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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林斯堡和文森特·萨拉姆诊所，我的大多数病人都是黑人。今天，一位22岁的黑人小女孩，得知我即将离开，特意送给了我一个小礼物。我们一起拍了照片，这引发了我们的交谈。我跟她分享了我刚到美国时的一些经历，那时的我也正好跟她现在一样大。

我刚到美国的那一年，那时虽然有奖学金，但它只cover学费，生活费还得自己赚。我带着37美元来到美国，按照父母的指示严格遵守国家规定以避免在边防检查时节外生枝。

那个夏天，我急切地想利用在校园合法工作最多40小时的机会。但在校园内找工作非常困难。那时没有手机，只能依靠校内报纸上的广告，在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后我已经开始绝望了。那时我的口语水平非常有限，常常还没来得及介绍自己就被打发走了。

后来有一天，我在校园报纸上看到学生食堂招聘的广告。我满怀希望地立刻打了电话，意外地，他们没有拒绝我。而是邀请我去填写申请表。我蹬着高跟鞋，穿着正式，画了妆，从东校园长途跋涉到了主校区。那位经理，一位三十多岁的黑人男性，递给我一份表格。填完后，他说，“我们会保留你的申请，有空缺时会给你打电话。” 我当时崩溃了，意识到让我来只是填个表并不是雇了我。我非常失望，一时哽咽得泣不成声。

看到我这样，他拍着我的肩膀俯身说：“经济上你是不是很困难？…… 我会帮助你的.” 他每周给我安排了三个小时，而且分部在每周的五天里，如此这样每天我都有机会到cafeteria工作和吃饭。这三个小时的工作是在传送带上快速分类脏盘子和餐具。那段时间我不必买任何吃的，这对当时已经身无分文的我绝对是绝处逢生。后来得知那位黑人经理硬是砍掉了另一个黑人雇员的三个小时才得以让我有了那宝贵的生存机会，我挺过来了、活下来了。

多年过去，我时常想起这位黑人，希望有幸再次找到他，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