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塘叟

上海舊事話百年 (64)   國民黨地下會議

章榮初1940年底以四百根金條買下愛麥虞限路74號，從此有了個在上海算得上顯赫的住宅，天天賓客如雲，警察局特批給三個門衛一支手槍，當時人稱「小杜公館」。客廳可以擺十幾桌酒席﹐還有專門給樂隊的小舞台，杜月笙的管家萬墨林經常借章家請客。

1943年萬墨林被日本憲兵逮捕釋放後，不便外出，帶一個保鏢住在紹興路章家，後來腹部生一個瘤，章榮初請上海最好的外科醫生任庭桂天天來出診。

1944年4月間某天﹐萬墨林說想借章家請幾位銀行家吃飯。到這天旁晚﹐絡絡續續來了二十多人﹐但不是銀行家﹐而是吳開先﹑蔣伯誠、吳紹澍、王先青﹑萬墨林﹑朱學範等，都是國民黨的人。這頓夜飯吃到十時許﹐又打沙蟹﹐還有兩桌麻將﹐一直到天亮才散。

其實這是國民黨地下組織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的一次會議。

1937年「八一三」﹐抗戰全面開始﹐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大部份委員參與了汪精衛的所謂「和平運動」。蔣介石震怒，1939年8月派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潛回上海﹐重建上海地下組織。杜月笙提議中央設立統一機構，全盤負責上海的地下工作，蔣介石採納了此建議，成立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杜月笙為主任、吳開先為書記長﹐戴笠、蔣伯誠、吴紹澍、王先青爲常委，徐采丞為總幹事，統一指揮上海的國民黨、三青團、軍統及幫會。吳向杜轉達蔣介石的口信：「上海的陣地不能失，以後請月笙先生多偏勞了。」

1942年3月因叛徒告密﹐吳開先被捕﹐經潛伏在敵偽內部的唐生明將軍營救﹐吴開先獲釋返回重慶﹐把日本希望與蔣和談的信息向蔣彙報﹐遭蔣堅拒﹐1943年底再度負命到上海﹐與戴笠協調地下力量﹐於是就有了在章榮初家舉行的這次會議。出場人物中﹐萬墨林是杜府總管，奉杜月笙命聯絡各抗日力量，朱學範是郵務工會領袖，青幫中堅，和陸京士同為杜氏左右手，尤其和吴開先關係密切。

 吳開先、吳紹澍、蔣伯誠、王先青都是國民黨中央在上海的重要人馬。

吳開先（1898-1990）上海松江人﹐北伐時參加共青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和陳雲在上海成立中共外圍組織青浦旅滬學友會，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事變」後成為國民黨CC系主要骨幹。1927年後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委會常務委員、組織部長、社會局長。1936年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抗戰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和杜月笙發起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1939年組織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任書記長。他長期主持國民黨在上海的黨務﹐人稱上海「黨皇帝」﹐與先後擔任上海市長的吳鐵城、吳國楨，合稱三吳。

吳開先和杜月笙私交極其密切﹐和錢新之﹑潘公展﹑黃炎培等都是「恆社之友」。1950年杜月笙在香港逝世﹐吳開先和錢新之﹑陸京士等六人是杜月笙指定的遺囑執行人。吳開先1990年1月病逝於台北﹐终年九十二。

吳紹澍 (1906-1976)﹐畢業于上海法政大學，早年加入中共﹐後轉投國民黨﹐先後就職於國民黨南京市及漢口市黨部。1939年國民黨中央派他回淪陷區上海﹐籌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和三青團上海支部﹐任第七戰區中將司令﹐兼國民黨中宣部東南戰地宣傳辦事處主任﹐從事抗日地下活動。吳紹澍拜杜月笙爲師，杜知道﹐軍隊是蔣介石的命根﹐他從不主動吸收軍人﹐恆社中軍人甚少﹐吳紹澍以中將銜成為恆社成員中軍階最高者﹐深得杜氏倚重。

