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子罗衿

上了学，就是不一样了。我开始参与家属楼里的“社区事务”了。政府发放如布票、生活用品票（文革后还有肉票、鸡蛋票、豆腐票）等票券，小小的我去楼里的负责人那里混在大人和大孩子们中排队领取。楼里还有一项公共事务：因为每一门洞八户人家共用一只电表，所以同一门洞的住户每次轮流一家，根据各家耗电度数，负责算账和收费。临到我们家，大人算好帐，我就跟着去收账。敲开别人的门要钱挺过瘾的，数钱也挺好玩的。

我爸非常擅长数学。临到我们家负责算账，我爸能够快速而清晰地整理好各家的账目，深为楼洞住户所赞叹。这也让我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爸平时还热爱几何学，总会有一本几何书放在桌子上翻阅。在老爸的指导下，还不认识几个字的我却能够求解一些简单的几何题。这些题目通常不需要书写文字，只需在多边几何图上玩符号推证。让我玩得挺有挑战和成就感的，这也让我喜欢上了几何学。也是听老爸讲，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人，要想成为哲学大师的弟子，必须先学好几何。后来知道咱们中国同时代的哲学大师叫孔夫子，心里还问过，他那些弟子，会不会几何呀？

更有趣的是，妈妈有一次带回了一本简易的机械制图书。妈妈只是跟我简单地讲解了一下，我便迅速掌握了三维投影的核心要点。时而看到身边的物体，甚至是水果，我都会乐在其中，找个画画本，画下它们的三维投影图。制图是妈妈的工作，办公室里的每一张制图都有一张桌面那么大。但这不妨碍我在和楼里的小伙伴玩时，拿出自己的小画本，炫耀一番这点小技能。

一件没想到的事，在第一个暑假的时候，我竟然跟着妈妈去了单位的疗养院，度过了一个星期的“疗养”时光。这座两层楼的疗养院坐落在星海二站的海边。在疗养院里，自然是吃得好、玩得开心，而且还是在海边。虽然大连的海滩上没有仙人掌和老船长，还是让我这个小孩子的幸福感瞬间得到了满足。

期间还由爸妈带去看过一场没想到是文革前最后一批的杂技表演。之后文革期间很久再无杂技的演出了。表演在大连火车站前侧边的一块空地上建起的一个又高又大的帐篷里进行。票是一位同爸爸在农村一起搞“四清运动”的杂技团叔叔送的。所有的表演，像下方有一张大网保护的高空多人秋千，多人骑单车，众人玩转碟，耍小丑... 一切的一切，对我来说是前所未见。我充满了新奇和兴奋。

我还第一次由爸妈带去参加了一场妈妈的一位同事的婚礼。婚礼在新郎新娘的一间不大的新房里举行。新房内红红的装饰让一切显得格外喜庆。桌子上放着一对高大的用一小块红布连体盖着的保温热水瓶特别引人注目。婚礼上人们唱歌欢呼，每位参加的都分得喜糖。只是看到在婚礼主场上两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孩子、穿着红衣服，一直围绕在新郎新娘身旁，以为他们和新郎新娘是一家人。这让我的思路走错了方向，回家的路上，心中带着由衣兜里揣着鼓鼓的一堆喜糖所产生的喜悦，我问爸妈：“怎么我们不结婚？”。我爸瞪我一眼，说：“没结婚怎么有你。”当时我还感到有点疑惑，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参加婚礼感受到的新奇和快乐。

这个令我感到宁静美好的时光，实际上，大人们的世界已经是暗流汹涌。爸妈下班的时间越来越晚。有一次，爸爸回家已经相当晚，而妈妈还没回家。爸爸让我去妈妈的工作部门去问问。我来到仪器厂，一片漆黑的厂房只有三楼拐角的会议室门窗亮着强烈的白炽灯光。透过门窗往里看，大人们正在开会，墙上贴着几个大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喊出了妈妈，但还是被妈妈打发先回了家。那个时候，“教育运动”都是安排在工作时间之外进行，所以大人们才会很晚才能下班回家。

一个晚上，天色已经黑了很久，但爸妈却迟迟未能下班回家。我们家有一面窗子朝着马路正面，窗框是一个“井”字框。井字中间的口，又是一扇能打开的小窗。孤独在家的我，趴在这个小窗口探出头，从二楼向下张望，期待着什么。爸妈一直没有出现，但看到有小朋友出来在楼下玩，我便冲出家门下楼。

楼道的灯光昏暗，一楼几乎没有光线。当我下楼梯来到门洞大门口时，踏空摔倒，头部就朝着大门撞去。不想大门上有一颗钉子，我的头顶部便直接扎到了钉子上，当时就摔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昏迷中我感觉有人开门进来踩到了我。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头部被缝了几针。事后妈妈告诉我是楼下的司机发现了我，然后将我送到医院。在医院忙乎到半夜才跟着妈妈回家。我除了头部缠上了绷带，没有感觉到其他不同，就像这个事故没有发生似的。以后头发长出来盖上了伤疤，真的就像没有发生这件事似的了。

这时，离文革的爆发已经不远了。文革还没开始，爸妈还仅是卷入前期的运动，我便已是碰得头破血流！不久，文革爆发，我的所有生活：班级的、学校的、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都要“天翻地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