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黑白的捏造 险恶叵测的设计——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读后感 )靳 草许家屯出走美国后的一九九二年，出版了一本《香港回忆录》，但在大陆一直未见到流传。说来也是有幸，半年前，一位老朋友带来此书向我推荐“值得一看”。于是，我就得以“大快朵颐”，欣赏到这篇奇文大作。读完此书，通观全文，除了一些有关历史过程梗概的枝叶外，基本上是“似曾相识燕归来”。阅读中，我一直感慨萦怀：一个做了二十七年省委书记、其中有六年是第一书记并且还是中央委员的人，对重大理论实践问题的认识怎么是如此之肤浅片面?但是，许家屯毕竟要比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坦率的多。如果说，许家屯参加中国共产党五十多年终归受到些熏陶而多多少少还有些这个党的风味的话，那么，这点坦率即是其一。这样，我们就容易和作者找到一个共同讨论的平台，而不必要花费很多工夫先去弄清他的真实观点和目的。许家屯在全书贯穿始终表明的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及其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充分理解与拥护，提出自己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问题的观点。这些观点主要有：“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太少了，需要有一个‘补课阶段’，需要有更多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大胆放手运用资本主义经验的阶段。”他在极力吹捧所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政策后，又“特别要提到”：“必须适当地、有步骤地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改革”，以建立起成为“人类共同财富”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也就是说，全面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诠释的多么坦率明快透彻啊!大概就是因为这点“坦率”过早地泄露了天机，这本书就有十年之久不得在大陆流传。也大概由于现在该书宣扬的观点已与当前中国的现实吻合起来，使其为当前的政策造势，就采用“半明半暗”的惯用手法让其流到大陆上来，虽然晚了一点，但还是终于使我们在阳光下看到了政策制定者的天机。与许家屯的坦率相映成趣的是，被他极力推崇、钦佩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很有些集 大成的大师风范。对于改革开放政策的解释，邓小平说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次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多次重申“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 … 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在做出这些信誓旦旦的承诺的同时，他又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概念作出自己的解释；诸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等等。他设计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说这样可以“先富带后富”。人们对这些逻辑概念的严重混乱、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提出大量的诘问，他以“摸着石头过河”、“多做少说”、“只做不说”敷衍之，继则发明了一个“不争论”把人们的嘴封上。当在改革开放中，党的腐败和资本主义复辟大行其道，人民按照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反对他的政策时，他能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坦克压，用机枪扫，还说那些被压被扫的都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而对于那些在他的纵容包庇下发展起来的真正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则把他们几乎全部送回美国“老家”继续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至死也没有象许家屯那样“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坦率清楚的说明自己就是要搞资本主义。但是，他1992年在为了把自己的改革开放变得不可逆转而进行的最后——次冲刺，即“南巡讲话”中，他还是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图：“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社会主义变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百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般来说，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主张这“三个有利于”的。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在具体执行中又不问“姓；‘社’姓‘资’…，这在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他在同一年中另一次讲话就更加明确：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他言之凿凿地说：“而且是走定了的!”这是戏言吗?不，这是“图穷匕首现”的招认!社会实践的全部效果，是验证政策、言论及其动机的依据。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浴血奋战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从国内到国外，如果谁还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为了“巩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他不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白痴，就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骗子。