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HH

2024年11月3日，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简称市三）校庆之日，我重返母校。感慨万分！



市三校园还是那么幽雅美丽，端庄的五四、五一大楼仍是校园的主体。


五四大楼


五一大楼

踏进市三校园，让人心情宁静的是修剪整齐、占地超过上万平方米的青青大草坪，它安详地躺在校园的中心，安抚着莘莘学子的心灵。


市三女中校园里的大草坪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简称市三，位于上海市江苏路155号，是当下上海市唯一的一所公办重点女子中学。
这所久负盛名的中学，其前身是188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圣玛利亚女中和1892年基督教南方监理公会创办的中西女中，英文名McTyeire School for Girls。这所学校由美国南方卫理公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于1882年创办，该校的命名是为了纪念主教 Holland Nimmons McTyeire，他是该会的领导者之一，也是推动女子教育的重要人物。
195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了那两学校，合并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中西女中不仅是中国女子教育的里程碑，更是中西文化交汇的重要场所。它通过引入西方的教育理念，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对女性地位的重新认识，帮助塑造了具有现代思想和能力的女性群体，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西女中为中国培养了大量杰出的女性，她们在不同领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例如：宋霭龄（孔祥熙夫人），宋庆龄（孙中山夫人），宋美龄（蒋介石夫人），荣漱仁（社会活动家），张爱玲：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等等。
旧上海工商界名人的一些女儿也就读于中西女中，例如永安公司老板的千金小姐郭婉莹（Daisy）就是中西女中的学生。
还有一些名人如著名钢琴家顾圣婴，她1949年就读中西女中。1958年，她参加了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文革开始后，顾圣婴一家遭到残酷迫害。1967年1月31日，顾圣婴在上海交响乐团批斗会上惨遭羞辱，当晚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市三的校友遍布世界各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等地都有市三的校友，不计其数。
90年代，我在葡萄牙里斯本的国际心理学家大会上遇到了大会的执行主席Emily Miao.


Emily Miao是上海人，长期在台湾和美国工作。她是中西女中毕业的。当她得知我是她的小学妹后，非常兴奋。我俩在地球的另一角落，一起畅谈共同生活学习过的地方，戏说女中生活的奇妙，倍感亲切。

今年踏入市三校园，往事浮想联翩。学校的大门已改建了，校园里的树木仍是郁郁葱葱。


记得当年刚入校时，校长薛正就在大会上警告我们：“谁也不许损坏学校里的一草一木。谁摘下一片树叶，就罚5元！”


老校长薛正的铜像。

当时一般民众的工资收入一个月不到一百元，5元钱对我们学生来讲时一个很大的数目。
在我就读期间，没见到有人损坏校园里的花花草草。有时同学不小心滑倒在冬青树旁，周围的同学都惊讶地大叫：“快爬起来，伤了冬青树，你要赔500元！不，是5000元！不，或许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在打、砸、抢的文革年代，我记得我们市三学生没有砸烂学校的公物，花草依然生气盎然。我们的大字报贴在五四大楼前建搭的木头竹子布告栏上，大标语写在报纸上，然后贴在水泥和竹子的围墙上，大楼里的墙壁仍是以前的模样。

市三的荷花池是我们的最爱。荷花池就在五四大楼的旁边。下课后，我们几个要好朋友常常勾肩搭背地来到荷花池，嘴里大声背诵着朱自清写的《荷塘月色》：“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
女孩们背书背到一半，就七嘴八舌地嚷着：“我看看，我看看，有什么另一番样子？”
大家你推我，我拉你地弯腰细看：这个说池塘凋谢了一片叶子，那个又惊叫着某个角落露出了新芽。

我常常喜欢清晨一个人走到荷花池，只有那时荷花池才是安静的，少有学生。我围着荷花池走走，心里默念着《荷塘月色》中的一段话：“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校内的新荷花池

过去的荷花池已经被填没了，校方在校园的另一角落挖了个池塘。荷花池还算漂亮，但是那些新建的水泥围栏全然没了过去的模样。我思念的是那个隐蔽在树丛里的有思有情的荷花池。


