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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苏州市发生了一起针对日本学生的持刀袭击事件，校车保姆胡友平挺身而出，身受重伤，不幸离世；9月18日，深圳又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一名日本小学生在独自步行上学时遭到刺杀，不幸身亡，该小学生的母亲为中国人，父亲为日本人。

苏州与深圳事件震惊中外舆论，这两起恶性案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问题，不仅仅是个人犯罪行为，而是长期潜藏在中国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极端主义思想。这种情绪不仅促使了对他国公民的暴力行径，还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现象：某些人因民族仇恨而进行的非理性行为，仿佛让人重新回到了过去义和团运动的时代。

首先，从案件本身来看，苏州与深圳两起刺杀事件都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受害的目标都是在华学习的日本学生。然而，这两起案件的共同点在于，罪犯都是带有强烈的反日情绪，施暴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基于仇恨的民族主义思想。行凶者将日本人视为仇敌，认为杀害日本人是一种“爱国”的表现。这种思想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它不仅展示了个人极端思想的外化，还反映了在某些人心中，暴力行为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正当化。

这些犯罪行为可以追溯到历史与社会对日本的负面情感。中国与日本历史上存在诸多复杂纠葛，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惨痛记忆。历史的伤痕没有愈合，反而在某些时候成为了情感的焦点，甚至被某些人恶意利用。这种情绪积聚在民间，并通过极端形式表现出来，最终导致了对无辜日本学生的暴力行径。

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崛起，与国家在列强压迫下的屈辱历史息息相关。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发了中国人民对外敌的愤怒。这种愤怒逐渐演变为一种民族自豪感与自尊心，认为外敌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威胁。日本的侵略行为尤其加深了这种情感，在抗日战争期间，这种民族仇恨达到了顶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这种仇恨情绪并没有完全消散，反而在某些特定时刻被重新点燃。近年来，中日关系时有紧张，而民族主义情绪时常借此蔓延。这种情绪的激化，使得一些人将“反日”视为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甚至将一切与日本相关的人与事物视为敌人，仿佛民族认同感必须以仇视他国为前提。

在这种背景下，苏州和深圳的刺杀事件并非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社会中潜藏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极端表达。这些刺杀者并不因与受害者有私人恩怨而动手，而是将对日本的历史仇恨转移到无辜的学生身上。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与当年义和团运动中盲目排外的暴力行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刺杀事件不仅仅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还带有极端主义的特点。极端主义是一种思想上的极端倾向，通常表现为对某种信仰或意识形态的狂热推崇，甚至不惜采用暴力手段来实现目标。在这两起刺杀事件中，行凶者将仇恨民族主义情绪转化为行动，并以此为正义自诩。这种行为不仅残酷而且极具破坏性，它打破了社会的基本伦理准则。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极端主义往往伴随着某种自我正义感。行凶者往往认为自己是站在“正义”的一方，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战。就像苏州和深圳的罪犯，他们很可能认为自己是爱国者，是在为历史上的不公复仇。这种自我正当化的心理机制，导致了他们对暴力行为的合理化，甚至从中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满足感。

然而，这种极端的爱国主义情绪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心理反应，它不但没有真正帮助到国家，反而对社会和国家形象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极端主义的本质在于它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以及对他者的绝对否定。在这些行凶者的眼中，日本学生成为了某种象征，而非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这种去人性化的思维方式，使得他们能够在没有任何个人恩怨的情况下，对他人实施致命暴力。

苏州与深圳的刺杀事件，与历史上的义和团运动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中国社会对外国侵略和教会势力的一次暴力反抗运动，其背后同样充满了盲目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义和团成员宣称自己通过某种“法术”可以刀枪不入，以此作为他们反对西方势力的“正当性”基础。他们烧毁外国教会、杀害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将外来文化视为洪水猛兽。

与义和团类似，苏州和深圳的刺杀者也将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视为威胁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敌人。这种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盲目排外心理，在今天的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中依然存在。就像义和团的暴力行为得到了当时清政府某种程度的默许和支持一样，今天的民族主义极端行为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情绪的鼓励和放任。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与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如《辛丑条约》的签订，曾经让中国社会为盲目排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显然并未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苏州和深圳的刺杀事件，某种程度上正是历史的重演，它再次警示我们，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会带来国家的强盛，反而可能引发内部的动荡与外部的敌对情绪。

民族主义情绪和极端主义的蔓延，离不开媒体与舆论的推波助澜。中国官方主导和控制的媒体，在塑造公众认知和引导社会情绪方面起到了不可推卸的责任。某些媒体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往往倾向于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有意无意地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推向极端。

在苏州与深圳刺杀事件发生后，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在网络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部分人不仅没有谴责这些暴力行为，反而将行凶者视为“英雄”，认为他们是在为历史报仇雪恨。这种舆论氛围表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已经渗透到了某些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络空间中。

事实上，舆论的导向对公众的思想影响巨大，尤其是在缺乏独立思考和批判能力的群体中，极端思想往往通过社交网络快速传播。这种网络暴力与极端民族主义的结合，使得某些人失去了基本的理智，甚至产生了参与暴力行动的冲动。在苏州与深圳事件中，行凶者正是在这种网络环境中得到了某种“鼓励”，在有意无意的“怂恿”之下，最终走向了极端。

回顾历史上的暴力排外事件，政府与社会的态度往往是决定性因素。在义和团运动中，清政府对暴力行为的纵容和默许，使得这一运动迅速蔓延，最终酿成了巨大的灾难。今天的苏州与深圳刺杀事件，虽然没有明确的官方纵容，但社会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普遍接受与极端言论的泛滥，事实上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在社会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认同，他们将暴力行为与“爱国主义”相挂钩，认为自己是在捍卫民族尊严。然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不仅误导了个人，还对整个社会的思想环境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