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旭

2B. 乌金守理

老蔡的主要工作是司磅，雇来了一批农民工把堆在场地上的煤依次装进箩筐全部称一遍，再码成整齐的堆。我跟着管理员干杂活，先带着农民工们用毛竹和油毛毡搭起一个大煤棚，让块状无烟煤淋不到雨。刚过了个一星期，又得到通知，管理员和我要去顶班当运煤工，管理员顶日班，我和小陆轮流上夜班和早班。原因是二位复员军人去县人武部要求重新安排，然后去了农机厂。财务供销科长来通知时反复念叨着：他们当了逃兵，当了逃兵。不过我觉得可以理解，他们都约二十五六岁，已经过了像我这样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年龄，况且都是技术兵种，应该有更适宜的工作。终于到了进厂前就听说的那个运煤工的岗位，其实不算太繁重，就是将干焦棚筛干净的块煤装车，过磅记数，在造气炉要加煤时倒在料斗里就行了。这事归煤仓库管，是要防止车间自己领用原料时的数据不正确。

当干焦棚的块煤快用尽时，我结束了运煤工的体验又回到了煤仓库。厂里已经招来了一批外包工来筛煤和运煤，有十多个女工做筛拣块煤的工作，兼带将造气炉炉灰中的煤核捡回来再利用。不多久就增加到二三十个，都是镇上的家庭妇女，有几个是厂里职工的家属。她们是计件工，和厂里只有劳务关系，不算厂里的职工。毕竟是体力活，刚来时天还热，都汗流浃背，脸上手上全染黑了。她们应该是镇上妇女中比较强壮的一伙，有的是大姑娘，还有几位美女，其中有二对母女。下班时她们都洗干净，换上衣服再回家。

我是给她们打杂的，要为筛煤工们提供工具保障，包括领铁锹、装柄，做铁皮斗车，修轮胎，做铁框架的筛子，还有弯制拣返焦用的铁丝钳子等。生产进入正常后每天要加工几十吨块煤，工具的损耗不小。先是用竹子支起个三脚架，挂上一个绑了二根竹柄的铁丝网园筛，使用时需要有点技巧，效率也不高。再用铁框架绑上粗孔铁丝布做成的躺筛，但没几天也磨穿了。后来改用在铁框架上布满纵横交错方格的细圆钢，但效率还是不高。财务供销科长想出了好办法，他设计了一个转动的筛煤机，先用钢板弯成大小二个圆环，在圆环上均布纵向筋条构成一个锥台形的框架，上面绕上8毫米粗的环形圆钢，成为一个布满方孔的锥形筛，中心处装上轴承，安装在一个架子上，装上电机和皮带让它转起来。锥形筛的大端装一个喇叭口，将煤从喇叭口加入，转动的锥体把煤屑筛得干干净净，块煤从锥体的小端流出来，再装上二个轮子，就可以拉着到处使用。喇叭口在人的腰部般高，撬煤时比使用躺筛要省力不少，效率也高了许多。之后又在锥形筛的大端装上齿圈，改成齿轮传动，比原型机更紧凑，也更安全。锥形筛很耐用，平时多做几个备用就行了。后来我们厂成了先进厂，时常有来参观的人，凡看到这个筛煤机的都想仿制，就在边上蹲半天，不停地量着画着记着。厂里干脆让技术员测绘出整套图纸，以后来参观凡是需要的都一人一份，当然是免费的。

还没有造出筛煤机时，我就去做煤炭调运的工作。厂里的煤从某市下火车，再用拖轮和驳船转运到厂里。担心珍贵的无烟块煤堆在火车站被人偷，又担心船队拖延没有及时去装，还担心装卸时散落下来没人收拾造成浪费，让我去那里盯着催着。我第一次得知车皮在夜里到站后，即乘长途汽车赶去。当天就装完船，一切都风平浪静。这个拖船队长期驻泊在我们镇上，船工们很热心，他们把散落的碎屑扫得干干净净，还多次叫我尽管放心好了。车站的货场在铁轨和运河之间，比较隐蔽，若及时装船就不易发生偷盗。第一次很顺利，以后我就在旅馆呆着，凡有煤运来就去照看，等一批煤炭陆续装完就回厂。