社会现实已经做出了权威的结论， 已经打了二十多年的“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口水官司应该划上一个句号了。这就是我的朋友好象有重大发现而向我推荐许家屯《香港回忆录》的原因。读完此书，我深深感到，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二十多年前就应该向邓小平们讨论清楚、虽然在当时根本无法和他讨论清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通过改革开放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 这是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无法回避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这才是现在应该认真补上的一课。为此，笔者提出如下一些问题，做出一些初步的讨论。一、 旧中国是什么样子的?这并不是离题甚远、无关紧要的问题。道理极为简单，就是因为新中国是从旧中国过来的。新、旧中国是历史上相连的两个环节，割断历史，就无法认识历史。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一切事物的最基本的方法。对旧中国认识不清楚，我们将无法说清楚新中国的一切问题。那么，旧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呢?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各民族大致一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推翻了腐败的满清王朝，但并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依然处在这三座大山极为反动、腐朽、残酷、落后的统治之下。让我们看一看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描写罢：“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 … 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 国内军阀暴戾恣睢， 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 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 吾国人政治上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 中产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家渐致失业，沦为游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益昂，租税日益重。如是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奋斗了一生的孙中山先生，在抱着事业未竟的遗憾于1925年撒手西归两年后的1927年，蒋介石即背叛了革命，由此激起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反抗，开始了十年内战，接着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旧中国，始终处于腥风血雨、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支离破碎、天灾人祸、生灵涂炭、水深火热之中。旧中国的工业虽然从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开始，经过了100多年畸型发展，但规模非常之小、产量非常之低。以国民经济经过恢复发展已经达到并超过建国前最高产量的1952年的人均量作为比较，不仅在所有品种中全部低于美国同期的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于2000多倍，而且在大多数主要品种(如钢材、水泥、发电量、石油、布、食糖等)也低于印度同期很多。但就如此之低的工业生产量中，外国资本还占到约70％，国内资本仅占约30％，而在国内资本中，官僚资本又占统治地位，以1946年为例，占到80％。旧中国不仅工业规模产量小得可怜，结构还很畸形。生产资料产值很低(约占30％以下)，生活消费资料产值较高(约占70％以上)。工业技术水平十分低下，多半从事一些修理和装配。工业布局极不合理，极少一点工业几乎全部集中在沿海几个大一点的城市。如1936年，关内工业产值的94％是由上海、青岛、广州、北平、南京、无锡提供的。广大内地几乎没有近代工业，中等以下城市的所谓工业基本上是一些布坊、染坊、酒坊以及铁匠铺一类的手工业，90％以上的县城没有电力供应，火车、轮船、汽车等现代运输工具要在沿海、沿江或大中城市才能见到，县城以下地方的交通运输连胶皮轮的车辆都很罕见，一般都是些木轮的有的还带个铁箍的牛马车、人力车，而最穷的连这样的车子也没有，就是肩扛人挑。旧中国虽然有史以来就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大国，但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十分落后，生产效率十分低下。一直到建国前，封建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大约占农产总数4％的地主占有全国耕地面积的50％，占农产总数70％的贫雇农仅只占15％。生产方式是传统的个体手工劳动，几乎没有任何机械化作业，更没有电力，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低，停留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靠天吃饭的状态。农业产量很低，如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2162亿斤，平均亩产只有142斤，棉花22斤。全国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但粮食还不能自给。生活方式也与千百年前没有多少不同。农村中绝大多数人家是用“黑油灯”甚至火把照明，一般的中小地主也要穿粗布、也要吃些粗粮、难得常吃细米白面鱼肉，象肥皂、火柴、煤油等日常生活用品是奢侈品，•都要进归，‘是一般的百姓用不起的。经济情况好一些的地主才能住上砖瓦房。