五四大楼里的教室



五四大楼是主要的教学大楼，我们很多课都是在那里上的，当然很多测验也在那里进行。

几十年过去了，踏进五四大楼的教室，窗明几净，真想自己能返老还童，重新回到当年在这教室里上课的日子。

我们那时是双人桌，不是现在这样的单人小桌。正因为是双人桌，所以同桌的人就更为亲近。
很多年后高晓松唱出了《同桌的你》：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
日子总过得太慢，
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
转眼就各奔东西。“

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与我同桌的你，转眼各奔东西。我的一个同桌在美国，不知她现在好不好？早已失去的联络，真如歌中所唱的那样：“从前的日子都已远去”。

据说我的另一个同桌在上海当了大官，所以我不想去打搅。

想当初我与这两位曾经同桌的女生相处得犹如亲姐妹，彼此的喜怒哀乐都能心领神会。

那时没有性教育，学生每月来月经时会觉得难为情。 尽管我们是女中，全是女生，但有年轻的男老师呀。我的同桌来月经时第一第二天会肚子痛，她不好意思说她来例假了，怕同学们笑话她娇生惯养。上体育课时，她更不好意思告诉年轻的男老师说自己来例假肚子痛。然后我俩就商量着怎样编个谎言。我们的谎言常常编的不高明，比如说，吃伤拉肚子，不能上体育课。结果老师让我陪她赶紧去医务室。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只得绞尽脑汁再编一些谎言。

当然班上也有闹翻的同桌，争吵不断，于是在周围同学的见证下，用尺子精准地在桌子中间划条“三八线”，彼此不得越界。两人近在咫尺，老死不相往来。

校庆日看着空荡荡的教室，与我一起返校的同学说起她曾经看书忘了时间，就索性躲在旋转楼梯继续看书而旷课。

我也想起某个夏日我躺在家里床上午睡，好似听见学校的打铃声，突然惊醒。床头的钟显示马上要上课了。我跳下床，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进教室。幸好我家里离学校很近，课还没开始上，只是老师和同学都在教室里了。她们见我气喘吁吁冲进教室，哄堂大笑。我很尴尬，不知她们笑什么。还好那位口直心快的同学大声说：“瞧瞧你脸上全是竹席的条纹！“

我们那时对学习成绩没有那么看重，老师也不公布学生的成绩和排名次。但是，学生间的相比之心是有的。同学会问其他人得了几分。每次测验或考试后，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市三女中是我们长宁区仅有的两个重点中学之一，要凭成绩考进去。进市三后，学校又进行一次考试，老师把成绩优秀的学生分在1班。初中时我所在的这个班就是1班，1班的同学有着某种自豪感。

后来好几位老师都说我们这个班的学生太“自负”。当时我们对“自负”这个定论不太理解。于是几个同学一起查阅词典，词典上说：动词自负是指自己负责，自己负担；形容词自负是指自以为谁也比不上自己。

看了词典后，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对啦，我们就是自己做事自己负责！” 不过我们心里明白，老师是批评我们太自以为是，谁也比不上自己。

印象深刻的一次是考试后学习委员帮老师发回试卷，我们班居然有几位平时成绩很好的同学得了“2分“。5分是最好，2分是不及格。

很少听说班上同学得2分，这次全班同学的成绩都很差。坐在我桌后的一位同学相当聪明，经常妙语连珠，想法新颖。当她拿到自己的考卷后，大声地叫起来，今天我创纪录了！我回头一看，一个大大的红色“2”写在试卷的右上角。

“这个纪录需要载入史册！”她小心翼翼地把红色“2”字撕了下来，然后将其放在桌上文具盒的中央，嘴中念念有词：“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

不知是谁告密，老师来训话了，说我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严重，想“遗臭万年”，那就是恶劣的思想或行为，要大家深刻检讨。

