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塘叟

上海舊事話百年 (42)   絕地翻身

章榮初工廠的危機處理由上海商業、交通、中匯三行組成匯業銀團﹐童潤夫為管理委員會經理。

童潤夫(1896-1974)，是中國紡織界知名人士，浙江德清人，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創辦中國最早的棉紡織染實驗館，從事紡織科技研究，1935年受中南、金城兩銀行之邀，任誠孚信託公司常務董事，接管新裕紗廠，並任鴻章紗廠廠長，1937年介入上海紡織印染厰管理，從科研轉向實業，從此童潤夫由科研轉向實業，成為中國紡織業重要人物。「解放」後他擔任上海棉紡織工業公司總工程師，上海紡織工程學會常務理事，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章榮初是個閑不住的人，越是困境他的思想越是活躍。一定要走出這局面，厰裡沒有他的事了，但他還是去走走看看，尋找見縫插針的機會。章榮初在廠裡一了解﹐原來童潤夫只掛個名﹐很少來。一切權力仍在廠長張慎之一人手裡﹐張慎之本來就是章榮初手下﹐總有老交情在。銀行連會計也沒派人來﹐都是從前章榮初的老班底﹐而且這時候﹐生意非常好。

章榮初了解到這些情況﹐覺得機會來了。他到張慎之家去拜訪﹐開門見山和他談：「慎之兄﹐怎麼辦？我這樣下去是沒有希望的﹐你總要幫幫我忙啊！」

張慎之回答得很爽快：「一切辦法你自己想﹐只要用得着我﹐我沒有問題。」章榮初很滿意﹐說：「好﹐讓我想好辦法再與你商量﹐到時請你幫忙，拜託了。」

章榮初回到家想﹐銀行對小頭管得很緊﹐我也不貪這幾百塊錢﹐一定要想辦法大大賺一票﹐而且要合法。主意拿定﹐進一步了解他們的業務情況﹐知道他們每月定出的數量是以日產四千疋為標準﹐廠裡有四部印花機﹐產量至多也不過四千疋而已﹐假如在定貨方面去軋一腳也賺不了多少﹐大頭是廠裡賺去了﹐而且定額也不會多的。左思右想﹐想出一個很好的辦法來了﹐一方面可以配合銀行的口味﹐一方面可以大大地賺一筆。                       

章榮初知道銀行做事第一講究穩，不冒險，他去看張慎之﹐叫張慎之先與銀行方面露點口風﹐說每天定出四千疋實在風險太大﹐現在客戶太多，萬一市面不好﹐客戶越多風險越大。銀行認為很對﹐就問應該怎麼辦﹖張慎之說：「把每天四千疋減到三千疋﹐把一些差的客戶剔除﹐每天生產能力雖然有四千批﹐只定三千疋﹐餘下的一千疋去找個對象﹐叫客戶自己送白坯布進來﹐我們為他加工﹐錢雖然少賺一點﹐但風險可以大大降低。」銀行方面對這個建議大為讚賞﹐就由銀行在管理委員會上提出來。要張慎之找加工對象﹐張慎之說：「加工對象最好是找一家客戶﹐倘若客戶太分散﹐手續也非常麻煩。」銀行也認為很對﹐就決議授權張慎之辦好這件事。

章榮初一看如願以償﹐但他本人不能出面﹐就以鑫記棉布號的名義和廠方訂了一張加工契約﹐並提請經營管理委員會追認許可。內容很簡單﹐主要規定鑫記棉布號供給白坯布每天一千疋﹐廠方代為加工﹐確定加工費。

鑫記棉布號開始加工了﹐每天印一千疋﹐至少要有一萬疋白坯布存貨﹐方可週轉。但幾個月以來﹐章榮初手裡已經空了﹐沒有本錢﹐又沒白坯布怎麼辦﹖他到廠裡去和幾位負責職員商量﹐他們說：「沒有問題﹐你定單先來﹐廠裡有的是白坯布﹐我們先把廠裡的白坯布印起來﹐等你賣了錢再補進白坯布。」他們還告訴章榮初先定普通花樣﹐大路花樣﹐不要定新花樣﹐因為新花樣要新雕銅滾﹐時間長﹐普通花樣可以將別家客戶定的貨先交給你﹐這樣週轉就快了。後來乾脆對章榮初說：「你不要管每天一千疋﹐只要你生意好﹐多交點你的加工﹐少交點他們的定貨﹐還不都在我們手裡。」