广大贫雇农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人是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常年吃糠咽菜，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农民不仅要承受地主、富农沉重的剥削压迫，还要受卷入国际市场后己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还要承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抓兵抓丁、苛捐杂税。旧中国的万般苦难，尤以农村为甚。旧中国虽然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但是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极为落后。总人口中90％以上是文盲。在农村中，数百上千人的村庄有个小学毕业的，就算个“秀才”了。建国前夕，全国仅有普通高校205所，在校生仅有117000人。旧中国36年中(1912—1947)毕业大学生仅约21万人，每年平均约5800人。因此，旧中国科学技术极其落后，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研究机构。很多有志于科学事业的知识分子也只好到海外飘零。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由于教育与科学的落后，整个旧中国的文化是被殖民文化、封建文化、官僚文化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普遍受到这些反动腐朽文化的奴役、愚昧和禁锢，先进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受到极端残酷的封闭、镇压和迫害，人们的思想普遍受到麻痹和毒害，普遍信神、信鬼、信命运。鲁迅把这种旧中国的反动文化统治比喻成“吃人”，算是揭露到骨子里面了。其他许多先进的思想家、文学家也在很多作品中对旧中国做了大量揭露和批判。由于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的落后，医疗卫生事业也极为落后。千百年来+各种瘟疫疯狂肆虐流行，整个社会没有任何有效的系统控制机构、规划、措施，劳动人民没有任何医疗保健条件，象结核病、血吸虫、疟疾、天花、鼠疫、霍乱、黑热病、克山病、伤寒等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地方病根本无法控制，任其疯狂屠戳戗害广大人民。因此，中国人民被殖民者羞辱的称为“东亚病夫”。再加上自然灾害和战乱连年不断，营养不良，人们特别是劳动人民生命保障能力微弱，建国前的1949年人均寿命只有35岁，低于美国的68．6岁和印度的41岁。在整个旧中国，哪儿的农村没有“乱葬岗”?哪儿的城市和矿山没有“万人坑”?“弱国无外交。”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在国际上没有地位。一百多年里，一次又一次的列强侵略，连篇累牍的或明或暗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记录了旧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羞辱史。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血泪斑斑的历史，至今才刚刚掀过去五十三年。它铭记在还活着的老一辈的记忆中，它镌铸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它刻印在卷帙浩繁的文字遗存之中。就仅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我们的祖国，曾经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的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国家落后到了尽头!民族祸患到了尽头!人民苦难到了尽头!四万万人民在水深火热的黑暗泥潭中，煎熬着，挣扎着。这就是旧中国的真实写照。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懂得历史，才能认识现在；只有懂得历史和现在，才能预见将来。整个现存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不过是历史嬗变的积存而已。失去了历史的记忆，就是失去了思想和智慧的根基。对历史认识上的片面和歪曲，是以后新的曲折和灾难的根源。二十多年来，中国有一股势力，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竭尽其能事，力图掩盖、模糊、歪曲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搅浑搅乱人民的视听。笔者在这里简要概括地描述旧中国，就是为我们清楚地认识新中国，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尺度。没有这个尺度，我们怎么可能说清楚新中国的一切事情呢?二、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是成就辉煌还是发展缓慢停滞?(一)、问题的提出1949年10月1日，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揭开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崭新的一页。新中国建立后，至毛泽东1976年9月9日逝世，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领导全国人民，又经过27年几乎同样艰苦卓绝的奋斗，把一个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了一个具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成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向往的圣地，以不可战胜的英雄主义气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毛泽东时代，亿万人民同声高唱的《社会主义好》、 《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对于新中国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真情描绘。对于新中国的成就，不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感到由衷的赞扬和自豪，就是包括曾经进行过殊死较量的敌人在内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也不得不承认甚至于翘起大拇指。