会后，坐桌后的同学和我一起大骂“奸细”、“告密者”或“卑鄙小人”的恶劣行径。我们几乎忘记了什么“流芳百世，遗臭万年”的事，愤怒的是同学中那种叛徒行为。




市三的大礼堂

大礼堂是我们重大活动的场所。我们都非常喜欢那彩色的窗玻璃。我儿时多次看过教堂里的彩色玻璃和玻璃上的人物图案。进入市三的礼堂，恍如进入教堂的感觉，顿感肃穆。

我记得我自己最后一次登上市三大礼堂的舞台是我班在文革期间表演的“忠字舞”。班上有十几位同学参与，大家身着草绿色的军装，头戴军帽，跳着整齐划一的军旅步伐的舞蹈。我是在背后挥舞红旗的人，所以不用跳舞，只需使劲左右摇动红旗。其实舞旗的技术含量不小，有人教我如何挥出旗帜移动的波浪，大波浪与颤动波，让旗帜也参与大家一起跳舞。我花了很大的努力挥动红旗，希望能舞出红旗的优雅身姿。
会后，我问观看的同学有没有看出我舞动的红旗之优美飘逸？“什么优美飘逸？你有没有搞错？红旗应该表示革命精神和力量！”

如今，我走进礼堂，看着空无一人的主席台，似乎耳边响起震耳的皮鞭挥打声。

那是1966年，同学悄悄地拉我走到大礼堂后门，礼堂里不断传出刺耳的吼声。我们站在后门探头向里窥视，看到礼堂的座位席上空空如也，两侧走道站着一些学生。舞台上几个身穿绿色军装、手臂缠着红卫兵袖章的男生在空中扬着皮带，弄出尖锐的鞭打声响，随后又噼噼叭叭地把皮带使劲地打在舞台的地板上，阵阵震动。

一下皮带声变得沉闷了，瞬间听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原来皮带抽向了跪在那里的几位老师身上，有位老师被他们的皮带抽倒在地，哆嗦着。与此同时，舞台上的几个女红卫兵扯着嗓门训斥着老师，穷凶极恶的叫骂声此起彼伏。

我们吓得躲到门后，根本不敢直眼观看。
“哪里来的男生？”
“北京来的联动分子。”
“还不是XXX的搬兵。”  XXX是上海警备区头目的女儿，比我们小，以前在课外活动时老跟在我们后面。

我们一直在礼堂门口站着，想离开，但又好奇这些红卫兵下一步会干什么。

突然，礼堂里面爆发出尖叫声和狂野的大笑声：“爱美的婊子让你臭美一下！”

我好奇地向礼堂的舞台看了一眼，原来，XXX与北京男生一起抓着一位老师烫着的卷发剪了起来，剪成一个半边没有头发，半边仍留头发的“阴阳头”。剪完后，他们揪起那位女老师的半边头发，把她的脸抬了起来，我看到了那张完全被扭曲的脸：那是教我们英语的老师！

我惊吓得拔腿就跑，我实在看不下去，只有逃离！

女学生们常喜欢议论老师的穿着打扮，那英语老师是我们羡慕的主要对象。她温文尔雅，虽说平时老师并没有时尚的打扮，她即便穿一件很平常的小碎花衬衣和淡咖啡色的裤子，也让人觉得那么顺眼、舒坦。同学问：为什么老师穿什么衣服都漂亮？答：人家老师人长得端正，身材苗条，面孔精致，头发也烫得微微卷起，确实漂亮，其他人哪能比呀？据说她家里的海外关系很多，她在家也会说英语。怪不得她的英语那么地道顺溜，就像糯米饭那样糯嗒嗒。

我们逃离大礼堂。同学们一边跑，一边骂：“这种批斗太残忍，专门挑那些最让老师难受的事情来整他们，太恶毒了。”
是的，太恶毒了！他们鞭打老师，不仅仅让老师受到肌肤的疼痛，还彻底剥去了对老师的尊重；他们剃了老师的阴阳头，不仅仅当众剪去了老师半边漂亮的头发，而且彻底剪去了老师的尊严。

这是人性的丑陋，是兽性的暴戾。

五四大楼与五一大楼之间原有一个游泳池。现在已被科学大楼替代了。


压在游泳池之上的科学楼

那游泳池对我而言是学生生涯中甚为重要的场所。文革停课闹革命的那几年，只要游泳池开放，我几乎每天都在那里度过。我们在那儿学游泳，学救生，参与管理，确保游泳池的安全与整洁。那儿有着我们美好的时光。

