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Truce1

开学后，我大部分时间都花了课程上。除了生物课，我们也有一些公共课。其中有一门课，是一个哲学系的五十来岁的教授给我们上的，叫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他说话很狂，对我们，他自然是各种看不上，笑话我们不学无“书”。但他学识渊博，大家都被他鄙视得很服气。

他虽然对马克思恩格斯非常推崇，但是对实践中各种荒唐的做法非常反感。比如隔壁大国的那位小胡子，他虽然认可其在领导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的功劳，但是依然批判他“把马克思降低到低水平来理解”，批判他的大国沙文主义是“对马克思的国际主义的背叛”，也批评欧洲有个小国在实践中”播下的是龙种，但是收获的是虱子“， 连跳蚤都算不上。又批评当前社会的“英雄主义的缺失，是个时代的悲剧”。

对于当年神州大地的偏离真实的做法，那老教授更是给予了辛辣的讽刺。比如，当过矿工的他，说到当年一些官僚违背科学知识和求真精神，拍脑袋要在南京周边挖煤，他是这么说的：“花了那时候的一亿元，买到了什么教训呢？那就是地底下如果没有煤，那就肯定挖不出来。”真是让人又捧腹又深思。所以，即使他对我们的浅薄发出“羞辱”的言辞，大家依然对他的各种“虐”甘之如饴。他的课常常爆满，去晚了就只能站门口了，据说是因为很多校外的人都来偷偷旁听，也算是一大奇观。

我不得不说，这个老教授的课程，总让我既惭愧于自己的无知，又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个理论的提出和落地实践，如果偏离了求真的原则，会带来多么大的后果，真是也给自己很多警醒。

相比于这个老教授的公共课，我们的专业课虽然有意义，风趣性就少了不少，除了那个细胞操作课。在那里，我头一回从鸡蛋里提取了鸡胚胎组织来进行细胞培养，让我对自己吃了那么多鸡蛋、残害了那么多小鸡的生命感到“罪过罪过”，倒还有些意思。

除了上课，其他时间都是用来学英语和泡实验室了。在我看来，读研究生和之前中专本科最大的不同就是，同学们之间再也不是以前那样紧密地在一个集体里了。除了上课还能看到他们，其他时间都是各自为战，以班级为单位的课外一起玩的时候实在不多。我开始有些怀念过去，那时候的那些男女同学之间其乐融融的场景，好像再也回不来了。

寝室几个人倒都相处融洽，他们甚至不是叫我“小芳”，而是改口叫“芳芳”了，和爷爷叫我的叫法一模一样。他们这种叫法倒是没有要把自己往高辈分叫的意思，纯粹就是因为亲热，因为其他人的名字也成了“杰杰”、“枫枫”和“麓麓”。只有张安，除了我还叫他“安安”外，其他人都叫他昵称“美语”，那是独一份儿，因为大家都很认可他的美国英语发音的地道，可一点儿也没有讽刺的意思。

那次“九一一”恐怖袭击，最终还是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美国一度关停了所有国际往来的航班，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因为恐怖分子是持签证的外国人，美国开始严查所有获得签证的外国人，据说新签证的签发也严厉了很多。出国深造之路，看上去也很多不确定性了。加上张麓说的其他同学找导师不是都顺利，我开始认真地考虑自己的未来选择，觉得先留在国内读完博士也没那么难接受了。于是，我给尚老师回复了封电邮，告诉他，我很感谢他给我的机会，我愿意硕博连读了。

至于那个GRE英语考试，我觉得，既然都已经上了培训班了，那就还是继续冲刺一把，好好准备，考完了总有个成绩。这样的话，万一中途改变主意要出国读博呢，这个成绩有五年有效期，还是派得上用场。于是，我依然在闲暇时间里继续看那被称为“红宝书”的GRE词汇书，准备在十二月底的考试。

有时候我也会摇头，就这，还叫“红宝书”？当年的红宝书，那是给全国人民提供精神食粮的，虽然不少人并不太消化。而现在，所谓的“红宝书”只有出国的人才会当成宝贝，对其他人来讲真是毫无用处。但文字的庸俗化不是我一个人能扭转的，很多好端端的词汇不都是这么庸俗化了吗？像什么“同志”，“小姐”，都已经和原来美好尊敬的称呼差得太远了，成了一个污名化的字眼，区区一个本来就有点儿负面色彩的“红宝书”的庸俗化，又算得了什么呢。

