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人

沈从文与汪曾祺这一对师生兼好友和知己间的友谊与默契早已广为传颂。正是因为有这样特殊的关系，汪曾祺关于沈从文的相关言论和评说，如《我的老师沈从文》《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边城>》《读<萧萧>》《与友人谈沈从文》以及《沈从文转业之谜》《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等，都是非常重要而又为研究者常常征引的文献。不过，凡事都有百密一疏甚至悖谬的一面，其中《又读<边城>》便是最为明显的一例。

一

汪曾祺发表于《读书》1993年第1期的《又读<边城>》，在学界二十余年来的持续热度关注中，[①]已经奠定了在沈从文研究中的经典文献地位，但是其中所隐含的问题却迄今未得到学术清理。

《又读<边城>》出了什么问题呢？文中，汪曾祺这样写道：《边城》发表后“激怒了一些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因为沈从文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他们规定的模式写作”。“第一条罪名是《边城》没有写阶级斗争，‘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第二条罪名，与第一条相关联，是说《边城》写的是一个世外桃源，脱离现实生活”。这段文字直接让人想起郭沫若等阶级文学论者在1948年前后集中发起的对沈从文的批判、1949年后沈从文的自杀以及搁笔转行到博物馆、接连不断检讨和思想改造等际遇。面对这样的不幸遭遇，人们应该为这个著名作家鸣不平。作为沈从文最亲近的人之一，汪曾祺自然有责任和义务为师友讨公道，《又读<边城>》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而文中针对阶级论者的批评和指责，更是得到了学者和作家们的认同和声援[②]。这种反思和叩问历史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即沈从文1948年后开始被集中批判并导致1949年后命运多舛，是基于汪曾祺文中所说的《边城》“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他们规定的模式”，“没有写阶级斗争”、“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和“写的是一个世外桃源，脱离现实生活”等问题吗？

一个较为明显的事实是，沈从文自入文坛就以创作和评论风格特异相标榜，即在文学创作上基本恪守温文尔雅的纯文学品性，正如研究者所说：“沈从文正是以他湘西‘水之子’的眼睛和尺度，审视生活的一切，既不把‘社会价值’掺进去一丝一毫，也不受现实社会标准的限制和拘束。”[③]这一点在《边城》《长河》《湘行散记》等名篇中可见一斑。或者如论者所说，沈从文“关于湘西世界的建构，基本是异域‘风情‘和‘风景’的展示，而基本不涉及文化立场和价值判断”，[④]而《边城》又是“空明澄澈的典范之作，无论人物精神、山水气象，还是氛围情调、情绪人事都给人一种纯真素朴，皎然不滓的空明与纯净之感”[⑤]。尽管以郭沫若为首的左翼文人一向不能容纳异己，甚至为上位不放过同一阵营中的鲁迅、郁达夫、茅盾等，遑论即将得势时面对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自由派作家，但是从现有可考文献看，直接针对《边城》的批判言论确实极罕见。

二

考察历史可知，直接导致沈从文1948年前后被左翼文化界集中清算的原因，是其锋芒毕露的文艺批评（含作家论）和时事评论。这一点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已说得非常清楚：

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正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里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悲剧”，把我国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面，所谓“第四组织”。（这些话见所作“一种新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的《益世报》。）[⑥]

郭沫若在上述例证中，有关沈从文与阶级革命文学家间交恶问题已经基本昭示清楚，虽然在展示历史全貌和评价上有欠公允，但却没有对《边城》的恶评。

为更清晰、全面、直观地考察这一问题，不妨简单回顾一下沈从文在1948年前后因写作大量时政文章而引发的“交恶战绩”：《作家间需要一种运动》（1936）、《一封信》（1937）、《再谈差不多》（1937）等，这些文章意在批评阶级文学的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化等问题，即通称的“反差不多运动”，这一点是郭沫若文中未提及的；《一般或特殊》（1939），意在声援梁实秋，同时主张作家的“特殊性”文学创作比一般化的战争宣传更重要，即郭沫若文中所说的“与抗战无关论”，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⑦]中再次予以强调；《文运的重建》（1940）、《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1940）、《“五四”二十一年》（1940）、《文学运动的重造》（1942）等，意在一方面反对文学与商业资本和政治“结合为一”，并希冀文学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即郭沫若文中所说的“反对作家从政论”。另一方面还体现其“文学运动的重造”、“工具的重造”和“民族的重造”的理想，倡导文学上的自由主义等，即为胡绳、茅盾、章汉夫、夏衍等所误评的“战国策与法西斯主义”，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沈从文被拒于第一次文代会门外[⑧]。

