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仁蟻1

    戰場上，槍彈不長眼，實力說明一切。但是到了談判桌上，雖然不能將戰場上的結果完全翻盤，但是勾心鬥角、陽奉陰違、巧舌如簧便有了發揮的空間。更何況大清的官員，哪個不是飽讀詩書、琴棋書畫樣樣精通的“才子”？背靠著億萬萬“同胞”、倚仗著地大物博，更重要的是還有皇上的英明指揮與領導，雖不至於罵翻英國，但是總不至於吃虧吧！

    可是，在談判桌上，大清國的官員們卻完全懵了。因為，在談判之前，皇上已經命令他們，答應英國人提出的一切條件，儘快打發這些洋人滾蛋。既然有如此深不見底的談判條件，將談判搞成一個團結、成功、勝利的談判似乎並不難。但是當清國的談判代表看到英國人提出的條件時，著實是快石化了。面前明明是一頭獅子，卻沒有大開口；面前明明是戰場上的勝者，卻沒有痛打落水狗；

    我們下面就看看英國人的要求：

1.      割讓“香港島”。去過香港的人很多，大家都知道香港並不大，然而這裡所說的香港島，只是現在大家所知香港的很小一部分。面積是現在香港的7%，當時的人口只有7400多。我這裡說7%，很多人還是不能想像，當時大清國到底割讓了多大一個島嶼，去過上海的人，大多知道上海有一個浦東國際機場，面積大約40平方公里，香港島的面積是78平方公里，不到浦東機場的兩倍。這個面積大約佔大清國國土面積的百萬分之七。換言之，這樣巴掌大小的地方，對大清國皇帝而言，根本算不了什麼。

我知道，我以上的說詞，嚴重傷害了很多有正義感的華人。祖國的領土神聖不可侵犯，是他們心裡最後的底線。放心，我非常尊重保有這個底線的華人朋友，在這裡，我之所以這樣說，只是想告訴大家，在東亞大陸兩千多年的歷史朝代更迭中，面對異族（外國人的另一種稱呼方式），割地、賠款甚至把老婆女兒送給異族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大家不要激動。《南京條約》中所割讓的土地、所賠償的款項，在兩千多年璀璨歷史中，根本連前百名都排不上。更何況，那些土地和錢財又不是你的，千萬別自作多情，硬把自己當成國家的主人，這可是死罪啊。

總結一下，英國人提出的割地條款，根本不可能刺激到道光皇帝的神經，畢竟當年的香港島對道光皇帝而言，只是一個遠在天邊且鳥不拉屎的地方。真正讓大清國沒有想到的是，英國人拿槍頂在自己的頭上，提出的割地要求居然如此不上檔次。舉一個不那麼恰當的例子，就像在大街上，一個搶匪用槍指著你的頭，卻只要你錢包中的一枚硬幣一樣。從這一點上說，英國人絕對沒有欺負大清國，因為以當時的軍事態勢，英國人想要大清國割讓上海，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愛國志士們完全可以不認同我的說法，但是英明的皇上可是“通情達理”的。

2.      賠款，二千一百萬銀圓。難道這不是漫天要價嗎？說實話，二千一百萬元（大約折合一千四百四十七萬兩白銀）的確算不上漫天要價。其中六百萬是賠償各國商人們鴉片的，林大人既然未經人家同意就銷毀了，照價賠償不算過分吧，英國人甚至連利息都沒好意思要。還有三百萬是白紙黑字的公行欠款，有借有還，情理之中。唯一可以商榷的是一千二百萬的軍費，萬餘士兵、數十艘船艦兩年多來萬里之遙的奔波，再加上各種槍砲的損耗，以及死傷將士的撫卹等，這一千二百萬元（折不到九百萬兩），就算貴一點，也沒有到離譜的地步。想想後來甲午戰爭的二億三千萬賠款，同樣是戰敗、同樣是賠款，這區區九百萬，可以算得上公道了。

別忘了當時的場景，英軍是用槍頂在大清國的頭上談判的，談判代表不小心在數字後面多加一個零，大清國敢不答應嗎？可是英國人並沒有胡來。也就是說，在賠款問題上，英國人並沒有欺負清國人。最起碼，相對於大清國的兩位鄰居日本和俄羅斯而言，這位遠道而來的英國，還是比較禮貌的。

