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h-晓风

导  读

  吴文将大洪水的发生时间定在公元前1920年。此年代并非是通过直接检测大洪水发生地的相关样本所得，而是借用25公里外的赖家遗址人骨碳-14测年数。但吴文在将两者作时间关联时，其推衍极为牵强，结果十分可疑。

  吴文认定远古发生过大洪水的证据是据称在赖家遗址发现了所谓的“溃决洪水沉积物”。吴文为此提供了一些照片，以证明这些“沉积物”覆盖了4000年前的喇家遗址齐家文化遗存。但其中唯一一张展示这些“沉积物”的近景照却是一张地面照，呈现的是地表物体。将现今地表物体说成是深埋于地下的4000年前的“沉积物”，这是弄虚作假。此外，吴文称这些“沉积物”填充了喇家遗址的地震裂缝、居所等，这些均与考古发掘记述不相符 。

  对比吴庆龙等的先后两篇文章发现，吴文(2016)提供了一个学术界极为罕见的数据变异事例。吴庆龙作为第一作者此前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与其在《科学》上的文章相隔7年。两文都是探讨积石峡溃坝问题，涉及的项目完全一样，但各自使用/得出的数据却相差十多倍。有学者指出其《科学》上的文章存在技术缺限，其溃决洪水的相关数据被严重夸大。而吴等的前一篇文章在确定积石峡堰塞湖的形成时间时，所推算出的数据比真实情况高出60多倍。这些情况表明，吴作为非专业学者主持地质考古研究，错误极大，所得结果不可信。

一、引  言

  吴庆龙等于2016年8月5日在英文期刊《科学》上发表了《公元前1920年的溃决洪水为中国大洪水与夏王朝的历史存在提供依据》(以下简称吴文(2016))。此文是迄今为止级别最高的旨在论证中国远古大洪水及夏王朝真实存在的文章。

  “大禹治水”是个历史传说，是关乎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能否成立的重大课题，长久以来对其真实性一直存有争议。可以说，对这一宏大叙事的论证是当今中国考古、历史学界的头等大事。吴文(2016)从自然学科的角度为此问题提供依据，显得“证据确凿”，似乎为这一疑难问题找到了完美答案。

  吴文(2016)一经发表便引起极大关注。除国内媒体外，国外的BBC、卫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之音等都有报道。虽说它们只是简单的观点引述，但因其知名度高，影响大，公众几乎将这些报道理解为是对吴文(2016)“科学论证”的认可。但细读吴文(2016)却发现其中存在有一些问题。

二、讨  论

1.吴文(2016)对大洪水冲流距离的轻率推断

  吴文(2016)所说的远古大洪水源自黄河上游的一次堰塞坝溃决，地点在今青海省循化县积石峡大拐弯处。吴文(2016)说这一大洪水“可以轻易地波及到下游2000多公里”。这一表述将积石峡以下3000公里内的任何黄河河段都圈定为大禹治水的潜在之地，为解读这一宏大叙事提供了广阔空间。

  吴文(2016)上面的表述忽视了一个地理常识，即平缓地形对洪水的消解作用。远古时河道无人工堤岸，当水体超出河道容量时便自然溢出。如这发生在平缓而开阔的地带，洪水能量便会消解。第一个能消解吴文(2016)所说的大洪水的平缓地带是兰州河谷盆地，这里距积石峡溃坝点约165公里(用Google Earth测量河道所得)。黄河从西北方流到此盆地西端时向东北方急转约90度，随之再向东南方折转近90度，之后从盆地北部穿流而去。如果真有大洪水袭来，那在盆地西端便会直接冲涌进来而在此形成湖泊。按官方的数据，兰州市面积为1.31万平方公里[1]，市区中部低平地段面积约为210平方公里（用Google Earth检测所得）。大洪水进入后会在此滞留，之后缓慢流去。就算不考虑兰州河谷盆地及下游的其他低平地带，假设这一溃决洪水全都冲流到距积石峡约670公里(河道距离)处的宁夏石嘴山进入河套平原，在这里沿河道作“几”字形奔流时必将外溢。河套平原素有塞上江南之称，土地广阔，地势平坦(按Google Earth的数据，这里的地势每公里起伏不到20厘米)，就是把吴文(2016)所说的110-160亿立方米的溃决洪水一滴不漏地全部注入这里，平均水深也只有26-37厘米(用Google Earth检测河套平原低平地带算出)。而这里的土壤属粉砂和淤积土，持水性极强，整个大洪水会在此消失，绝无可能冲流到2000多公里之外。