室友之间的交流一多，大家的个人情况就比较清楚了。除了袁枫有女朋友以外，我们剩下几个都是光棍。卫雪对我爱理不理，我自然不好意思说我是有女朋友的。张麓对泡美眉颇有兴趣，除了爱踢球，他还爱在网吧上网去聊天。说实在的，我也不觉得上网有什么好的，学习都忙不过来，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各种闲聊呢？

在南昌读本科的时候，宿舍的一同考研的小张就很爱去网吧。每次路过校门口附近的网吧，我都能看到他在里面。我偶尔去那里和他闲聊几句，看他在玩我小时候玩过的军棋游戏。只不过小时候是两个人对战，还得有个裁判，他玩的是四个人分成两队的团队合作的军棋游戏，叫四国军棋，也不需要裁判了，都网站主机判定了。我问他：“张文耀，你说这有什么好玩的？你也不去看考研的书了？”

他咧嘴一笑：“这当然好玩了！看书累了，就玩一会儿嘛！”

小张爱玩，考研的书看得也不很上心。他说话冲动，但是从来没什么恶意，所以我和他关系也还不错。他有个外号叫“虫虫（冲冲）”，形容他个性冲动，但我也从来不叫他外号，而是叫他全名。

我依然周末去去网吧，但也就是和卫雪留个言，偶尔发发电邮，和她说说我的情况。我告诉她，我会在这里硕博连读，可能之后再出国了。我还告诉她，我已经搞到了师大物理学专业的历年试卷，如果她要的话，我就给她寄过去。但是她的回复很简短，只是说了声谢谢，并没有说她是不是在备考，我也不知道她还想不想考过来了，但我还是给她寄了过去。

倒是魏潇，知道我计划暂时不出国后挺理解的，给我留言说，不同路径最后都能在美国学习更前沿的科学技术，都该不错。我也没有再给金瑶留言了，虽然我加了她QQ。她很忙，也有了新的生活，我们彼此就像两颗隔得很远的筑成了马路的石子，知道另一个石子还安好，即使不在一起，我也能心安了。

生活闲暇之余，室友间也会开玩笑，鼓动去追其他单着的女同学，我都无动于衷。我的心，依然还在卫雪那儿不肯放手。每次在复习英语的自习室，想到卫雪对我的冷淡，都让我暗自叹气。我知道，自己在情感上还是不承认卫雪不再愿意和我亲近这个事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这么执着的一个人。我有些讨厌自己为什么总是左脚和右脚打架，为什么就不肯放手呢？

这个周末，我们在南京的老乡们搞了一次聚会，十来个人，都是今年从教师进修学院来南京读研究生的校友。我又见到了复试时鼓动我去向卫雪表白的那个老乡，他问我进展怎样，我只能报以苦笑。我倒不怪他的鼓动，成年人做事情，怎么着也责怪不了为什么受了其他人的影响了。倒是另一个过去在中文系的姓李的女同学，被我们亲切地叫“李子”的，现在在师大读研，知道我为这个苦恼后，很仗义地说：“真芳你也别太灰心，什么时候想开了，要找女朋友了，我们同学多，帮你牵线搭桥！”

她们中文班人多，女孩子多，我当然知道。毕业前的清明节，我们寝室还和她寝室来过一次联谊活动。发起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寝室的小帅哥和她那的另一个美女打得火热，然后组织了一次南昌郊区的梅岭春游。晚春时节，也不冷不热，那天天气也不错，带着多云的晴天。女孩子多，叽叽喳喳的，倒也别有趣味。

中文系的人才情都很好，那几个女孩子到了半山腰，开始诗兴大发，放声赞美景色的美丽和心情的愉快。这让我很汗颜，因为我既不懂诗，更谈不上写诗了。我只是隐隐约约记得当时的革命家写过梅岭三章，但是忘记了写的到底是这里的梅岭还是赣南的梅岭了，真是惭愧书没学好。

总之呢，虽然她们很不错，但那时候我也只是陪着室友们泡妞，类似于“陪太子读书”而已，心思也不在那些女孩子身上。我那时心里只有卫雪。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心里住着一个人，就再也装不下其他人了。有些人心胸宽广，大概相当于有了个大房子，能同住几个人都能相安无事，让我实在佩服得紧。不过我的心，应该是单间。除非我能腾空了卫雪，不然李子的好意，我只能心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