。

没死成。检讨不能免了 -- 这叫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

王老师那几天频频来我家跟父亲斟酌检讨书的写法。他的草稿上写到：

      。。。活着是女儿的绊脚石，还有什么意思。不如死了，。。我取下挑水的绳  子，试了试，觉得挂得住，就一了百了了。。。。先感觉到心脏很难受，身体 以重力加速度下坠，心却留在那里，撕心裂肺。后来心也下坠了，越来越快，无穷深的漆黑的隧道，从来没经历过那种恐怖的寂黑。。。突然我觉得坠到底 了，一片刺眼的白光。。。我睁开眼睛，看到我爱人在呼唤。。。

父亲说老王，你这哪是检讨？王老师大惑不解，不是叫我老老实实写吗？王老师实在不能写得像样，又不想再死了。他抓过稿子，突兀地添上最后一段：感谢毛主席感谢党。是党组织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受到了教育，不会再死了。笔一甩，我都死过一次的人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就是它了！

这个态度，批斗会是肯定的。王老师完全变了。过去，虽然顶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仍然倔强地维护自己的尊严。他爱整洁，修饰得一丝不苟，极具艺术感染力，风度翩翩。现在，他什么都无所谓了，邋里邋遢。在批斗大会上，人家叫他低头，他就跪下。没个人样儿。

我们女生宿舍可能是过去的粮仓改的，特别大，全年级的女生住一间屋。熄灯后有十几分钟，是我们最自由的时候，女生们唧唧嘁嘁点评男老师，尖酸刻薄赛过硝镪水，蚀掉道貌岸然的包装，露出许多老师的猥琐来 -- 某某写黑板翘着兰花指，某某那天从荷包里掏出了一条花手绢，某某的鞋带颜色不配。。。凡此种种，女生们都觉得可笑无比，想象延伸出去，就变得恶心吧叽。但如果谁提起若老师或王老师，立即鸦雀无声，直到不知那个班的班长出声：别说了，睡吧！

每当这时，我就从心底升起一股骄傲。我知道，黑暗中，有不少女生在被窝里脸红心跳。我父亲和王老师那时40出头，正是男子最具魅力的年龄。我父亲高大英俊，县教师篮球联队的中锋。额前的一绺头发自然卷曲，在小摊上随便理个头，也成为歌手猫王的发式。恩格斯似的宽阔的前额和高挺的鼻梁，斯大林似的轮廓分明的脸庞 -- 这是当时同学们认为的美男子。要是她们看过希腊雕像，大家会说若老师象阿波罗了。王老师浓眉下那双深邃的眼睛，炯炯摄人。好几次宣传队的合唱乱七八糟搞不定，王老师一来，三下五除二合声效果就出来了。我们是高中生了，懂得什么叫本事和魅力，不服他不行。随着他的指挥棒，同学们会忘掉他历史反革命的身份。没想到王老师也这样丑陋不堪。心中的偶像轰然倒地，女生们失望地看到了历史反革命原形，舌头射出千万子弹，打得王老师百孔千疮。

我十分在意这十几分钟熄灯后的小世界。听着女生们的毒舌头洗涮着这个那个，觉得惨不忍闻。我不能步瑛的后尘，我不能让父亲变成王老师一样！

正犹豫着是否向父母妥协，照着他们所希望的，做个中规中矩的好学生。又发生一件事，使我看清楚，叛逆父母实在是无用之举。

五四青年节，学校演出。校宣传队打主力，各班一个节目穿插其间。我是这场演出的组织者之一。下个节目该三班，可是迟迟不见上来。不能冷了场，我对报幕员说，让五班上吧。刚演完，三班主任李老师找来，责问为什么把顺序换了-- 李老师靠了当区委书记的大舅子在学校红得发紫，我在他面前桀傲不驯，因为看不上他一个中等师范的底子还盛气凌人的态度。每次当他和王老师在文艺节目问题上意见相左时，我都听王老师的。我一边忙碌一边说，怪你们没准备好，三分钟过了，报幕员还到处找不到你班的人。李老师厉声说到：你一个右派子女还逞能到这里来了，哪里都有你！声音通过报幕员手里的麦克风，满场都响着李老师一口一个右派子女。我和同学们本来正沉浸在观众的掌声中，奇耻大辱突然袭来，我完全懵了，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Y同学过来一把关掉麦克风，转过头一声一声地叫李老师以提醒他的身份。李老师怒气冲冲：我可以骂她！我不是她老师！因为她不是四中的学生，四中的学生档案里没有她！好在我是屈辱中泡大的，心理承受力极强。我清醒过来，义正词严地说：李成国，从今天起我不会再叫你老师！但是这台上台下都是你的学生，你这样干扰演出，丢人的是你！至于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我看不起你，跟你这样的人同校是我的耻辱。

