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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一则数据引发广泛关注：2024年1月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立案7.7万人。中国有近70万个行政村，仅9个月时间，就有10%+以上的“村长”被查。那么，加上之前被查的、之后将被查的，这个比例难以想象，触目惊心。

中国的行政村，是社会最基层的治理单元。这些村落虽小，却承担了重大职能，从国家政策的最后一公里落实，到村集体资产的管理与分配，村干部的权力在农村社区中举足轻重。

村长，美其名为“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在土地制度以国家为主体的框架下，征地成为村级干部的“肥肉”。而且，农村合作社、集体经济实体的经营管理，为利益输送提供了温床。此外，国家补贴如低保、农业补贴、扶贫款项等的分配，为权力寻租留下空间。现行体制下，村干部成为政策执行者与利益分配者的“双重身份”，权力边界模糊不清，为腐败现象提供了土壤。

中国土地制度的核心，在于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经营权却由个人和市场决定。这种产权分离，使村干部成为征地补偿的“调节者”和“中介人”。村干部可通过少报、多报征地面积，或操控补偿标准获得非法利益。由于缺乏透明的监督机制，村干部可以通过低价承包集体土地给亲属或高价出售给开发商，从中牟取暴利。国家的多项补贴政策虽然初衷良好，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充满了漏洞。例如，扶贫款项常被村干部私分，低保名额被转让给关系户。在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中，村干部对救济资源的分配掌握了绝对权力，这为他们提供了“好处费”的机会。

当前的社会治理模式助长了腐败，这些“土霸王”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于一身，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机制。无论是土地还是财政资源的管理，普遍存在暗箱操作现象，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法律法规的实施力度，在基层难以覆盖，许多村庄依旧停留在“人治”阶段。农村地区的人情往来，使得许多腐败行为被合理化，例如村民为获得资源主动向干部行贿。许多村庄依然保留浓厚的宗族观念，家族势力与村干部权力勾结，进一步恶化了村级治理环境。

“山高皇帝远”这句古语，可以说是对某些偏远地区基层治理现状的精准概括。离权力中心越远，“中央精神”就越像一个模糊的口号，而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土霸王”的个人规则。这些“土霸王”一旦手握权力，法律就变成了挂在墙上的装饰，真正管用的，是他们那套“胡萝卜加大棒”的土办法——能给甜头就给甜头，实在不听话，那就亮拳头。权力不仅是他们的保护伞，更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万能工具。

这些“村长”们，身处基层，却对村民的需求视而不见，热衷于“向上效忠”。原因很简单：在这套权力体系里，对他们掌有生杀大权的，不是村民，而是他们的上级。他们的忠诚是“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对上级唯唯诺诺，对村民吆三喝四。村民利益只能沦为可有可无的存在，被打包成“政绩材料”用来讨好上级。

中国农村腐败现象的普遍性，并非仅仅是基层治理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的投射。当前的制度环境，不仅未能有效遏制腐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权力滥用。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审视社会治理模式，最重要的是权力制衡机制的强化、资源分配的透明化，以及法治文化的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