当然，更直接引发沈从文1947年起被杨华、郭沫若、林默涵等左翼文人批判的，是面对即将打起的国共内战，作为自由派的沈从文对国共两党进行了不偏不倚式的左右开弓。[⑨]其中涉及批判共产党和左翼文艺这方面的言论如《学者在北平：沈从文》（1946），意在批评郭沫若“飞莫斯科”，凤子“穿的花红柳绿跑到苏联大使馆去朗诵诗”，丁玲“到铁矿上去体验工人生活，写了文章还要请工人纠正”，何其芳、李辰冬和光未然等“随了政治跑”[⑩]；《〈文学周刊〉编者言》（1946）、《从现实学习》（1946）等文，意在批评作家热衷参与政治活动，批评国、共双方“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把内战比作“玩火”，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焚毁了自己”，最后“都会变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妇孤儿”，是一场“民族自杀的悲剧”[11]；《五四》（1947）、《一种新希望》（1947），意在反对“用集团屠杀方式”打内战，主张“用爱与合作来代替仇恨”，提出“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尝试”和“第四组织的孕育”，主张通过“学术独立”来消除受鼓动的青年学生的“猴儿性”心理，以“重造这个国家”，[12]即如郭沫若文中的“第四组织”论。

至于郭沫若在文中批评沈从文“作文字上的裸体画”、“写文字上的春宫”，是“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的“桃红色作家”，确实是因为沈从文的创作，不过这个创作仅特指他西南联大时期因为个人感情的经历而进行现代派文艺探索而写作的《看虹录》《摘星录》，因为这两部集子收录的作品涉及了性描写，所以才被说成“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了人们的斗争情绪”，但这样的批评也仅是针对《看虹录》《摘星录》而没有染指《边城》。

当然，郭沫若对于沈从文的批判不单是公仇，还有私怨。即沈从文在1930年所作的《论郭沫若》中毫不客气地指责说：“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诗人，……但是，创作（意指小说——引者注）是失败了”，他的笔“奔放到不能节制”，“不能节制的结果是废话”，“看他的小说，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文章最后总结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在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13]随后，他还在《论中国创作小说》《“文艺政策”探讨》等文中指名道姓地对郭沫若进行批评。对于沈从文的“挑衅”，郭沫若在回国后不久便有所回应，从1938年起先后在《抗战与文化问题》《对于文化人的希望》《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新文艺的使命——纪念文协五周年》《洪波曲》《新缪斯九神礼赞》《拙劣的犯罪》以及《斥反动文艺》等文中，或影射或点名地予以了反击，而且在“文协”改选时还把沈从文从这个组织的理事会名单中钩掉了[14]。这些都是学界所熟知的，不必一一细说。

综上可见，郭沫若等左翼文人们的“愤怒”主要源于沈从文率性的、口无遮拦的自由派言论，即他秉持思想自由、独立思考和批评立场，对郭沫若等阶级革命作家及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创作主张、阶级革命行为、1940年代中国政治走向和国共内战等作出批判，与《边城》那样的纯文学创作没有任何关系。

三

还是回到《又读<边城>》。汪曾祺在文中说，《边城》在发表后遭到一些理论家和文学史家的批评后，沈从文作了挑战性的答复：

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15]

对于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几乎不用翻查《沈从文全集》便可知，所谓沈从文上述回应的文字来自其1936年1月1日发表（显然写作时间还要更早——笔者注）在《国闻周报》上的《习作选集代序》。