那天我没去上晚自习，一个人在水电站的堤岸上来回走。跟往常一样，当我情绪不好时，Y总能找到我。那时流行一帮一，一对红，他是校团委组织委员，一个人帮着好几个，我是他公开宣布的帮助对象。我在男生面前失态地哭。看我哭够了，他搓搓手，说：今天是李老师不对。你不要难过，我们都喜欢你信任你 -- 我是说，我们团委的人。我看着他，心想你真是个好人，可是大勤那样的才能引起我的共鸣，你这样的不能触动我的心灵。他继续说：我爸没文化，他总是反复跟我们叨叨-- 听话，守规矩，靠拢组织，认真做事，这在哪个朝代都是正路。我大哥就是照爸的话做，在部队当上了团长。“在哪个朝代都是正路”-- 没想到老实巴交的Y还能说出这样有哲理的话来。他念书很笨，死记硬背，才能勉强过80分。我和大勤等，在内心深处瞧不起这类学生的。他继续说：你不要学涂大勤她们那样嘴尖舌利得罪人。你原来不是这样的。只要你改正，搞好群众关系，我一定帮助你入团，你能。

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女生宿舍那张双人床的下铺对着角落面壁而坐，冥思苦想。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们在那个时代格外早熟。我把自己的经历，周围的人和事，各种关系，一件件，一个个在心里一遍又一遍的分析梳理，几天后有大彻大悟的感觉。

我是长女，应该和父母协力把握住这条随时都会倾覆的船，否则全家都有灭顶之灾。我与他们决裂丝毫不会改变我的出身。主意打定，我收拾行李，决定回到父母身边。

大勤对任何人说话都是尖刻的口吻：“唷，回去当窝囊废寒松毛的红人；接受榆木疙瘩Y的帮助？”

“你说错了。其实他们才是最聪明坚强，最值得敬佩的。韩老师这几天到处为我伸张正义，说李成国这样对待学生太不象话，应该做检讨。虽然又用了他独特的窝囊方式。”我想到韩老师哭唏唏，软叽叽，拖着一双扁平足到处呼吁的样子，不禁笑了。我和大勤就是这样，小女生的嘻笑怒骂，忽晴忽雨，情投意合，心有灵犀。

“就算你是对的。可是Y他们，解放军团长的弟弟，三代贫农的儿子，他们有那个条件，靠着遵守任何朝代都通的正道，就能修成正果。你能吗？到处都在毁灭你。你这样做不是太苦了吗？”

“我不怕。常言到，人整人整不死，天整人才整得死。我有年青的生命，我能活得比这个朝代长。”

收拾停当，我勾着大勤的手说：“我们分道扬镳吧。这几天我想透了，我跟你其实是不一样的。我和你一样优秀，可是你能上学，还被安排在一班；我却不能，来傍听还被安排在五班。为什么？因为我不但是右派子女，还是大地主子女。共产主义的基础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就是剥夺私有财产。我的罪孽比你深。做朋友，不在朝朝暮暮， 对吗！”

我回到家里，父亲这些天也在思考和调整。他跟我讨论，经常有长谈。

他说：人的心理真是个复杂的系统。你看当人说了谎，心里都会感到不安。但有人意识到自身的错误，再不说谎了。有人却用新的谎言来遮掩和辩护前一个，于是谎言不断，成为说谎者。无产阶级革命以暴力方式剥夺私有财产，千千万万的人分到了一份。这是杀人越货，天理难容。人们良心深处的恐惧折磨得他们惊恐不安。

受他启发我接着说：于是，就像那些用谎言来掩盖谎言的人一样，为了安抚心灵深处的恐惧，人们用新的罪行来开脱前一个罪行 -- 反右，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不断。最终走向良知系统的大崩溃，成为恶人罪人。

也不然，父亲说，人的心理修复能力是很强的，要不然人类也不能发展到今天。有的人，心理更健康强健，比如韩老师，Y同学等。他们率先闪现出人性之光，渐渐的，更多的人会康复，但这需要时间。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人类上空徘徊，幽灵所至，纲纪倾毁。人们为了满足私欲，靠着共产主义的异端邪说，非法攫取了别人的财产，然后又需要不断地迫害摧残被剥夺者来维持他们的心理平衡。在这亿万人的大疯狂面前，抗争是不合时宜的。我只有等待，准备着中国人心理康复的那一天。我要睁大眼睛，寻找那若隐若现的良心之光，依靠它们，免得那天到来之前在黑暗中窒息而死。

我以一个18岁少女少有的成熟，和父亲一起制定逃生计划。首先，我不可能有工作。下乡后就永远不可能回来。在乡下修个收音机，钟表，安个电灯啥的，还能混口饭吃。一旦时来运转，一直使用着的数理化知识还能派上用场。至于文艺体育写作，那是青年人为了引人注目，获得机会的敲门砖。但对于我，根本就没有门，拿着砖有何用。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我烧掉从初中就开始的日记，把各种文学书籍打点成捆 -- 那时父母只领基本工资，家里一贫如洗，连买根系辫子的头绳都要筹划一番，居然搞来这么多文学书，不知用了些什么手段。关闭了开向文学艺术的窗户，潜心数理化。

