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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说到，周一刚开始实行3/3计划，我就收到了Dr. M转发给一位新律师的邮件。鉴于3/3方案已得到Dr. M和Dr. L的同意，我不解为何还需律师介入。这封邮件似乎预示着新问题的出现。无疑，律师的参与可能会使原本缓和的关系再次紧张，并可能影响我与Dr. L之前商定的罚款豁免。

下午回家途中，律师Alice M来电，提到Dr. M希望我在Dr. L那里由雇员变为合同工，并说明这会影响我的福利，尤其是健康保险，询问我是否同意。我不明白Dr. M为何有此要求。在与Dr. M和律师的Zoom会议上，我们都分别询问了Dr. M将我变为合同工的原因，但他始终未给出明确答复。不再作为雇员意味着失去健康保险，这是我极为关心的问题。S建议我购买Cobra保险，但这是一个昂贵的选择。

此外，尽管我一直拒绝，但因多次要求提供我与Dr. L的合同，我感觉到Dr. M和S并未放弃。我不愿违背我与Dr. L的承诺，不向任何人透露合同内容。这次S又发信息让我将合同发给她，再由她转发给律师，但直接发给律师不是更快吗？既然Dr. M已支付律师费，律师应对客户的隐私负责。但究竟谁是客户，是Dr. M还是我？

在Zoom会议上，我询问了律师是否有权向Dr. M透露我提供的信息，如与Dr. L的合同。气氛一时变得尴尬，最后Dr. M承诺不再索要这些文件。那次会议是我感觉最为艰难的一次。它促使我重新考虑跳槽的决定。

Dr. K，我的一位同事，曾在Dr. M处工作，我向他征询了意见。我们讨论了Dr. L诊所的运营模式和Dr. M的提议。他的反馈增强了我的判断。但离开Dr. M的工作只剩下两天。

快到午夜时，我发信息给Dr. L，询问之前提出的Option 2（匹配Dr. M的提议）是否仍有效。第二天，Dr. L回复确认有效并请求见面。见面后，他基本上接受了我提出的所有条件。在PF Chang的晚餐期间，人事部经理C告诉我，我提出的所有修改都被接受了。

最后一刻，我选择了对Dr. L的忠诚，放弃了Dr. M伸出的橄榄枝。Dr. L的喜悦与Dr. M的失望形成了鲜明对比，我无法两全其美。

对我而言，这段时间的摇摆让我的薪资增加了20％，福利范围也大幅扩大，看似是个精心策划的局。实际上我也是出乎意料。圣诞节我打算给Dr. M和S寄去卡片和小礼物，因为我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正如Dr. L所说：“态度决定一切！”还有一条是：Don't burn the bri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