阅读《习作选集代序》可知，该作显然是沈从文有感而发，即如文章开首所说：“先生，真亏你们的耐心和宽容，许我在这十年中一本书接一本书印出来。……不过我虽然写了许多东西，我猜想你们从这儿得不到什么好处。你们目前所需要的或者我竟完全没有。过去一时有个书评家称呼我为‘空虚的作家’，实代表了你们一部分人的意见。”沈从文这番话当然是意在借《习作选集》出版之际回应此前的各种批评，但是他却在“两年前，我常见有人在报章杂志上写论文和杂感，针对着‘民族文学’问题‘农民’文学问题，而有所讨论。讨论不完，补充辱骂”一段文字后，引出了《边城》，并在绍介内容和抒发自己审美追求后评述道：“这作品从一般读者印象上找答案，我知道没有人把它看成载道作品，也没有人觉得还是民族文学，也没有人认为是农民文学。我本来就只求效果，不问名义；效果得到，我的事就完了。”虽然沈从文意在说明自己创作《边城》依然脱离文坛“主流”，并以《边城》的创作和发表来回应此前的那些批评，但是因为在没有分段或做明显提示的情况下，沈从文紧接着以这样一段话相衔接：“不过这本书一到了批评家手中，就有了花样。一个说‘这是过去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要’。一个却说‘这作品没有思想，我们不要’。很凑巧，恰好这两个批评家一个属于民族文学派，一个属于对立那一派。”并在“只是可惜你们大多数即不被批评家把眼睛蒙住，另一时却早被理论家把兴味凝固了”一句话后，写下前文中“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16]这样混乱的表述难免给人一种错觉，即以为《边城》等作品都遭受过思想空虚、不关注现实之类的批评。身为作家的汪曾祺，便在一时大意或没有认真钻研的前提下，结合1948、1949年后沈从文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历史，想当然地升华并曲解地得出结论，说《边城》如何“激怒了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如何“没有写阶级斗争”、“脱离现实生活”等。

可以说，是沈从文在表述上的漫不经心和模模糊糊，让汪曾祺等误以为那些关涉“思想”、“血泪”的诸多批评都是针对《边城》而发，却不晓得这样的阶级论批评文字恰恰不是基于《边城》，而是另有所指。

其实，判断汪曾祺等人误入歧途与否，阅读沈从文的《<边城>题记》即可以确认：

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给人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后者“太担心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我有句话想说：“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正因为关心读者大众，不是便有许多人，据说是为读者大众，永远如陀螺在那里转变吗？这本书的出版，即或并不为领导多数的理论家与批评家所弃，被领导的多数读者又并不完全放弃它，但本书作者，却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17]

显然，此段文字与《习作选集代序》一样，都是针对某种批评声音而发。权且先不论文章针对哪种批评声音而发，就是在写作时间上，也可以判断出，所谓批评是先于《边城》发表之前就已存在，而不是《边城》诞生后才出现的。仅此就可以判断，包括《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所做的回应不是基于对《边城》的批评，而是针对此前那些更早的小说的批评声音。

当然，这其中可能产生问题的地方就在于，是沈从文预设了持阶级文学理论的批评家，面对与自己以往创作风格和审美取向相近的《边城》，必然会做出已往那样的批评解读，所以才在《<边城>题记》、《习作选集代序》中刻意以《边城》为例说事。尽管沈从文这样的预期在情理上有着诸多的可能，甚或近于理性的判断，但客观结果却是，对《边城》所谓的预期性的批评并不存在，汪曾祺等人实在是太想当然了。

四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进行如下考证：即从《边城》发表至《习作选集代序》发表这一段时间内，是否有如汪曾祺所例举的阶级文学论的批评文字？根据笔者考察，在1934-1936年间，针对沈从文文学作品和创作的几乎全部批评文章——而非时论等其他文章——中，涉及《边城》的只有4篇，即汪伟发表于1934年6月7日《北平晨报•学园》的《读<边城>》、罗曼发表于1934年12月16日《北辰报•星海》的《读过了<边城>》、汪馥泉和王集丛发表于1935年1月《读书顾问》第四期的《一年来的中国小说（谈沈从文的《边城》）、刘西渭发表于1935年6月《文学季刊》第2卷3期的《<边城>与<八骏图>》，而这4篇文章的作者当时都没有左翼或革命作家的意识形态背景，自然不会存在上述文中所列的批评文字。

具有左翼背景且又针对具体作品批评的包括侍桁刊发于1934年5月31日《中央日报》上的《故事的复制——评沈从文著<月下小景>》、贺玉波刊发于上海大光书局1936年版的《中国现代作家论》第二卷中的《沈从文的作品评判》，但这几篇带有指责性的批评文章却又只字未提《边城》。至于苏雪林刊发于1934年9月《文学》第3卷第3期上的《沈从文论》、李同愈刊发于1935年4月10日《新中华》第3卷第7期上的《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毕树棠刊发于1936年2月《宇宙风》第1卷第10期上的《从文自传》、李影心刊发于1936年5月18日《国闻周报》第12卷第19期上的《评<八骏图>》等批评文章，则都属于纯文学批评，与《边城》也都全然不搭界，自然更不在考虑之列。