例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总统、总理、首相、其他官员、学者一致评论：新中国的成就“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历史”、“提高了工农的地位”、“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其中，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经过大量研究作出这样的结论：“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 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然而，也有完全相反的另一种观点。那些被推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以及它们的代表，出于自己没落阶级的本能，对于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对于新中国不管多么巨大的成就，它们都会横看竖看不顺眼，狠得咬牙切齿，加以百般污蔑，寝食不安地盼望恢复它们失去的天堂。本来，这是很一般的政治常识，也不必大惊小怪的。但是，这种强烈的完全相反的观点却是来自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对旧中国的苦难和新中国的成就即使不十分精通热悉但也应该基本了解的、曾经长时间担任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职务直至总书记的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就至少有七处记载了邓小平关于在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二十多年里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停滞的观点。他于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至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牙口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在其他几次讲话中，他说：“从1957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 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阻碍。”对于新中国的巨大而辉煌的成就，他也有时不得不承认一点，如他也说“当然，同旧中国相比，还是进步了。… 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我们搞成功了，洲际导弹我们也搞成了”，但“总的说来，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 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 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在这里，我们不要看轻这几句话。这是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的总根据。邓小平就是根据他的这几句结论而设计并开始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新时代”，并给整个世界都带来了极为巨大的影响和变化的“改革开放”啊!反差是如此之大，一方面是美国学者的“毛泽东的那个时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一方面是邓小平的“发展非常缓慢”、“总的说来，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然而邓小平没有拿出任何事实和道理来说明他的结论。就是由于他这几句话，被中国人民推翻的“三座大山”的遗老遗少以及他们在国内外的同伙和继承人就象抓住了几根救命稻草，开始了对新中国又一轮的攻击、污蔑和谩骂，什么新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啊、“中华民族的浩劫’’啊、‘‘封建专制”啊、“法西斯”啊、“计划经济死路一条”啊，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所有缺点错误都被无限夸大后利用起来了，连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罪恶也加到新中国头上了，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让我们来看看具体事实罢。邓小平关于中国“发展缓慢停滞”的时间概念是不太清晰的，后限是改革开放的开始是肯定的，而前限有时说是1958年，有时说是1957年，有时说是土地改革以后，还有时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但根据改革开放的实践看，实际上是把建国后毛泽东时代的一贯的政治路线是彻底否定了的。考虑到毛泽东逝世后的两三年内，中国基本上继承延续了毛泽东时代的路线，邓小平也说他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1980年搞起来的，因此，本文把建国后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二年分别作为对比论述。由于资料搜集的困难，大部分资料是从建国后恢复到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52年开始的。为了对比的方便，也把1957年以及1965年、1976年的有关资料列出。 (二)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统计数据。 表1、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按可比价格计算) 年份 工农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 在工业总产值中 轻工业 重工业 1949 56．3 67．4 40．8 46．6 30．3 195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57 167，8 124．8 228．6 183．2 310．7 1965 268．3 137．1 452．6 344．5 650．6 1976 626．6 207．1 1232．2 764．4 2102．2 1979 845．2 249．4 1734．4 1061．0 2991．