2.吴文(2016)对大洪水发生时间的牵强推定

  吴文(2016)所确定的积石峡堰塞坝溃决时间不是通过直接检测溃坝地点的相关样本得出，而是借用喇家遗址的人骨碳-14测年数。此地点在积石峡下游25公里处，距黄河约1000米，高出黄河河面约25米，黄河从其西偏南方向流过。吴文(2016)给出的喇家遗址人骨碳-14年测年数较精确，为公元前1920年，但在确定积石峡堰塞坝的溃决时间时，用的却是一种极不精确的推衍方法。吴文(2016)说：

“堰塞与溃决洪水发生在喇家穴式居所倒塌后的齐家文化时期（约公元前2300–1500年）。在年度降雨时地表径流将淤泥填入喇家遗址的地震裂缝之前，这些地上的裂缝已完全被溃决洪水沉积物（OFS）填充，表明溃决洪水必定是发生在地震和房屋倒塌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为此次洪水定年的最佳证据来自喇家遗址，因为该遗址是在溃决洪水发生前一年之内被毁坏的。对倒塌房屋中三名6-13岁遇难者的遗骨样本所做的放射性碳测年数……的校正年代中位数为公元前1922 ± 28年……我们用……来标记此次洪水的大致年代。”

  上面是吴文(2016)将大洪水的发生时间关联到公元前1920年的全部关键文字。简约说来，吴文(2016)的推衍思路是这样：

喇家地区地震——>有遇难者(人骨测年数为公元前1920年)——>年度降雨会带来淤泥。地震裂缝中不是雨水填充物而是溃决洪水沉积物，表明洪水是在地震后、雨季前淹没喇家地区——>人骨测年数≈积石峡溃坝时间

  上述时间关联要能成立的先决条件是：喇家地区每年的降雨量都大到能冲来淤泥。然而中学地理常识告诉我们，中国地处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其特点是雨季和降雨量不稳定，尤其是西北地区年降雨量变化很大。喇家所在的官亭盆地年降水量在250-300毫米，属“半干旱区”[2]。这样的地区不可能每年的降雨量都大到能带来淤泥，因而在考虑当地地震裂缝何时被填充时，只能把它看作是未知数。但吴文(2016)却把一个未知事物当成确凿无疑之事，并以此为前提进行时间关联，称“溃决洪水必定是发生在地震和房屋倒塌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由此推断出“大禹治水”的年代。这样的推衍极为牵强，不足为信。

3.吴文(2016)将地表物体当作深埋于地下的远古沉积物

  吴文(2016)认定存在史前大洪水的证据是据说在喇家遗址发现了“溃决洪水沉积物”。吴文(2016)对“溃决洪水沉积物”的定义是：“完全由来自积石峡的绿片岩和紫褐色泥岩角砾组成”，简言之就是“绿片岩和紫褐色泥岩角砾”。“绿片岩”(greenschist)明显带有绿色，具有片理结构并略带微弱光泽。如果土壤中沉积有大量的“绿片岩和紫褐色泥岩角砾”，会非常显眼，很容易识别。

  对比吴文(2016)正文与其补充材料表S2发现，两者对“溃决洪水沉积物”的表述不一致。正文明确说“溃决洪水沉积物……完全由来自积石峡的绿片岩和紫褐色泥岩角砾组成”；而表S2注明喇家遗址“溃决洪水沉积物”的构成是：“绿片岩碎屑和紫褐色泥岩碎屑占49.1% - 55.4%，其他类型碎屑占44.6% – 50.9%”。此外，该表注明各种“碎屑”的粒径在1-5毫米。

吴文(2016)在补充材料中给出了“溃决洪水沉积物”的一组图片：

 

 

 

 

 

 

图S5.E：溃决洪水沉积物近景，由绿片岩、泥岩碎屑及由下面黄土经再搬运形成的泥球组成。

图S5.F.：绿片岩角砾(上两排)和泥岩角砾(下两排)(吴文中“角砾(Angular clasts)”与“碎屑(clasts)”互换)。

  上面图S5.E.是唯一一张展示“绿片岩和紫褐色泥岩角砾”的实景照，与考古发掘出的F15、F27号房址的实景照放在一起，用以证明“溃决洪水沉积物覆盖了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所在地”。但审视图S5.E可看出，此图片中的物体不是考古发掘物，而是地表物体，因而这是一张虚假的考古发掘照：