抗戰勝利後﹐以抗戰功臣自居的杜月笙躊躇滿志﹐一心想當上海市長。殊不知上海租界已收回﹐蔣介石不再需要杜的「閒話一句」。吳紹澍出任上海市副市長兼國民黨市黨部主任委員、三青團上海支部幹事長﹐自以為羽毛豐滿﹐與師父杜月笙反目。杜暗殺他未遂，指使戴笠查實吳紹澍貪污﹐終被撤所有職務。1946年吳紹澍創辦《正言報》抨擊國民黨，遭查封，1948年12月經史良與中共上海地下黨領導人吳克堅取得聯係﹐表示願為上海「解放」出力。1949年他策動滬西﹑南市两個獨立旅起義。1949年5月25日，他和上海原警察局長楊虎，在虹橋迎接解放軍，並協助軍管會辦理敵產及各類檔案的接收工作。1950年1月調到北京交通部任閒職参事﹐1957年這個政治投機份子被劃為右派﹐1966年文革被捕，1976年6月死在北京監獄。文革後獲「平反」，骨灰作爲「國民黨起義將領」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吳開先和吳紹澍﹐都是上海抗戰時期的風雲人物﹐又都先後週旋於國共兩黨之間。民國人物﹐生死成敗都與國家民族的歷史相關連﹐令人感慨萬千。

蔣伯誠(1889-1952)，江蘇諸暨人，北伐第一軍參謀長，浙江省防司令，抗戰時作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代表潛居上海作敵後工作。抗戰勝利後，他任蔣委員長駐滬代表公署主任。1949年重病未赴台灣，1952年病故上海。

王先青(1900-1972)﹐江蘇江陰人，上海法政大學畢業後任上海社會局第三科科長，抗戰時留滬從事地下工作。抗戰勝利後﹐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員、市參議員，1949年去台灣。

1944年6月﹐徐采丞打電話告訴章榮初﹕「萬墨林和一批人被捉到憲兵隊去了﹐聽說這些人在你家裡吃過飯﹐所以也要來捉你﹐這幾天你還是避避開吧。」章榮初聽了不當一回事﹐想吃飯是萬墨林請客﹐不過借我地方罷了﹐與我沒關係。就在下一天早晨來了七個日本兵﹐把章榮初捉到貝當路憲兵隊去。

淪陷時期日寇在上海的憲兵隊總部在四川北路(今大橋公寓)，設兩個分部，滬西分隊就是原汪偽特工總隊傑司極司非爾路76號；滬南分隊在貝當路美童公學，稱「貝公館」。

貝當路10號美童公學，1922年建造，極其美觀的主樓紅磚外牆，屋頂有天窗、塔樓，模仿費城獨立廳的樣式。「八一三」後，七百多美國孩子部份回國，剩下的隨父母被關進集中營，這裡被日軍佔領，成了人間地獄。那時日本人身材矮小，軍官為顯得高大都騎馬，學校的體育館成了馬廄，臭氣熏天，日軍還養了很多狼狗，日夜在四周巡邏。

