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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现行体制内的“七品芝麻官”酒后吐真言，说出心里话：泱泱大国庞大行政体系中的“革命干部”最怕两件事：一是学“习”，二是担责。

学“习”，学的是“习思想”“习语录”，所以学习成了学“习”。基层干部们的学“习”工作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单位组织的集中学“习”会，个人在手机APP上计时学“习”，测评和发表心得体会等，已经成为他们日常工作的重心。尤其是在手机专用APP上的学习，需要积分过关，以表忠诚。学习内容主要是“习思想”和“习语录”，这种机械式的学习方式为的是提升忠诚度，而非提升干部们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

为了应付这种形式主义的学习任务，一些基层干部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例如，这位“七品芝麻官”，每月花费六百大元雇佣单位里的一名年轻人替他在APP上学“习”积分，以确保自己的学习成绩过关。此外，他还利用AI技术帮助他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以应付上级检查。这种虚假的学“习”态度，实际上是对形式主义学“习”的无奈应对。

形式主义的学“习”不仅耗费了基层干部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还使他们的学习变得功利化。他们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思想水平，而是为了在上级的检查中不出问题，确保自己的工作不被追责。这种功利性的学习态度，不仅扭曲了学习的初衷，还使得干部们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大大降低。

形式主义在基层单位泛滥和失控。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被耗费在学习、无数的报表、会议和文件上。基层干部们每天都忙于参加各种会议和学习，准备各种材料，以应对上级部门的检查和考核。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繁忙，但实际上对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太大帮助。相反，它使得基层干部无暇真正深入社区，了解和处理群众的实际需求和问题。

形式主义的根源在于绩效考核制度的片面性和不合理性。上级部门往往通过政治觉悟来评估基层工作的进展和成效，而忽略了实际工作的效果。这种评估方式促使基层干部将注意力集中在表面工作上，而不是实际问题的解决。此外，形式主义还与官僚文化密切相关。在这种文化中，表面文章和形式主义成为了追求升迁和自我保护的手段。

官僚们除了应付无处不在的形式主义外，还要无时不刻地提高警惕，规避责任。

在工作中，任何错误和失误都可能导致严厉的问责，影响干部的职业生涯和前途。追责文化在基层工作中表现为对错误和失误的高度敏感和严厉追究，任何工作中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干部被问责、处分，甚至影响其职业前途。面对这种高压，基层干部们普遍采取“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懒政态度和保守策略。这种态度不仅导致了工作效率的低下，还使得基层工作停滞不前，业务水平停留在表面，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几乎为零。

现行的行政体系中，基层单位缺乏独立决策和解决问题的权限。任何重大决策和行动都需要层层汇报和审批，每一层都在考虑自身的免责问题。这种机制不仅拖延了问题的解决时间，还使得真正有能力和愿意解决问题的干部无法施展才华。层层审批的流程，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为了避免责任追究而设置的防御机制。

在这种环境中，专业素养和实际解决问题能力强的干部往往难以脱颖而出。相反，那些善于迎合上级、精于形式工作的人更容易获得重用。这导致了基层单位整体工作能力的下降，影响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追责文化的形成主要源于上级部门对基层工作的严厉监督和问责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基层干部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不敢冒险和创新，只求稳妥度日。此外，追责文化还与整个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有关。在一个强调“问责”的环境中，基层干部往往更注重规避风险，而不是主动解决问题。

当前的干部选拔机制，往往更看重干部的奉承和吹嘘能力，而不是专业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这导致那些认真、专业、讲究科学解决方案的干部难以在这个体系中脱颖而出，反而是那些善于拍马屁、吹嘘业绩的人更容易受到重用。结果是，基层干部中实际业务水平高的人难以成为领导，影响了基层工作的整体水平。

形式主义和追责文化的共同作用，使得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大大降低。他们普遍认为，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难以获得公正的评价和提升机会，反而更容易因为小失误被问责和处分。这种消极情绪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态度，还对整个基层工作的氛围产生了负面影响。

形式主义和追责文化导致基层治理效果低下。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被浪费在无意义的形式工作上，而实际问题却得不到有效解决。基层干部缺乏解决问题的实际权限，使得许多问题在层层汇报和审批中被拖延，无法及时处理。这种低效率的治理方式不仅影响了基层的经济社会发展，还损害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基层治理的低效和形式主义的泛滥，使得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群众对政府的期望是能够高效、透明地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流于形式的表面文章。当政府不能及时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甚至因为形式主义而忽略了群众的实际需求时，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会逐渐流失。这种信任的流失，不仅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还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形式主义和追责文化还导致政策执行的困难。基层干部在执行政策时，往往因担心问责而采取保守的执行方式，甚至消极怠工。这种态度不仅影响了政策的执行效果，还可能导致政策在基层的变形和走样，使得政策目标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