3.     “五口通商”，如果現代人還要將開放通商算成是喪權辱國的條款，我覺得，這些人還是回到中世紀吧。絕大多數現代人對於開放通商是不反對的，尤其華人朋友們更應當有感，近幾十年華人的致富與跋扈，多與開放通商有直接的關係。當然，有人會爭辯，開放和通商他們是不反對的，但是憑什麼要被別人逼著？這難道不傷自尊嗎？我承認，被別人逼著進步的確並不舒服，但是，這種感覺很不好嗎？我隱約記得，華人家庭最推崇虎媽、虎爸一類，這難道不是逼著進步的典範嗎？關起門來能接受，一旦打開門就無地自容了嗎？

我們退一萬步說，英國人拿槍頂在大清國的頭上，強迫大清國開放口岸經商，這看起來的確有恃強凌弱的感覺，但是如果你細讀《南京條約》，這個條款並不是英國人設計來針對清國的啊！開放和自由貿易是針對雙方的條款，英國商品可以自由進入清國市場，清國商品也可以自由進入英國啊。條約說的可是雙方的自由啊。從這個道理上看，英國並沒有要求清國單方面開放自己的市場，這算是公平交易，我看不出英國人如何“欺負”了清國人。

4.      最令後人詬病的是所謂的協議關稅和領事裁判問題。

協議關稅，是指雙方必須在關稅問題上達成一致。換個角度說，就是英國人要求大清國必須將關稅白紙黑字寫清楚，並徵得英方的同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條款呢？因為在百年的貿易中，英國人早就領教了大清官員的各種特色，“吃拿卡要”簡直就是日常生態，大清國根本就沒有國家頒布的關稅條例，各級官吏的隨心所欲以及貪得無厭讓各國商人吃盡了苦頭。這次終於可以用槍指著大清的頭開出條件了，怎麼可能客氣？可事實是，英國人依然沒有獅子大開口，他們的要求是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公平交易。從後來的實際關稅稅率的數字看，鴉片戰爭後雙方商定的關稅比例，比戰爭前大清國名義上的官方稅率高出了很多，也就是說大清國可以合法地收取更多的關稅。難道英國人傻嗎？他們不傻，英國人雖然看起來支付了更多的關稅，但是與以往的賄賂、罰款比起來，英國商人還是划算了不少的

再說領事裁判權問題，我必須誠實地告訴大家，從現代國家的角度看，這一條是《南京條約》中唯一一條不懷好意的條款，而且這個條款對後來大清國的對外關係產生了深遠的不利影響。這個條款的意思，大致是說，如果英國人在大清國犯法了，清國不能制裁他，而要交由英國法院審判處置。這麼一看，清國哪裡還有主權啊。既然在《南京條約》中出現了如此不平等的條款，再看看正指著大清國頭頂的黑洞洞槍口，我們幾乎可以斷定，這是英國人“欺負”了清國人。在被如此粗暴地“欺負”之後，終於有理由將“百年屈辱”的帽子戴上了吧。我還是那句話，如果你如此樂意戴上屈辱的帽子，沒人能攔著你，高興就好。但是，如果我告訴你，這份屈辱不是英國人強加給大清國的，而另有其人，你是不是會感到意外。這個給你戴帽子的人，真的不是“他們”而是“我們”。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僅僅3天之後，即九月一日，清政府的談判代表耆英就向英國談判代表璞鼎查遞交了一份外交照會，這份照會的內容是為了讓《南京條約》永久遵行，耆英提出了12條修改意見，其中的第8條是這樣寫的：“此後英國商民，如有與內地民人交涉案件，應即明定章程，英商歸英國自理，內人由內地懲辦，俾免釁端。”大家看懂了嗎？耆英是大清皇帝指派的全權談判代表，他是通過外交照會的形式，正式提出的這個條款，條款白紙黑字提出放棄大清國的領事裁判權。哪一方應當承擔責任不是一目了然嗎？

雖然，後人費盡心思為耆英和大清國辯解，但是，事實是不容辯駁的，的確是大清方面主動將領事裁判權轉讓給了英國。因此，在外交層面，英國的確沒有欺負清國。

話雖這麼說，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找到指責英國的理由的。英國作為老牌的現代國家，對於國際關係和國際法律的了解遠遠多於尚處封閉的大清國，既然看到大清國提出如此荒唐的“自宮”條款，怎麼就能“欣然接受”呢？由此，我可以非常負責任地說，英國是在知識層面狠狠“欺負”了一回清國人。我非常贊成大家在道德層面大聲聲討英國。但這個聲討，只能限於道德層面。