如果不是笔者和众多沈从文研究名家、史料专家孤陋寡闻的话，这期间公开发表的有关沈从文批评文章——不包括有关沈从文发起和参与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反差不多运动”等文坛之争且与《边城》不相关的文章——几乎都在这里了，但汪曾祺等人的文中所开列的针对《边城》的那些带有阶级论色彩的批评文字却不见影踪。

为了更切实、充分和客观地再现当时的历史现场，以还原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习作选集代序》中的辩解与反批评情境，不妨再更深入探究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批评文字那样令沈从文反感？

通过考察可知，这其中的渊源包括：韩侍桁在《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中评介沈从文是一个“低级的趣味的作者”，“他的文字变得越来越轻飘，他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空虚”，“他所写的材料无论描写得多么细致，对于社会的进展与对于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的认识，毫无启示的；并且就是从美的观点看，它们也不能发展出美的外形或给读者以美的感觉”。所以，自己“不但厌恶他作品中的人物，而甚至对于那作者的本身发生反感，唾弃这位作者的创造的态度”。[18]吕慈在《论沈从文》中指责沈从文“为什么不能走到如他的朋友胡也频君等的一步”，其“阶级性的估定，是梁实秋教授口里的那一类有出息的人。就是那类从地底下翻精斗到天堂上的幸运者。不过，一个是精光的劳动者一个是小资产的知识阶级罢了”。[19]贺玉波在长文《沈从文的作品评判》中批评说：“沈从文的作品大都是空洞无物的，不外是些片断的影片和琐碎的生活记录罢了。思想呢，是说不上的；纵然有点，也不过是鸡零狗碎，混乱得成一团糟！至于技巧呢，也是同样说不上。”“总之，沈从文是个没有思想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只含有一点浅薄的低级的趣味。如果我们要赞美他的话，那么，就赠给‘一个趣味文学作家’的头衔吧。反而言之，他就免不掉要受‘一个空虚的作家’的指摘！”[20]凡容在《沈从文的<贵生>》中写道：“没有勇气正视现实的人，必然不能表现现实。这种人，即使做买卖、当兵，也必然要亏本、打败仗，何况当艺术家或‘艺术家的小说家’。凡是艺术家……必须有一副艺术家应有的正视现实的胆量和一颗艺术家应有的决不歪曲或粉饰现实的良心，否则，即使你以艺术家自命，也决不会被读者承认；在读者的眼中，他只是一个，客气点说：一个文字的魔术师，不客气地说：一个挂着艺术招牌的骗子而已。”[21]阅读上述似曾相识的批评文字，应该能够感受得到，沈从文何以在《<边城>题记》、《习作选集代序》中写下那样一番有针对性的辩驳文字了。或者说，正是这些阶级论者的刻薄文字惹怒了沈从文。

有一点需要明确，那就是沈从文虽然没有直接为《边城》而辩，但在文学创作理想方面，《边城》与前期被批的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面貌出现的。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沈从文尽管没有因为《边城》被批而激烈反弹，但是他那番回应此前阶级论者的激愤文字，同样适用于《边城》。在这个意义上说，汪曾祺所犯的错误，因为具有一定的迷惑和隐蔽性而显得不那么低级。

可以说，在沈从文1949年后被埋没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其入室弟子的汪曾祺对《边城》做出那种去阶级化的阐释虽在情理之中，但无论在时间点上还是学理层面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即在1930、1940年代的中国，阶级论文艺家的批评虽然在声势和气势上曾有一时占据上风或赚取吆喝的态势，但他们那时并不操生杀大权，于沈从文的创作和生活自然无任何实质上的影响。汪曾祺写作《又读<边城>》一文，其意是很明显的，无非是要恢复沈从文及《边城》在文坛和历史上的公正地位。这样的用心良苦可以理解，但是非常随意甚至错误地选择了《边城》这一并不适合言说的对象，以致误入歧途造成误读误用、以讹传讹的结果是令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