考古发掘表明，喇家遗址齐家文化遗存距今4200-3850年，深埋于地下2.1 - 3.2米[3]。考古发掘中，当从上往下发掘时，发掘面均呈平整状(大件器物凸起部分除外)，小石子、小土块不可能象此图中那样凸凹不平呈立体状，其下不可能会有空隙；小石子、小土块也不可能象此图中的那样洁净且色彩清晰。很明显，图S5.E是一张地面照，展示的是地表物体。而将现今的地表物体说成是深埋于地下的“远古洪水沉积物”，这是弄虚作假。如果吴文(2016)的作者坚持说这些地表物体是来自4000年前，那就得解释为何同时期的齐家文化遗存上堆积有2.1 - 3.2米的泥土而图S5.E中的却一点都没有。此外，此图的拍摄地点极有可能不在喇家遗址：在目前公布的所有喇家遗址照片中，没有一张与图S5.E相似。(就此图片的问题我联系过吴庆龙本人，见“附录”)

4.吴文(2016)提供的大洪水证据与考古记述不符

吴文(2016)说“喇家遗址地震造成的地裂缝完全被溃决洪水沉积物填充”。它的补充材料给出了图S5.C，以证明这些缝隙中充满了“溃决洪水沉积物”：

 

 

 

 

 

 

 

  也许是图片中的地震裂缝填充物与1～5毫米的“绿片岩和紫褐色泥岩角砾”无法等同，因而作者在文字注释中加上了“砂质”二字，变成“溃决洪水砂质沉积物”，也即这些地缝中的填充物是沙状物而不再是其补充材料所注明的“1～5毫米的角砾”。这样的改动是偷梁换柱，是在掩盖实情。吴文(2016)为何不出示一张能清楚展示这些“角砾”的图片呢？原因很简单，没有，整个喇家遗址的地震裂缝中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绿片岩和紫褐色泥岩角砾”。考古资料说：喇家遗址发现的地裂缝现象较为普遍，几乎在每个发掘区都有发现……不同区域地裂缝内的填充物稍有不同，主要以灰沙为主，也有夹杂黄土的红黏土、灰土等。”[4]而下面的考古实景照及文字说明更是证明了这些地震裂缝中完全没有“绿片岩和紫褐色泥岩角砾”：

 

 

 

 

 

 

 

 

图1.喇家遗址考古探方剖面地震裂隙及其喷砂充填物质[5]

图2.喇家遗址发掘探方壁上的多层水平红粘土层被地震喷砂切穿[6]

图3. 含有红色粘土层和被地震张性裂隙切割的喇家遗址黄土—古土壤剖面。红色粘土块坠入地震裂隙，呈不完全充填状态[7]。考古分析表明，喇家遗址地层中存在的大量红粘土、泥沙是由山洪、泥石流从其背后的大红山上冲流而来，与所谓的“溃决洪水”无关。

  按吴文(2016)的描述，溃决洪水携带有巨量的“沉积物”，其在喇家遗址所在地官亭盆地入口处的“沉积厚度达20米”，并说这些“溃决洪水沉积物覆盖了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所在地”。然而考古发掘却无此记录。有学者对喇家遗址的土壤做过研究。他们从距地表1米开始，每隔4厘米向下进行高密度连续取样，深度达3.2米，收集沉积样本52个，时间跨度从近代到距今4200年。该研究做得极为细致，小到不同地层中的“蚯蚓孔和粪团”都有记录。但在所有地层中均无“绿片岩和紫褐色泥岩角砾”。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覆盖在人骨上的沉积物，吴文(2016)说这些地震遇难者死后不到一年便被“溃决洪水”淹没。如果真是这样，那其上理应覆盖有这些沉积物。但上述研究说“居室地面……人体骨骼、器物……皆被这套红色粘土泥流和泥沙沉积物包裹”，这些“沉积物”中“混杂有沙团、石子和黄土块，以及陶片、木炭屑、灰烬和烧土块等人类文化遗物”[8]，其中并无“绿片岩和紫褐色泥岩角砾”。