6 表2、全国人口、职工和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年底数，单位：万人) 年份 总人口 职工人数 城镇个体 合计 全民所有制 城镇集体 个体劳动者人数 1952 57482 1603 1580 23 883 1957 64653 3101 2451 650 104 1965 72538 4965 3738 1227 171 1976 93717 8673 6860 1813 19 1979 97542 9967 7693 2274 32 表3、主要农产品产量(单位：亿斤) 年 份 粮 食 棉 花 油 料 1949 2263．6 8．9 51．3 1957 3900．9 32．8 83．9 1965 3890．5 42．0 72．5 1976 5726．1 41．1 80．2 1979 6642．3 44．1 128．7 表4、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项目 1949年 1957年 1965年 1976年 1979年；：原煤(亿吨) 0．32 1．31 2．32 4．83 6．35原油(万吨) 12 146 1131 8761 10595发电量(亿度) 43 193 676 2031 2820钢 (万吨) 15．8 535 1223 2046 3448水泥(万吨) 66 686 1634 4670 7390木材(万立方米) 567 2787 3978 4573 5439化纤(万吨) 0．02 5．01 14．61 32．63棉纱(万吨) 32．7 84．4 130．0 196．0 263．5布匹(亿米) 18．9 50．5 62.8 88．4 121．5硫酸(万吨) 4．0 63．2 234．0 450．8 699．8纯碱(万吨) 8．8 50．6 88．2 111．7 148．6烧碱(万口屯) 1．5 19．8 55．6 121．5 182．6农用化肥(万吨) 0.6 15．1 172.6 524.4 1065．4 表格5、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单位：亿元，统计范围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年份 总 计 合 计 其中国家投资 基本建设投资 更新改造设施投资1950 11．34 11．34 10．411957 151．23 143．32 7．911965 216．90 179．61 37．291976 523．94 376．44 147．501979 710．49 523．48 187．01 表6、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单位：万人)年份 总计 高等学校 中等学校 小学 中等专业校 普通中学1949 2577．6 11．7 22．9 103．9 126．8 2439．11957 7180．5 44．1 77．8 628．1 708．1 6428．31965 13120．1 67．4 54．7 933．8 1431．8 11620．91976 20967．5 56．5 69．0 5836．5 5905．5 15005．51979 20789．8 102．0 119．9 5905．0 6024．9 14662．9 注：1、各级学校不包括成人教育。2、中等学校不包括技工学校。 表7、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数项 目 单 位 1952年 1979年科技人员总计 万人 42．5 470．5工程技术人员 万人 16．4 166．7农业技术人员 万人 1．5 32．4卫生技术人员 万人 12．6 139．6科学研究人员 万人 0．8 31．7教学人员 万人 11．2 100．1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科技人员数 人 7．4 48．5 工程技术人员 人 2．9 17．2 农业技术人员 人 0．3 3．3 卫生技术人员 人 2．2 14．4 科学研究人员 人 0．1 3．3 教学人员 人 1．9 10．3 表8、居民年平均消费水平(元) 年份 居民消费指数(以52年为100) 全国居民 农民 非农业居民 全国居民 农民 非农业居民 1952 76 62 148 100 100 100 1957 102 79 205 122．9 117.1 126．3 1965 125 100 237 132．4 124.8 136．8 1976 161 125 340 166．9 151.4 195．7 1979 197 152 406 188．8 168.4 221．8 表9、建国后五十年工农业交通主要发展指标与速度 指标 1952年 1979年 2001年 年均增长％1953—79 1980-2001年 人Il(万人) 57482 97092 127627 — 原煤(亿吨)0．66 6．35 11．1 8．7 2．6 原油(万吨) 44 10615 16500 22．5 2．0 发电量(亿度) 73 2819.5 14780 14．5 7．8 钢(万吨) 135 3448 15266 12．8 7．0 水泥(万吨) 286 7390 64000 12．8 10．3 布(亿米) 38．3 121．5 291 4．4 4．0 粮食(万吨) 16392.0 32115 45262 2．5 1．6 棉花(万吨) 130．4 220．7 532．0 2．0 4．1 油料(万吨) 419．3 643．5 2872 1．6 7．0 铁路营运里 2．29 4．86 5．76 前26年2．9 后19年0．9程(万公里) (1978) (1997) 公路里程 12．67 89．02 122．64 前26年7．8 后19年1．7(万公里) 表10、按总产量计算的1952年中国、美国、印度的经济差距 项目 单位 中国 美国 印度 比例：以中国为1 美国为 印度为 人口 万人 57485 17755 36108 0．31 0．63 粮食 万吨 16392 15670 5200 0．96 0．32 肉类 万吨 338．5 1045． 50．9 3．1 0．15 布 亿米 38．3 87 42．12 2．27 1．10 原煤 万吨 6600 46000 3600 6．97 0．55 石油 万吨 44 30950 30 703 0．68 发电量 亿度 73 4631 “951)58．6 63．4 0．80 钢 万吨 135 8452 160 62．6 1.19 水泥 万吨 286 4239 270 14．82 0.94 表11、按人均产量计算的1952年中国、美国、印度的经济差距 项目 单位 中国 美国 印度 比例：以中国为1 美国为 印度为 平均寿命 岁 (1949)35 68．6 41 1．96 1．17 粮食 公斤 285 882 144 3．1 0．51 肉类 公斤 5．9 58．9 1．5 10 0．25 布 米 6．7 49 11．7 7．36 1．75 原煤 公斤 114．8 2593 99．8 22．6 0．87 石油 公斤 0.8 1743 0．8 2264 1．08 发电量 度 12．7 2608 16．2 205 1．28钢 公斤 2．4 476 4．4 203 1．89水泥 公斤 5 239 7．