报销差旅费时才知道还有伙食补贴，应该是在外面吃比食堂费钱的补偿，我大多在小店吃一些羌饼、花卷、面条等，吃个粽子就算打牙祭了，若领全额补贴就赚了。工作轻松又赚钱，让我不好意思，我填了规定值的一半多一点，恰好补足我多花的部分，问会计这样行吗？主办会计看后笑咪咪地给我报了。我妈妈也是干会计的，回家和她说起，她也笑了，应该是赞许。但是她说，这个会计可有点特别。第二次报销时这位会计却一定要按规定的全额报销，说若多花了可得你自己贴。此后我们之间似建立了相互信任的默契，他见到我总是笑嘻嘻的。那时候人们心情平和，底层民众讲忠信、讲节俭，尽量为公家着想。我们上中学时，可以看到写在墙上的标语：节约每一分钱支援祖国建设，也可见当时穷困的程度。与如今相比是天壤之别，有些行为隔着时代恐怕就会难于理解。不过勤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一种美德，且以为适当和均衡才是更文明和更理智的生存方式。

有一次调运煤，到下午看着最后一船块煤将要装完，但已赶不上末班长途汽车。我问船老大能不能搭他们的船回去？他说当然可以。于是我赶紧去旅馆取了行李上船，船一艘一艘地从码头用竹篙撑出去，和前面先装好煤的船队编在一起，拖轮拖着，曲曲折折地缓缓驶出港湾。在夕阳中越过古老的三环桥，迎着渐渐浓重的暮色，逶迤向前。船老大安排我在舱室里睡觉，还让我使用他的被褥，我不好意思，说睡在舱板上就很好，但他坚持并看着我躺进他的被窝里才放心离去。我躺着听着船底潺潺的水声，不久就睡着了。船到厂里，都已过了午夜，我谢谢船老大的热情帮助，赶紧回家。敲着门把家里人叫醒，妈妈没想到我这么晚还会回来，不胜惊喜。

后来我驻点的那个城市开始乱起来，街上刷满了红色的大标语，传单到处飞。感到这条运输线不方便也有点担心，厂里找了一个更近的小站来转运，我的使命也结束了。在煤仓库的这段时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搬运工、农民工和娘子军们。那时将煤从船里卸下来还没有机械，就靠铁锹、扛棒、箩筐和体力，两个人抬着二百多斤的煤筐跨过河上狭小的跳板，抬进厂里，再抬上又高又陡的过山跳，把煤堆叠得高高的。无论酷暑寒冬，雨雪风霜。搬运工们大多比较壮实，而农民工就参差不齐，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瘦弱而面色苍白的青年农民，重量压得他有点摇摇晃晃，他抬着抬着鼻血就出来了，他坚持着不休息，用纸卷堵上了鼻孔，白色的衣襟还是染红了一大片，直到把那船煤卸空。搬运工、农民工和娘子军们，承担了全部既繁重又肮脏的体力劳动，他们才是煤仓库的主角。

1968年夏季，天又热又旱。我已调在五金仓库工作，一天煤仓库的管理员又来找我，要我带杭州锅炉厂的一位技术员去北面约九公里运河畔的小镇，设法找到运输船只，把煤转运过来。那时我们这里还没有和杭州通公路，那位技术员是从杭州乘火车到南面的一个小站，再步行来的。见面介绍后知道他叫瞿志平，他们的生产急需焦炭，但铁路的货运断了，想用小船转驳，要去那里找运输社商量。运河水浅，轮船都停了，我们只能步行。天很热，我们找了两块毛巾，浸湿了顶在头上，带了个水壶就出发了。沿运河往北，可以看到河道的两侧都已见底，只剩中间一条约1米多宽的小沟，我估计是没有希望了，但这位老瞿很执着，不见黄河心不死。于是我们就继续走，一直到了北面的那个小镇，见到了那位运输社长。不出所料，运输社长表示毫无办法，最小的船也过不去，我们只好原路返回。这件事深深地印在我记忆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依然有一批人甘于寂寞、不辞辛劳、甚至冒着风险努力维持生产，让这个维系我们生存的轮子继续运转。

后来我离开了煤仓库，老蔡还留在那里。那个煤仓库管理员后来成了职业造反派，当了头头，文革结束后就没有再回来。老蔡独自管理煤仓库，还兼管全厂所有运煤车的修理，一直默默地忙碌着。有段时间他碰到我就会叨叨絮絮地抱怨，说工人们一点也不珍惜，总把刚修好的车弄得一塌糊涂，一边说一边还啃吃啃吃地忙着给烧坏的煤斗车修补或者更换轮胎。二十几年后，一次在选举县人大代表时，工人们想到了这位长年累月任劳任怨地为他们补轮胎、打气、修煤车的老蔡，觉得他更接近自己心目中的人民代表，大家一起推举他为候选人。最后老蔡的得票超过了另一个候选人也就是当时的厂长，当上了县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