  吴文(2016)还说在喇家遗址高出黄河河面38米处的地方发现有“溃决洪水沉积物”。这也与考古发掘记述不符。在喇家遗址台地西南边缘发现的F15等四个房址高出黄河河面25米，其“门道均向西”，是整个遗址中最靠近黄河的地方。如果来势凶猛的大洪水真的侵袭了喇家遗址，那首先便会冲击到这四个房址，对其造成破坏。但发掘报告则说：“15号房址保存较好，保存的墙壁高达2–2.5米，室内有大量遗物，门道及门外场地都保存完整，是齐家文化目前已知保存最好的房址。”更为重要的是，“房址内的坍塌物皆是黄土块”[9]，其中根本没有“绿片岩和紫褐色泥岩角砾”。如果真如吴文(2016)所说“溃决洪水”在喇家遗址淹没了“高出黄河河面38米”的地方，那就等于说汹涌而至的大洪水首先是绕过了高出河面25米的F15等房址，之后才涌向其后淹没了高出河面38米的其他地方——世间能有如此离奇之事？

  此外，有研究者对官亭盆地地层与积石峡峡谷区湖相地层做了分析对比，结果发现，两者“在发育年龄、颜色、粒度、磁化率、土体质地结构等方面具有明显区别……官亭盆地二级阶地上的红色粘土层与积石峡堰塞湖溃决无关。”[10]另有研究指出，“对比中值粒径、平均粒径、偏态、峰态和分选系数等粒度参数，发现……积石峡黄河古洪水沉积物微观形态……与喇家遗址红色粘土层的泥流状微结构特征迥异。”[11]

5.吴等先后两次研究中的数据差异

  吴庆龙作为第一作者曾于2009年发表过一篇文章：《黄河上游积石峡古地震堰塞溃决事件与喇家遗址异常古洪水灾害》[12]，与其在《科学》上的文章相隔7年。两文都是讨论积石峡堰塞坝问题，涉及的项目完全一样，但各自使用/得出的数据却大相径庭，其中一些重要数据不是相差百分之几或百分之几十，也不是相差一两倍或三四倍，而是相差了十多倍，如表1：

表1 吴庆龙等先后两篇文章中有关积石峡堰塞坝的相关数据

 

 

 

 

 

 

 

  吴等两篇文章的发表时间相隔不长，其产生过程大致是这样：吴先是组建起一个团队，使用美国的Trupuls200 激光测高测距仪、Garmin GPS Map60、SRTM数据和Global Mapper软件等器材，对积石峡远古堰塞坝进行调查分析，随之发表了研究成果。紧接着他又组建起第二个团队对同一个课题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推翻刚刚取得的研究成果。这虽有些怪异，但如果是为了纠正错误，那是值得称道的。然而吴等后一篇文章对导致两次研究数据出现差异的原因未作解释，仅只是简单地说堰塞坝水体及溃决量比先前的估算大了10余倍。那么这些扩大了的数据可信吗？2017年3月31日，《科学》杂志刊登了三篇评论吴文(2016)的文章。其中韩剑秋(Jian-Chiu Han)的文章除对积石峡堰塞坝水位高程、溃决洪水沿途峰值流量变化的问题提出异议外，还针对下述问题提出了质疑：

吴文(2016)在估算堰塞坝溃决峰值流量时所引用的六个公式均存在问题：部分公式被擅自修改导致误差增大；部分公式适用对象有误，如将适用于冰碛坝或人工坝的公式错误地用于滑坡坝；第六个公式更与溃坝流量计算毫无关联且存在引用和计算错误。若采用正确的滑坡坝公式，基准情形下峰值流量的估算值大约为1.7万立方米/秒[13]。

  对上面的的质疑，吴文(2016)的作者在回复中承认前五个公式都是基于相对较小的溃决洪水，且在95%的置信区间内存在2倍以上的不确定性——这印证了质疑者关于这些公式不可靠的观点。吴文(2016)的作者接下来的解释却与被质疑的问题并不直接相关，显得答非所问。而对错用不适用于滑坡坝的冰碛坝/人工坝公式及第六个公式的引用/计算错误问题，吴文(2016)的作者避而不答[14]。

  积石峡堰塞坝是中国地质考古学界的热点问题，发表有大量研究文章，但迄今为止没有一篇在诸如水体、溃决峰值流量、泄洪总量等问题上得出过与吴文(2016)相近似的数据。一项研究结果如果没有其他的专业研究提供佐证，那无论其结论如何地高端、华丽，都不可信，这是科学史的铁律，毋庸置疑。