章榮初被押到二樓一個大房間，裡面沒有傢具空蕩蕩，只有一張大西餐桌，幾個憲兵軍官，兇神惡煞問：「你這天請了多少客人﹖什麼人？老老實實講免得吃苦！」

章說：「不詳細﹐大約將近二十人。因為不是我請客，是我朋友借我地方請客。」

憲兵軍官在紙上畫了兩個大圓圈﹐表示兩張圓檯﹐旁邊畫了許多小圓圈﹐表示凳子﹐問：「什麼人坐在什麼地方﹖」

章榮初說：「我只認得萬墨林、吳開先和朱學範﹐經萬墨林介紹才知道蔣伯誠、吳紹澍﹐其他的人連名字都不知道。」

「你為什麼要把家裡借給別人﹖」

「萬墨林是我朋友，借給朋友很正常的嘛，你們日本人從來不請朋友的嗎？」

「萬墨林幹什麼的？他不是生意人，你為什麼和他做朋友？」

「萬墨林是我先生杜月笙的管家，我當然和他很熟悉。」

「杜月笙在哪裡？」

「杜先生去了重慶。」

「你為什麼不去？」

「我是生意人，生意都在上海。」

問了兩個鐘頭﹐日本人看問不出什麼了，把章榮初被押到三樓一個大廳去。一個日本軍官坐在中間的寫字檯前﹐旁邊還有四個日本人﹐拿着十幾塊夾板和許多繩子﹐寫字檯對面有把椅子﹐日本人把電鈕一按﹐那椅子就震動起來﹐四個日本人上來把章榮初往椅子上拖﹐章榮初知道那是電椅﹐死命反抗，剛被拖上電椅還沒開動，忽然有人敲門，一個日本人去開門﹐門半開着﹐外面的人說了幾句﹐他過來對軍官輕聲說了什麼，章榮初也聼不懂。

爲首的日本軍官對他說：「你不肯坐是嗎﹖那就換個花樣吧﹗」他們把章榮初的兩隻手反綁﹐腳沒綁﹐在房間四角站立四個日本兵﹐先把章榮初拖到一個角的日本兵前﹐日本兵把章榮初用力一推﹐章榮初踉蹌幾步就跌倒在地﹐他們哈哈大笑﹐又把他拖到另一角﹐另一個日本兵再推﹐章榮初被他們來回又推又跌廿多次，因為雙手被縛，臉上多處摔腫了﹐腰和腿都扭了。之後再把章榮初吊起來用軍皮帶打﹐這樣到了下午兩點多﹐日本人把他放下來說：「已經決定了﹐明天槍斃你。你寫一張遺囑吧﹗」

章榮初說：「橫豎要死了﹐寫什麼遺囑。」

軍官舉起手來狠狠打了章榮初一記耳光﹐兩個日本兵上來把他拖到底樓﹐把褲帶﹑皮鞋帶﹑手錶都脫下來，前面是一道只有半人高的鐵欄牢門﹐要彎腰才能鑽進去，很小的牢房是半地下室，只有很高一個小窗。裡面已經有兩個人，章榮初認識其中一個是上海救濟會總幹事王先青。章榮初坐在地上，旁邊就是茅坑，臭得他直噁心。

牢房外面﹐許多狼狗叫得人心驚肉跳。十幾分鐘後﹐送飯進來﹐裝在一隻大毛竹筒裡﹐粥不像粥﹐飯不像飯﹐插了一根筷子，一股霉酸味令人作嘔﹐哪吃得下去﹖

王先青對章榮初說：「你還是吃吧﹐這一頓之後要到明天十點再有得吃﹐我第一天也不吃﹐第二天餓得要命。」

章榮初說：「寧可餓死也不吃。」

到下午五點鐘﹐一個日本人來叫章榮初：「出來，吃飯去﹗」章跟他出去到了外面，走廊桌子上放着一碗蝦仁蛋炒飯﹐問他們哪來的﹖日本兵說：「你朋友送來的。」原來是徐采丞叫四馬路大西洋西菜館【註】送來的﹐章榮初狼吞虎嚥吃了﹐再進牢房。

【註】大西洋番菜館，開設于清末，是上海著名海派西菜館之一，位於四馬路雲南路口，杜月笙和青幫人士經常聚會的地方，1956年奉周恩來命與老正興飯店合并，遷到北京。

 過了半個鐘頭﹐外面又來叫了﹐章榮初走出監牢總門﹐日本人把褲帶等還給了他﹐可以出去了。到了外面﹐看見徐采丞和一個高大的日本人在一起﹐徐介紹說叫阪田大將﹐此人中國話說得很好﹐徐和阪田陪章上樓去謝了憲兵隊長﹐徐采丞送章回家。

回家路上﹐章榮初問徐采丞，吳開先也被抓了嗎﹖徐笑嘻嘻說吳是不會抓的﹐日本人不抓吳開先是為了與國民黨保持聯絡。章又問你為我化了多少錢，徐說沒有。後來章榮初得知徐采丞為這事化了三十根大條﹐到徐兒子結婚時﹐章榮初買了三百兩黃金的首飾送給他。

吳開先         吳紹澍

 蔣伯誠        王先青

 

貝公館（筆者攝于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