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子罗衿

文革一时处在夺权初期的武斗阶段。即使武斗，文革的文艺宣传也一刻没停过，而且造反派们搞的要比之前红卫兵的街头戏强多了。文艺宣传很快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方式：演出开场歌唱《东方红》，结束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中还一定会合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非歌唱类的节目必有“三句半”和“快板书”等。文艺如此地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地进入生活、服务于政治，历史上不曾见。

一天爸妈带我去单位礼堂看单位造反派搞的文艺演出。其中一场戏是舞台上一位带着个大酒糟鼻子道具扮装成刘少奇的独人戏。只见他口出狂言，先吹嘘《论修养》，然后秘传子女们“吃小亏占大便宜”，最后手指着天叫嚣“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出个刘克思”。演出当然也少不了鞭打知识分子的戏：一位带着眼镜拿着书本的科研人员，回应一位请来帮忙的工人师傅的指责，狡辩道：实验室没有悬挂领袖的像是因为需要干净，然后马上被那工人师傅无情地打脸：难道我们领袖的像脏吗？这可是当时大是大非的问题。能编出这样高水平的戏，是因为我父母单位造反派的基本力量来自那些近几年参加研究工作的大学生年轻人。那天，他们如主人那般地坐在前排位置上。一俩位青年女的，有意地侧站在前排的窗前不入座，整个演出期间手和口就没停下来过，显示着一幅志得意满的样子。

既然在他们眼中那些建国前受教育的老同事这么可恶，当然需要采取行动了。一天放学回到家门口，见几个门洞里的孩子正爬在我家二楼门口走廊石台上挤着从门顶上的小窗往我家里看，我知道出事儿了。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开门进家，惊见我爸就坐在门后放拖鞋的地方，屋里一群人正在翻箱倒柜。进了家的我也只能陪站在那里。不多时那五六个人从屋里出来，带上抄查出来的物品，押上我爸扬长而去。临出门，顺手又将门边上那只红缨枪带走。 离开前我爸只嘱咐了一句：“在家听妈妈的话”。之后我进到屋里，只见书架上的书被推落一地，盛在纸盒箱里的论文和纸张被散乱各处，所有的抽屉被拉开，柜子被翻了个底朝天，满屋凌乱。

造反派牛刀小试，没关押多久便释放了我爸。这时候的行动还是造反派们的“任性”之作 ——-造反派之间为彰显革命比着抓人。等到工宣队接管和革委会成立的时候，抄家抓人便正式进入“稳准狠”地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情形非同日而语了。但不想如此的小试，却先改变了我生活中的一个行为。当时一年级学生的我只会用铅笔书写的日记，竟也被那帮人翻出来仔细翻阅，然后扔得一地。当年被家里鼓励天天记日记的我，从此停笔。社会上为日记所累的案子已有所耳闻；这次亲历，试想要是有不敬的文字，翻出来一定会被说成为爸妈所教唆。当时课堂上经常学习《雷锋日记》。雷锋叔叔无私的心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经得起全天下人的触摸，而我的怎么可能呢？

另外如此的小试也让我长了一堑。在“三忠於四无限”浪潮中，大连工总司在大连火车站广场前竖起了一座高高大大的“领袖挥手我前进”白色石膏像。当时在大连是件隆隆重重的事儿，揭幕当晚还放了烟火。家里还贴有好几幅这份作品的画报。画报还让我第一次知道大连还可以被称为“渤海之滨”。家里刚有了一台135相机，我爸带过我到那儿学着照了一些相，学着在黑屋里一盏红灯下用显影液自己洗相片。抄家时相片全落到造反派手里。135相机摄影取框是一份完全凭感觉的活，洗出了相片方知相片中领袖石膏像取丢了一些身段。听放回家的老爸说这“取丢了部分身段”几乎被诬陷成是“想现实中用刀砍去这部分身段”，特别是这部分身段是相关头部和肩部的；这让我以后的摄影一点不敢大意这类事儿。发现有误，第一时间销毁底版。不过以后一时也没有机会去再犯这个科了，照相机被抄家查扣，火车站前那座领袖石膏像也因工总司在造反派大联合后的失势给拆了。

文革武斗在经历军队支左、军管、和成立革委会的几个阶段后渐渐地进入尾期。大连三大造反派落实大联合，三派走到一起进行了首次上交武器的大游行。游行队伍中的卡车载着各式大小的枪械，一辆辆轰轰烈烈地招摇过市。但现实中大联合的落实并非会那么简单。游行后武斗仍然没停下来。等到又过了一段时间，现实确实如愿了，这样轰轰烈烈的上交武器大游行又办了一次。第二次的武器上交规模一点都不差过首次。按小伙伴们中“消息灵通”人士的说法，重新武装不难，他们知道去哪些“友好”的部队去抢枪。解放军支左有“两不”规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接着，市里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革委会成立大游行。很快迎来九大，又进行了载歌载舞声势更大的大游行。这个阶段游行的开路仪式更新成：一辆花车载着一幅和车身一样长的巨幅红旗飘扬画，红旗的前上角闪亮着领袖的头像，头像后面是远望前方、胸前手握毛选的工农兵巨人站立在红旗中。紧随其后的游行队伍有如在这面红旗的指引下迈向前方！九大的游行，行进中的宣传车反复地广播着刘少奇的政治死亡宣判书和两条最新最高指示；一条是“吐故纳新”，一条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要有所准备…”。

隆重的九大推出众多新面孔，但我们小孩们眼中的“新星”是那位解放军叔叔孙玉国。纪录片里他一句万岁口号一个军礼，一句健康口号一个军礼。不久前他在珍宝岛反击战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是我们的现时英雄。我方缴获了苏军一辆新型坦克展览在军事博物馆内，让我们感到无比地扬眉吐气。他指挥战士们痛击敌人的时候，我们在后方挖防空洞，往玻璃窗上贴米字条，加紧军训。义愤填膺的群众还跑到斯大林广场推倒了那座苏军铜像。说是苏联很气愤；又说是之后由周恩来指示，那铜像才重新立了回去。九大开幕的最高指示明确说明要准备打仗，他是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榜样。

九大定调要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这个运动在69年九大召开前的各地革委会成立后便开展了起来。在我父母单位是由一个工厂派驻的工宣队和新成立的革委会联合指挥大规模抄家抓人。被抓进的人集中住进单位为“牛鬼蛇神”们专门准备的被称为“牛棚”的大铺间。期间工资停发。被抓进牛棚的，没人知道在这“稳准狠”的打击中自己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厄运难逃的我爸再次被抓，我家再次被抄。

好长时间家里就妈妈一人带着我们，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妈妈和我两个人在家。后来弟弟也快从幼儿园毕业回家了，文革出生的妹妹周末也要从幼儿园接回家住。家中临时请过一位家住马路对面的保姆白天来帮忙。说是要打仗，我还曾和保姆一起往玻璃窗上贴米字条。虽说要打仗，我们小孩子们日常生活正常，对要打仗的紧张气氛没有太多的感受。小小的我也不懂事儿，没有察觉到那时单位和家庭给妈妈造成的巨大压力。妈妈就是那个期间落下了一些病症，都是由精神紧张引起的，而且影响余生。医生说属于神经功能症，精神不紧张就没事儿了。想想那个时候，哪有几天不让妈妈紧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