  那吴等的前一篇文章又如何？可信吗？非也：

  在此文中，为估算积石峡堰塞湖的泥沙年淤积量及此湖的形成时间，作者直接将黄河中游的年产沙量套用到黄河上游的积石峡河段[15]。这又是一个缺乏地理常识的轻率做法。中国中学地理教材就强调过，与上游不同，黄河中游是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从水文数据看就特别明显：水利部2020年的资料说“黄河清水基流主要源自兰州以上。黄河沙量90%来自中游”。1956 - 2000年，黄河上游青海唐乃亥水文站记录到的黄河年均输沙量约为0.13亿吨；中游陕西龙门水文站1950 - 2000年记录到的黄河年均输沙量约为8.22亿吨[16]，后者比前者高出约62倍。

  此外，文中对溃坝时间的推断也存在问题。该文作者对积石峡堰塞湖湖相地层中的一个炭样本进行碳-14检测，得到校正年代为1830–1620 B.C.(P = 0.851)，均值1725 B.C.。接下来作者就堰塞湖匀速沉积、刘家峡年均淤积量等因素进行分析后，在1725 B.C.上增加5年，成为1730 B.C.，以此作为溃坝年代[17]。将一个距今约3700年的炭样本测年数增加5年，调整幅度约为0.135%，这种做法真是匪夷所思。受检测误差、校正曲线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上述碳-14测年数的总误差可能高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而且文中先是对黄河上游和中游的产沙量、刘家峡水库年均淤积量、堰塞湖体积等进行估算后才增加了5年，这看似“精确”，殊不知，这些粗略估算每一步产生的偏差都要远远大于5年。抛开这些不说，原文给出的较正年代为1830–1620 B.C.(P = 0.851)，P=0.851(85.1%的概率区间)仅只是部分区间，并不完整，作者对这一不规范的表述未作任何解释。而相较于常规的2σ(95.4%)区间，这意味着另有10.3%的概率落在此区间之外。对1830–1620 B.C.这么大的年代跨距，这部分“丢失”的概率在时间轴上可能对应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总之，吴文所做的5年时间改动纯属画蛇添足，无统计学意义，表明作者对碳-14年代学缺乏基本常识。

  吴庆龙作为核心人物先后发表的两篇地质考古文章都存在问题，这或许与其知识储备有关：据吴任职的官方网站介绍，吴的研究方向是淡水环境与生态、微生物生态与环境微生物[18]，未受过地质考古训练。

三、结  语

  吴文(2016)赖以推定中国史前大洪水的关键证据在于其所称的在喇家遗址发现的“溃决洪水沉积物”。它为此提供的唯一一张实物近景照图S5.E则是一张来路不明、与喇家古代遗存毫无关系的地面照。将此图片上展示的现今地表物体说成是深埋于地下的“远古洪水沉积物”，这是弄虚作假。该文宣称的“溃决洪水沉积物”填充了喇家遗址地震裂缝、覆盖了齐家文化所在地均与考古记述不符。

  吴文(2016)以不实之词为“公元前1920年的溃决洪水”及“夏王朝的历史存在”提供的“依据”全不可信。

  这里顺便提一下也许是纯属巧合之事：吴文(2016)的作者中包括有吴小红、Ofer Bar-Yosef及David J.Cohen。这三人曾在《科学》上发表过有关中国江西仙人洞发现2万年前陶器的文章。其中北京大学的吴小红本科和硕士是化学专业，博士是物理专业，工作职责是碳-14检测，没有受过一天考古学训练，却突然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科学》上发表考古文章，声称在中国江西仙人洞发现了2万年前的陶器，引起轰动，一时风头无两。结果表明该文存在弄虚作假。（见洪水与地层不稳：质疑吴小红等在《科学》上的关于中国仙人洞发现2万年前陶器的文章）。