打通了廠裡這關之後﹐章榮初的辦法就多了﹐起先幾批是沒有白坯布送進廠的﹐過了幾天就補進去了。大量定單送到廠﹐寫字間辦事人員也上下一氣貫通。後來每天出來的成品﹐半數以上交給鑫記﹐銀行始終不知道﹐連續做了兩個月﹐章榮初赤手空拳賺了十二萬多元﹐這十二萬都買了白坯布存在廠裡。這筆資產﹐後來成了章榮初開榮豐紗廠買機器的資金﹐真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937年3月下旬﹐上海紡織印染厰開始為匯業銀團生產，才三四個月，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件」爆發﹐中國翻開了現代史上苦難深重的一頁。7月22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發起組織「各界抗敵後援會」﹐推杜月笙﹑王曉籟﹑潘公展等一百二十一人為執行委員﹐章榮初也是會員，發宣言號召市民以「自愛愛國，自救救國」精神﹐作永久抗戰。

抗戰呼聲高漲，7月31日江蘇高等法院終于宣佈去年逮捕的沈鈞儒等交保釋放，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案，這是中國民主運動史上值得記取的事件。

一年前的1936年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沈鈞儒、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樸、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為核心人物。其「停止內戰、抗日救亡」的主張與中共宣傳的「抗日統一戰線」吻合，救國會通過潘漢年、胡愈之與中共聯繫，中共則指示黨員積極參加各地救國會活動。

救國會的主張與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相左，11月初，救國會參與上海日資工廠罷工，日本以軍事行動相威脅，要求逮捕罷工幕後推動者沈鈞儒等人，中方委屈妥協。1936年11月23日，沈鈞儒、王造時、章乃器、李公樸、史良、鄒韜奮、沙千里被捕。案件轟動全國，七位人士被稱為「七君子」，關押在一座小洋房，有會客室，運動場，囚犯們悠哉游哉，讀書寫字、打球種花。上海律師公會組成律師團，「七君子」每人配三名律師，其中杜月笙名下的秦聯奎為沈鈞儒，鄂森和汪有齡為李公樸辯護。1937年6月11日開庭，全國一致聲援站在民主陣綫最前列的「七君子」，7月31日，江蘇高等法院裁定，沈鈞儒等因證據不足，停止羈押。前上海律師公會會長張一鵬等為其開具保狀，「七君子」在歡呼聲中走出看守所。

中共建政時，鄒韜奮和李公樸已去世，其餘五人在歷次運動中屢受衝擊，章乃器被打成右派，王造時文革初被捕死在獄中。這段歷史已經過去七八十年﹐民主和獨裁的爭鬥，民眾和政權的博弈，于今回眸﹐恍若眼前﹐令人感慨係之﹐深有切膚之痛﹐不禁要問﹐當日之法庭尚可獨立審判，于今可能嗎 ？中國幾十年來進步何在 ？

烽火歲月的1937年，一邊是日本侵略步步逼近，一邊是民主運動熱火朝天。一邊是南京政府瀕臨懸崖，一邊是中國經濟面對破產。

章榮初多次絕地逢生，在此動蕩時刻，不知覺中轉機來了。

1937年8月1日﹐張慎之章榮初向提出一個要求﹐他說：「我在兩年前向日商上海紗廠買了一萬五千枚舊紗錠﹐共兩千兩百箱，存放在匯山碼頭貨倉裡。總價十五萬元﹐付過五萬元定洋﹐現在他們限我在8月5日要付清十萬元﹐假使不付的話﹐五萬定洋就要被沒收﹐契約也作廢了。」張慎之急急要求章榮初幫他支付這十萬元。

章榮初對說：「我哪來這麼多現鈔﹖我賺來的錢都是白坯布﹐都存在廠裡。」

張慎之說：「只要你肯﹐我就有辦法。」

章榮初問他有什麼辦法﹐他說：「把你存在廠裡的白坯布﹐由鑫記開張十萬元發票給廠方﹐我就可以取到十萬元﹐這樣一來﹐你在廠裡存貨雖然少了﹐但這對你毫無影響，你以前一疋也沒有﹐我們不也照樣交你成品的嗎？」

章榮初答應了﹐就開了一張十萬元的發票給張慎之。

實際上張慎之這批機器並非向日資上海紗廠所買，而是東泰豐五金行老闆任友三手中的舊機器，張慎之稱自己已付掉五萬，其實售價就是十萬，並非十五萬。8月5日他就拿章榮初給的十萬付清了款。

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天8月6日﹐張慎之忽然患上急性傳染病﹐當時抗生素配尼西林還沒發明，霍亂痢疾之類時疫病症是很難治的，張慎之送進醫院兩天就死了﹐臨死囑咐妻子，把這批機器的匯山碼頭貨倉棧單交給章榮初。8月12日大殮時﹐張妻對章榮初說，張慎之臨死關照，把棧單交給你。這一下章榮初手上突然有了一萬五千紗錠機器﹐足夠開一家新的紗廠了。

就在這時候﹐中國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中國從此進入全面抗戰。

童潤夫

七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