我家亲戚从国外带来一副游泳脚蹼给我，当时普通游泳池不让使用，以免脚蹼打到别人。市三游泳池好像是我的家，我穿上脚蹼，在游泳池里畅游。那种在水里飞逝的感觉真是妙极了。很多同学以前没有见过脚蹼，瞪眼看着我游。我一得意，就翻身游仰泳。看着泳池周围同学们羡慕的眼光，我自我陶醉着。

后来一位同学让我脱下脚蹼再游一下，我一下子游不起来了。正当那同学惊呼脚蹼是游泳神器时，我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憋掉了，原来自己根本不怎么会游泳。

大草坪背后是运动场。红色塑胶跑道躺在那里，靓丽神气，令我浮想翩翩。




市三的运动场

当年我们的运动场是碎石的，一圈只有200米。我是校田径队的短跑队员，我们几乎每天都比其他同学早到学校半小时，在运动场跑几圈，拉几次单杠。若有比赛，我们还会抓紧时间练习接力棒的传递等等。田径队培养了我的毅力、团队精神和积极向上的心态，对我的人生有着重大影响。

我原本今年回上海想去拜访我的体育老师，也是我的田径教练，他的夫人原是我们田径队的队长。遗憾的是，他俩在去年先后离世。

校内的健身房是鸟枪换炮了。新的运动馆大门紧锁，不知里面如何。


市三运动馆

市三原来的健身房是西式的，远看像欧洲的楼房，红顶白墙。

健身房是我们这些喜欢运动的学生的好去处。那里有很多体操队用的器具，我们常去那里跳鞍马，甩吊环，走平衡木，翻跟斗。我们的教练老说，田径运动员若没有体操队员的柔软素质是成不了好运动员的。

五一大楼比较大，原来一楼有食堂，顶楼有师生宿舍。楼前的草坪是我们练习打网球的地方。


五一大楼侧影


五一大楼全景

我很喜欢五一大楼里过道中的楼梯，走过那楼梯时总试着一步能跳上跳下几个台阶。


过道中的台阶

有一次我非常自豪地大声嚷着自己跳上了几个台阶，全然没看见老师就在我背后。
我被严厉警告：“如果再在台阶上跳就不能上学！”老师说：“你伤你自己是你自己的事，你撞到其他同学怎么办！”


大楼里的楼梯

与我一起返校的同学看到大楼里的楼梯赶紧拍照，留下纪念。她说，她以前很少走楼梯下楼，都是滑楼梯下去的，又快又省力。我赶紧说：“我也是！“

走到五一大楼的顶层，我们绝对没有想到现在的市三女中有了这么好的音乐教育设备，羡慕呀！







我在市三时也有音乐课，也学唱歌，但哪有那么多乐器可以让我们玩呀！

走出五一大楼音乐室，我们走到楼下的一间房门前，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的音乐老师何义法的宿舍。


这里好像是当年何义法老师的宿舍。

我站在何老师的宿舍门前，似乎时光倒流。

1966年那天，我像平时一样，很早就和同学一起到操场锻炼。突然听说有人自杀了！
“谁自杀了？”
“何义法，音乐老师！”
“为什么自杀？”
“被红卫兵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了。”
“在哪里自杀？”
“就在五一大楼的宿舍呀。”

我随着人流跑向五一大楼，冲到顶楼的拐角处，一个房间的门大开着。

尸体刚刚拉走，一阵阴气袭来。

我与好些人一起挤在门口：一眼所见就是一架大大的钢琴。

“何老师喜欢白颜色吧？死时，她穿了一身白衣服，还涂嘴唇膏呢！”

不知谁这么说着，我才注意到钢琴上面罩的是镶着蕾丝花边的白布，窗户上的窗帘也是镶着蕾丝花边白窗帘。房间很小，暗幽幽，似乎除了那架钢琴外，摆不下其他东西了。举眼看去，房里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白色的。

