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涌科学路

第六届全国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大会结束后，全国统编教材《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的编委会就在仲老师的大办公室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第四版，主编是上海医科大学的梁友信教授，副主编是中国医科大学的孙贵范教授，成员有北京医科大学的王生教授、同济医科大学的杨磊教授、山西医科大学的牛桥教授、中山医科大学的郑履康教授、河南医科大学的吴逸明教授，还有一个最年轻的胡俊峰教授，不记得他是什么单位的，只记得他是上海医科大学顾学箕教授的博士生。顾学箕教授是第二版教材的主编，所以我们这些卫生系的学生都知道顾学箕教授的大名。北京医科大学刘世杰教授也参加这次会议，不过刘世杰教授是作为全国预防医学专业评审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的。我不记得是否还有哈尔滨医科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的教授，我特别提到这两所医科大学是因为它们也是位列所谓的卫生系“老六系”。这些编委们都参加完了第六届全国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大会，顺便再参加教材编委会会议，这样和我们请答辩委员一样，编委会也省下一部分差旅费，更重要的是也节省了时间。

我刚刚完成研究生论文答辩，正一身轻松，仲老师就让我和我上一届毕业留校的师姐一起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帮助端茶倒水外加跑个腿，我也乐得其成顺便看一看编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上大学时同学们都很关心教材里有没有我们山西医学院的教授，对于参与教材编写的教授崇拜得不得了，对编书总有一种神秘感。副主编孙贵范教授是留日的，所以他用日语向日中永和协会的林肇辉先生逐一介绍编委会成员，一圈下来累得满脸是汗，一边搽汗，一边对我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孙贵范教授嗓音清脆透亮，讲话方式比较圆滑，一看就是善于周旋的人物，这可能也是梁友信教授选择他作为副主编的原因之一。

和顾学箕教授一样，刘世杰教授在劳动卫生学界也属于泰山北斗式人物，已经八十岁了，满头银发，精神矍铄，身材挺拔，身板硬朗，脸上居然没有皱纹，根本就看不出是一个做过胃癌手术的人。酒桌上不服老，与这些后辈们一样啤酒一口闷；会场上思路清晰、知识渊博，真不愧是名教授。当年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推选，大家公认预防医学专业应该是北京的刘世杰教授和上海的顾学箕教授，但名额只有一个，最后他俩谁也没上去，入选的是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研究所的何凤生教授。

梁友信教授高高瘦瘦，说话慢声细语，茶几上的水果盘里放满了葡萄，他用拇指与食指捏住一颗，举起来转着身向大家展示一圈，再很优雅地送进自己张开的嘴巴，然后伸出手掌做出拒绝状，意即一颗葡萄足矣。我不禁感慨，南方人真是秀气，吃葡萄都这么细腻。我们北方人很粗旷，大概率是左手抓起一大把葡萄，坐回沙发，右手则一颗一颗地将葡萄塞进嘴里，吃完后，双手一搓，将湿气搓干，再拍一拍手掌，然后满足地向后一躺，把二郎腿一翘，再摇上一摇，这些动作一气哈成，看着都那么惬意舒心。

在我们论文预答辩时，仲老师本来计划请梁友信教授做答辩委员会主席，当时告诫我们要认真准备，因为梁友信教授比较苛刻。这次会议间隙，我和梁友信教授简单地聊了一下我的毕业论文，他是工业毒理学思维，就是由工人接触的剂量和方式决定动物模型用药剂量和途径，再由动物实验外推到人，所以他的评价就是：“很遗憾，没有人体接触资料。”其实药物毒理也是首先掌握临床资料，知道该药物有毒性，然后再做动物实验研究毒性机理，很明显是我没有跟梁友信教授讲清楚顺铂的基本情况。

吴逸明教授当时是河南医科大学的校长，梁友信教授尊称其吴校长。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吴逸明教授的一项建议：“我们应该给学生找饭碗啊！”意即教材还应注重实用性，学生毕业之后应该有一技之长。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放射性检测，比如家庭装修的大理石建筑材料，就应该进行放射性检测，学生学会用仪器对放射线检测，然后就是“拿钱吧！”，意即收取费用。这一版的教材我没有见过，但当时编委会上听说是要出一本配套的实验教材。

王生教授比较认真，第二天他拿出他自己对前一天会议的总结，对于前一天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也会拿出自己的方案。会议结束的晚宴上，梁友信教授特地端着酒杯走到王生教授身边：“你是没有在编的副主编。”然后举杯向他致敬。王生教授也比较正直。在晚宴上，孙贵范教授闲聊了一个故事，说现在的女孩子一出国就把丈夫给蹬了，王生教授问他究竟，孙贵范教授就讲他们中国医科大学的张女，就和丈夫离婚了。王生教授继续追问：“是出国以后离婚的？” 孙贵范教授答：“不是，出国前就离婚了。” 王生教授反问：“那你怎么能说她是因为出国把丈夫蹬了的？这不是那回事。” 孙贵范教授无言以对，低头闷闷地吃饭，估计心里合计：“这老兄也太认真了吧，闲聊呐，至于吗？”

胡俊峰教授是最年轻的，时年39岁，他认为他自己太年轻，在会议上基本不吭声，有想法了，都是私下跟杨磊教授讲，由杨磊教授转达。孙贵范教授对他说：“有想法就说出来。” 胡俊峰教授是乘船离开大连的，我送他到客运码头。路上他向我询问仲老师的情况，感慨到：“仲教授非常刻苦！”因为他每天都能看到仲老师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写来写去。郑履康教授也比较安静，最后大家分配章节时，对于无人问津的部分，他就会轻声地说：“我来！”这是编委会的第一次会议，教材出版是两年后的事情了。

这样的编委会后来我又参加过一回，是仲老师担任统编教材《卫生学》的主编，编委会也是聚集在他的大办公室兼会议室。对于编书的神秘感也就逐渐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