5.       條約的簽署是一回事，執行是另一回事，英國人捧著熱呼呼的《南京條約》，將遠征軍撤回了本土。可是隨後的執行階段卻風浪不斷，直到十年後，一場新的戰爭降臨。簡單說，廣州原本是條約中明文規定的開放口岸，根據雙方的約定，英國商人被允許攜帶家眷入住廣州城，可是清國的官員卻死活不同意，各種糾纏不清層出不窮，《南京條約》在執行的過程中，不出意外地遇到了意外。在這個過程中，清國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地主之誼”，狠狠找回了一些面子，細節我會在另一篇文章中講給大家。這裡面誰在“欺負”誰，就更是奇葩了。

    這幾篇文章的標題是“到底誰欺負了誰”，我從戰前的貿易、林大人禁煙、戰爭過程中和戰後等幾個階段，分析了誰“欺負”了誰這個問題。我知道用”欺負“這個並不中性的詞，會遇到很多的邏輯障礙和道義上的衝突，但是我依然採用了”欺負“的說法，因為，我以為，多數華人心中百年揮之不去的屈辱，不會來自實力不濟的失敗，而是被強者肆無忌憚地“欺負”。

    必須承認，那場戰爭，清國的確輸了，輸得毫無爭議，但是輸掉一場戰爭並不一定會帶來“屈辱”，我不厭其煩地帶大家體會誰”欺負“誰這個問題，目的就是想告訴大家，那場戰爭清國輸得並不冤，英國人在整個過程中，基本保持了所謂的“英倫風度”。

    從當時大清皇帝和大清政府的表現看，當年的大清國以及大清國的皇帝，是絕不會有那麼沈重的“恥辱感”的，勝敗軍中之常事也，泱泱大國怎麼會因為這麼細小的得失便尋死覓活、喋喋不休呢？

    直到幾十年後，嚴復先生、梁啟超先生才想起大清國曾經的過往，並在那場幾乎被統治者忘掉的戰爭身上，加載了濃濃的恥辱標籤。當然，先生們的意圖是可以理解的，更何況，兩位先生也只能代表學界的一派思想。可是，隨著大清滅亡後歷屆政府的參與，尤其一九四九年後，共產黨的強化和教化，恥辱感幾乎淹沒了一切對那場戰爭的其他反思。

    我想起范文瀾先生評價林則徐的那句話：“林則徐是張開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我讚賞范先生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視角。不過，我非常想提醒    每一位讀者，林則徐張開眼睛看世界了，大清國張開眼睛了嗎？大清國的其他人張開眼睛了嗎？

    戰爭的硝煙終會散去，心痛與戰敗的恥辱並不是一種不可理解的情感，然而快兩百年過去了，依然念念不忘當年的恥辱，就屬於明顯的心理疾病了。更何況那些恥辱，很可能是臆想出來的。果真如此，這種心理疾病便又多了一層妄想的成份。更可怕的是，這樣的疾病頗有演變成遺傳疾病的危險。想想都覺得後背發涼。

    我承認，這幾篇文章給不少人帶來了相當的沈重感。欺負、恥辱、心病，這些詞聽著就令人不快。我們為什麼不放下這些詞和這些情緒，從另一個視角看待那場被稱為“鴉片戰爭”的戰端呢？

    那場戰爭，是不是迫使很多人接觸到了東亞大陸之外的世界呢？大清國的人們突然看到了金髮碧眼、突然看到了船堅砲利。世界突然變得比以前更大了，“我們”不再是寰宇的中心，在周圍還有不容無視的“他們“。

    那場戰爭，是不是迫使很多人思考了許許多多奇怪的問題？他們是從哪裡來的？他們為什麼如此強大？他們與我們有什麼不同？

    那場戰爭，是不是迫使很多人發生了改變？我們應當了解他們什麼？我們應當學習他們什麼？我們應當如何面對未知的挑戰？

    以上所有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場戰爭迫使東亞大陸開始了一場轉變，之所以說“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不是因為恥辱、不是因為侵略、更不是因為反抗，而是因為改變。沈寂兩千年的東亞大陸開始了改變，一場深入到每一個角落的改變，大家不妨也張開眼睛看看周圍，除了極權專制制度，東亞大陸上的一切都與一八四零年之前不一樣了。

    鴉片戰爭不就是這場轉變的開端嗎？有什麼理由將如此美好的轉變說成恥辱和仇恨？難道大家真的想倒退回一八四零年之前的大清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