同学说何老师是从国外回国的修女，50来岁，孓身一人。她的头发乌黑乌黑，总是一丝不乱。我不记得她爱穿白色衣服，印象深刻的是她总穿得非常素雅，衣服宽松，怪不得同学们都说她始终保持着“修女”的风度。何老师的英语相当好，她的讲义是用英语写的，她上课时，时不时地用英语哼歌曲。

何老师让我敬畏，因为她不苟言笑，很少见她爽朗大笑，连咪咪微笑的样子也难得一见。

记得那次音乐测验课，在大大的音乐室里，何老师让我们一个个上前去，站在钢琴边，她说出一首歌名，让我们单独唱，她给我们伴奏。

我的学位号靠后，本以为我会在最后才会去唱。殊不知，测验不按顺序点名，才唱了几个人，何老师就点我名了。我很紧张，只得快步走到钢琴旁。她让我唱“北京的金山上”。

我开口就唱：“北京的金山上光茫照四方，” 我的声音有点哆嗦发抖，而且越唱越快：“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翻身农奴的心儿照亮，……,”

我没唱完，何老师就停止弹琴，咪咪微笑着，轻声地对我说：“等等，别紧张，你要听着节奏唱，不要那么快，不要着急，慢慢地体验那情感。”

怎么唱完，得了几分，我都不记得了。但何老师那次对我的咪咪微笑一直印刻在脑。我们的音乐课不多，这是她对我的唯一的一次直接教诲，我铭记在心。以后唱歌时，“要听着节奏唱，不要那么快，不要着急，慢慢地体验那情感。”

何老师自杀了。

我相信她不是性急冲动的人，她是慢慢地体验了情感后才做出的抉择。她走得早，少受了很多苦。

这次返回市三，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是向我们的物理老师道一声好，告诉他我没有忘记他，让他好好安息！

五一大楼一楼右侧有个男厕所。男厕所的门大开，里面没有人，我拍下这张人们看来极其无聊的照片，但我留下，贴在这里，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某日清晨，我仍按照既往早锻炼的时间去了学校，尽管已经没有课上了，大家都在闹革命。

刚进校门不久，一位同学快速跑到我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跑，快跑，出事了！”
 “什么事？”看她那大惊小怪的样子，我觉得有点奇怪。
 “快跑，快跑，出事了！”

我等不到她的解释，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跟着她奔跑起来。她没有走平日我们常走的学校左则通向五四大楼的大道，而把我引向草坪右侧通向五一大楼的通行道。

远远地，我看见一群人聚集在五一大楼一楼的东侧。
我冲向东侧。
“出什么事了？”大家都在问。
没有回答声。

有人推着我，“你进去看看！你去！你去！”
几个同学把我推到一楼的男厕所前面。我看见有学生进了男厕所。我们是女校，女生怎么可以进男厕所？但我的好奇心完全挡住了平日的羞却，大胆地跟着那几个女生走进男厕所。

我走过去，看见那个厕所的门大开着，一个身着深蓝色中山装的男人吊在空中。他的脖子上套着绳子，整身体悬挂在天花板下面的管道上。

我认出了他，他就是教我们物理学的金老师。他并没有人们常说的吊死鬼吐着长舌的可怕模样，只是他的脸异常苍白。我的视线不敢在他的脸上滞留，我也不敢继续待在厕所里。我转身想走的时候，金老师的那双擦得铮亮的、悬在空中的棕色皮鞋挤进了我的眼帘。

记得那年上物理课时，我正偷看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海底两万里》。儒勒·凡尔纳写的小说实在太吸引人了，无论是《环游世界八十天》，《地心游记》，还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我每次都看得入迷，欲罢不能。我正看到秘密建造的潜水艇鹦鹉螺号遭到某国战舰攻击时， 突然，我的课桌被轻轻拍了几下。我惊慌一抬头，发现金老师正站在我旁边大声地讲课。他嘴上仍情绪激昂地讲着物理学的奇妙，一只手拿走我课桌下正看的那本小说。

我们同学管金老师叫“上海老克勒”。那年代，他身着虽不奢华，但很讲究。他总是头发抹油，一丝不乱。同学们调侃道，苍蝇在他头上都会滑下来。尤其是他那双深棕色的尖头皮鞋，总是擦得铮亮铮亮。