在家里，面对母亲近乎精神失常的歇斯底里，我沉默。她已经不堪重负，稍有不慎她就会象王老师一样崩溃。在学校，我又开始察言观色，小心翼翼。不再和大勤她们一起个性张扬，评长论短，而是学会了沉默寡言，深藏不露。如果说我一年前为读书学会了低贱和庸俗是求生的条件反射，这次却是有意识的忍辱负重。

计划中的重要一步是要争取入团。

就像所有恶人一样，李成国在追究我的学生身份，上纲上线说我是走后门读书。似乎这样，他能为公开辱骂学生的行为开脱了。我又一次面临失学。我、父亲和韩老师想来想去，李成国这样做，都是有郑校长支持的。但四中也不是铁板一块，走入团这条路，成为延长在校时间，最终争取学籍的唯一途径。团委书记童老师，是华东师大分来的年青教师，他也许不会刁难我？

入团的程序是，先写申请，班上团支部讨论，觉得可以成为侯选人，发给申请人正式的申请表-- 又把祖宗三代，直系亲属写一通。然后提交支部团员大会讨论表决通过。那时我们已经进入高中最后一年了，班上80+%的人都是共青团员，就是说我这大地主、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阶级异己份子五毒俱全的家庭要被所有学生反复讨论，由他们来决定我能否入团。

韩老师和Y，还有Y在校团委的铁哥儿们，找五班的团员一个个谈话说服他们投赞成票。支部大会表决头天下午，Y来约我谈话。我们在电站引水渠边来回走着。远处，电站正在泄水，乳白色的瀑布从坝顶飞泄而下，溅起冲天紫雾，紫雾之上一道绚丽的彩虹。身边，清澈见底的江水缓缓流过，夕阳、垂柳，诗情画意，美不胜收。Y说到：明天，如果有人问到你难堪的事，你要正确对待。你知道这对你多重要，入了团，就没那么容易把你赶出四中了。在会上要坚强。他看着我，眼睛里充满爱怜。十八岁的少女，读过雨果巴金杨沫，知道维纳斯丘比特，我居然没有感受到他的爱意。爱情不属于地富反坏右子女。那个时刻，我正一刀又一刀斩断心灵的触角，一道接一道建立感觉的盔甲，准备明天当着全班40多个同学去宣读：申请人，若兰；祖父，地主份子，被农民斗死；父亲，阶级异己份子，曾受撤职降薪处分；母亲，右派份子；。。。。。。

几个月后，我和李成国在楼道里相遇。他居高临下，站在楼梯中央，挑衅地看着我。我平静地说：李成国，走楼梯左上右下，不是老师教学生的规矩吗？你站在中间是什么意思呢？当初是你骂了我，我并没有跟你计较，你却没完没了纠缠不休。你内心深处惧怕什么呢？你看我，现在入团了。十年以后，你更会看到，你挡不住我。那时，你又如何为你摧毁一个优秀青年的行为开脱呢？

时间进入1974年，人们不再象吃错了药似的怪异疯狂。怀旧、报恩等人类固有的美好感情开始复苏。在家乡当县文教局长的任叔叔得知花房子的后代在邻县落难，伸出援手。任叔叔是抗战时期从东北流落到四川的孤儿，和父亲一起在花房子长大，由祖父抚养到大学毕业。他先把我安排在他蹲过牛棚的公社下乡，然后又把我父母调回原籍。

下乡那天，我拿着比一般高中生厚出几倍的几个大信封，端详着。这是我的档案。我要把它们交给邻县的档案组、知青办和团委。档案袋上盖着四中人事科，党支部，团委的钢印和公章，重重叠叠。每个袋子里都有几页纸，记载着我的出身。我反复端详着这些档案袋，心想：抽掉这几张纸，我就是个无可争议的优秀青年，组织过全校的文艺演出，参加过县中学生排球决赛，编辑过校团委的多期墙报，各科成绩优异，品德出众，才华横溢。我下决心要抽掉这几张纸。

父亲是个有经验的教育专家，年青人的心思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叫我坐下来，严肃地说：无论在什么境遇，你都要做个正人君子。如果社会规则对他不利，君子用正大光明的手段破除它，而小人用鸡鸣狗盗的方式违反它。我抿紧嘴，一言不发。为了增强他的威力，父亲接着说：我没猜错，你现在不言不语但什么都敢干。他摸出我瞒着父母写给么叔的信  -- 么叔在1952年的屠杀中才5岁，因在夥伴家玩耍而幸免于难。多年来，他作为花房子这个大地主家庭在当地唯一的幸存者，承受着贫下中农对地主子女的为所欲为，生不如死 。他决定逃新疆，我写信希望他带上我。这封信现在父亲手里。父亲继续说服我：就算档案袋里这几张纸被销毁了，但你的出身还在我们的档案里，还在人们的观念和记忆里。你想要做的真的有害无益。

他把我说服了。在西去的火车上，我无数次拿出档案袋，把上面的缝隙琢磨了个透，却没有撕开它们。就这样，我带着罪恶肮脏的血统，在新的环境里开始了又一轮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