文后感言(纯属个人感慨，可略过)
    之所以写出这段文字，是因为看到了下面的报道：
    就其《科学》上文章所涉及的大洪水与开启夏朝一事，吴庆龙在接受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采访时表示，这次发现是“通过详细的野外调查、地层对比、多学科知识综合应用……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建立起来的。”
    吴冠冕堂皇的表述令人愤慨：纵观其文，“严密”缺如而充满低级错误；将其弄虚作假的“发现”冠以“严密的逻辑推理”，这是对“逻辑推理”这一伟大思维工具的亵渎。毫不夸张地说，除去地名，其文全是糟粕。
    我一直以为，学术研究是严肃认真的事，目的在于展示事物的真实状况。离开这一点，一切“证据链”、“逻辑推理”、“突破”都只是做戏的噱头。
  在“大禹治水”这一关乎民族文明起始的重大课题上，没有人不想有所突破。但不同学科的学者们所做的是认真探索，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兢兢业业、一点一滴地为社会提供着有用的知识。一些学者的造诣极高，要人为地弄点“依据”，制造点轰动不是难事。但他们坚守着为学、做人的操守，默默耕耘着。以此不同，有投机取巧者，自身修为极其鄙陋，凡涉及正经学问，几乎是言必有错，所做“研究”犹如调制鸡尾酒——要什么口味就捣鼓什么口味。他们毫无廉耻地弄虚作假，向社会抛洒精神污物。其行径犹如在公共场合大小便，卑鄙龌龊。物质污物大多是一时一地，精神污物却可长久广泛存在，尤其是当其被冠以科学之名后危害犹烈。这些宵小之徒在炮制所谓的“科学依据”时就非常清楚这会造成人们的知识残缺，且有可能一代代地往下传，但其毫不手软。真不知人要有多无耻才会为了一已之利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真想当面诘之：事情如此这般，尔等于心何忍？

注  释

[1] 兰州市行政区划·甘肃省人民政府门户，2025年3月21日：https://www.gansu.gov.cn/gsszf/c100275/202110/1880410.shtml

[2] 戎晓庆、庞奖励、黄春长等：《青海官亭盆地史前灾难性地表过程及其影响研究》，《地理科学进展》2020年第8期，第1320页，第1327页

[3] 郑紫星、黄春长、赵辉等：《青海喇家遗址全新世中期土壤与泥流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山地学报》2018年第1期，第3页，表1

[4] 甄强、王倩倩、杜战伟：《喇家遗址发生古灾难事件的考古学观察》，《中原文物》2024年第1期，第90页

[5] 张玉柱、黄春长、刘涛等：《黄河上游积石峡史前滑坡堰塞湖形成年代与发展演变研究》，《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7年第11期，图10.b

[6] 董广辉、张帆宇、刘峰文等：《喇家遗址史前灾害与黄河大洪水无关》，《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8年第4期，图4.d

[7] 周强、张玉柱：《青海喇家遗址史前灾难成因的探索与辨析》，《地理学报》2015年第11期，图2.a，第1778-1779页

[8] 郑紫星、黄春长、赵辉等：《青海喇家遗址全新世中期土壤与泥流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山地学报》2018年第1期，第3页，表1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7期，第4页

[10] 殷志强、赵无忌、李小林等：《黄河上游戈龙布滑坡堵河事件及堰塞湖沉积物研究》，《地质学报》87卷增刊，第313页

[11] 《青海喇家遗址史前灾难成因的探索与辨析》，第1782页-1783页

[12] 吴庆龙、张培震、张会平等,《黄河上游积石峡古地震堰塞溃决事件与喇家遗址异常古洪水灾害》,《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09年第8期，第1149-1159

[13] Jian-Chiu Han, “Comment on ‘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 Science 355, 1382c (2017)

[14] Wu et al., “Response to Comments on ‘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 Science 355, 1382e (2017)

[15]《黄河上游积石峡古地震堰塞溃决事件与喇家遗址异常古洪水灾害》，第1156页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中国河流泥沙公报：长江·黄河(2020)》，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21年，p.27,表2-1

[17] 《黄河上游积石峡古地震堰塞溃决事件与喇家遗址异常古洪水灾害》，第1155-1156页

[18] 吴庆龙供职的官方网站显示，吴拥有两个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分别是：淡水环境与生态、微生物生态与环境微生物：https://people.ucas.ac.cn/~qlwu

附  录

  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本人就吴文(2016)补充材料中Fig.S5.E的真实性问题给吴庆龙发过邮件，写明此图“不是发掘现场实景照，而是一张地面照。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些地面物体是4000年前遗留下来的，将其称为‘喇家遗址溃决洪水沉积物’，那是弄虚作假。”本人表示正在撰写的文章涉及到此问题，为避免发生误解，请其帮忙澄清：

1.如果Fig S5 E用的是以往喇家遗址的考古发掘照，请告知资料出处。

2.如此图片是自行拍摄，请告知拍摄的具体地点。

  发信约两月，至今未收到任何回复。

  本文在网络上公布之前已于第一时间电邮给了吴文(2016)的8个作者(包括一位中国两院院士)。现已过去约一月，未收到任何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