金老师的口才相当好，用他那浓重的上海普通话讲物理，一直强调“侬用力要聪明”。他说起“假如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的理论时，令我们这些学生异常兴奋；他随后又给我们泼了一大盆冷水，“如果你们想在不消耗任何自然资源的情况下，发明永动机，那只是一个极度诱人的幻想而已”。

上课时，金老师老吹嘘自己是上海新华电影院改造时的设计师。讲声学时，他又提及新华电影院的音响设计的合理性，还滔滔不绝地夸自己在设计时如何巧用物理学原理。同学们笑话他上课时尽情自吹自擂，但谁都不否认他的讲课生动有趣。

我曾特地去新华电影院看看那些奥妙的物理学原理的实际运用，可是坐在那电影院里，什么名堂也看不出来。我对金老师说：“新华电影院没啥稀罕的，还不如大光明电影院又大又宽敞”。
我不屑一顾的姿态令他很不高兴。他不停地晃着脑袋说我不懂物理学的美妙，不懂实质性的优劣，评价一个电影院的好坏要看它的墙壁结构、声音廻响、空气流通，等等，等等，呜哩哇啦说了一大通，反正他认为上海新华电影院的设计一流。
被金老师收走的那本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是图书馆借来的。那天课后我只能硬着头皮去他办公室，想把那书要回来。

我战战兢兢地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没让我写检讨认错，只丢下一句话：“你若能把物理学课本上所有的作业题都做了，而且做对了，那你就可以随便看小说。”他把那小说还给了我。
    
不知是激励还是赌气，我把《物理学》教科书每一章的每一道作业题都做了。一般来讲，他课后只要求大家做其中一小部分题目，因我事前不知道他会选哪些题让学生做，所以只能尽快把全部题目都做完。
      
作业做完后，我去金老师办公室交给他。他看也不看就把我的作业本放进他书桌的抽屉里。在我转身离开时，他慢悠悠地问道：“鹦鹉螺号潜水艇运行两万里的物理学原理是什么？”
“啊？”我懵住了。
“会做题目有什么用？要会问‘为什么’？不会问‘为什么’不可能学好物理。物理学无处不在，就看你会不会问为什么！”

当时我很生气，觉得他在刁难我。 畅销书《十万个为什么》已经铺天盖地了，为什么还要问“为什么”？我心想着以后上物理课时，我使劲看小说，看他能让我怎样？他不是说过，只要我把题目都做了，就可以上课时随便看书吗？

几天后，他把我叫去物理教研室，吓得我半死，生怕又出什么问题。结果是他推荐我去上海市科技协会的少年物理班，给我一大堆少年班的测试题。

后来我进了科协的少年物理班 。

我是女中的学生，而少年物理班里我却成了班上唯一的女生。少年班活动时，那帮男生闹得一塌糊涂，上窜下跳，又打又闹，与我们女生上课时的情景全然不同。那些给我讲课的科学家们根本压不住那群男生。我每次坐车老远赶去南昌路的科技协会，除了拿回一大堆物理题外，好像没有听过什么课。但是我记得，有一天，一位年长的老师走进闹哄哄的教室，大声地训斥我们：“你们算什么？会做题目就可以了吗？连为什么都提不出来，还想学物理？物理学无处不在，就看你会不会问为什么！”

这位老师说话与金老师一个腔调。

后来，没有后来了。文化大革命席卷各地，学校全面停课闹革命。科协的物理学少年班也停课了。

我从那个男厕所里走出来，拥挤的人群挡住了我的出路。我转回身，面对着吊在水管上的金老师，我想大叫：“请问金老师，您的那双棕色铮亮的尖头皮鞋为什么要悬在空中？”

但我发不出声，只有泪水直流。

今年再次走进那个男厕所，我只想说，“金老师，我记住了你说的要会问为什么。我无论在上大学，读博士，当老师，还是当医生时，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一直在问为什么。”

走出五一大楼，外面阳光明媚。我想起今年已是2024年了，记下这些，是为了忘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