5 48 1．50 表12、按总产量计算的1979年中国、美国、印度的经济差距 项目 单位 中国 美国 印度 比例：以中国为1 美国为 印度为 人口 万人 97092 22506 63448 粮食 万吨 32115 28070 10459 0．29 0．65 肉类 万吨 1062．4 1697 62 1．60 0．06 布 亿米 121．5 32．3 75．3 0．27 0．62 原煤 万吨 63500 70850 10670 1．12 0．17 石油 万吨 10615 42082 1284 3．96 0．12 发电量亿度 2819．5 23188 1128 8．22 0．40 钢 万吨 3448 12370 1000 3．59 0．29 水泥 万吨 7390 7665 1826 1．04 0．25 表13、按人均产量计算的1979年中国、美国、印度的经济差距 项目 单位 中国 美国 印度 比例：以中国为1 美国为 印度为 平均寿命 岁 70 76 54 粮食 公斤 331 1247 165 3．8 0．5 肉类 公斤 11 75 1 6．8 0．1 布 米 13 14 12 1．1 0．9 原煤 公斤 654 3150 168 4．8 0．3 石油 公斤 109 1870 20 17．0 0．2 发电量 度 29 1030 18 35．5 0．6 钢 公斤 36 550 16 15．3 0．4 水泥 公斤 76 341 29 4．5 0．4 注：此表人均寿命栏因缺1979年资料，暂列1989年数据 表14、1952-1979年间中、美、印三国经济增长幅度 项目 总产量增长倍数 中国 美国 印度 人均产量增长倍数 中国 美国 印度 粮食 0．96 0．79 1．01 0．16 0．41 0．15 肉类 2．14 0．62 0．22 0．86 0．27 -0．33 布 2．17 -0．63 0．79 0．94 -0．71 0．03 原煤 8．62 0．54 1．96 4．70 0．21 0．60 石油 240.3 0．36 41．8 135．25 0．07 24．0 发电量 37.60 4．0 18．27 21．83 2．95 9．99 钢 24.5 0．5 , 5．25 14．0 0．16 2．64 水泥 24．7 0．81 5.8 14．2 0．43 2．87 (三)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发展统计资料的说明 人们常说统计数字是枯燥的、僵硬的，这是因为仅凭表面数字难以形象的全貌的全方位的从外到内多层次的活生生真觉实味的认识客观事物。但是，真实可靠的统计数字是社会事物发展结果的即时记载，是准确认识客观事物的概貌和框架的依据。只是，我们在认识事物时，不能只看具体数据而不认真弄清它所表达的社会现象的真正含义，不能只看“果”不看“因”，也不能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不能孤立地只看一个事物，还要看它和其他事物的联系和影响。为此，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发展统计资料作出以下说明。1、从表1可以看到，1979年与1952年相比，二十七年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7．45倍，其中农业总产值增加了1．49倍，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7．34倍。从表3、表4、表5中可以看到，1979年与1949年相比，主要工农业产品数量增长的倍数分别为：粮食1．9，棉花4．0，油料1．5，原煤18．8，原油884，电量64．6，钢217，水泥111，木材8．6，化学纤维1632(与1957年相比，此前为0)，棉纱7．1，硫酸174．0，纯碱15．8，烧碱120．7，农用化肥1774．7；基本建设投资1979年与1950年相比增加了45．2倍。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原材料产品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取得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长。即使与1957年相比，到1979年，工农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农业产值的增长幅度分别为4．04、6．59、1．0：三种主要农产品的增长倍数分别为粮食0．7、棉花0．34、油料0．53：十三种主要工业产品的增长倍数分别为：原煤3．8、原油?1．6、发电量13．6、钢5．4、水泥9．8、木材1．0、化纤1631．5、纱2．1、布1．4、硫酸10．1、纯碱1．9、烧碱8，2、农用化肥69．6。2、从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增长倍数中，农业是最小的，这是由农业生产的特点所决定的。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占世界的22％，而耕地只有14．38亿亩，占世界的?％，相当于美国的51％、印度的58％，按人均算只有美国的11％、印度的43．5％。对于生产条件、生产方式和产量千百年来一直停留在中世纪的中国来说，不要说总产、单产翻几番，就是普遍增长的成就绝非易事。而我国要发展农业，就只能走自力更生的路子。在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间，粮食总产量在耕种面积缩小的情况下还增加了近两倍，这是一个奇迹，是数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奋斗了整整三十年的结果。毛泽东时代，全党大办农业，全国支援农业，到1979年，从人拉肩扛手抬开始建成水库84000座，堤坝沟河17万公里，其中江堤1万公里，打机井210万眼，再加上大规模修梯田、平整土地，使全国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加到七亿亩：建国前的易涝农田3．6亿亩有2．7亿亩得到初步治理：农用大中小拖拉机233．8万台：农用排灌动力达到7122．1万马力：农业用电282．7亿度：农用化肥生产量1065万吨；各种化学农药生产量54万吨；再加上农作物品种的改良、优化，各种先进技术的推广，使得我国基本实现由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极大的增强了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弱不禁风”灾害频仍的苦难局面。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条件的改变，仅靠个人承包、分田单干就能增产增收，岂不是天方夜谭的神话吗?农业发展的周期长，投资大。但农业一旦有了长足的进步，就会给其他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各种资源，如人力、资金、原料等。从表2可以看到，建国后三十年间，我国职工队伍增加了8300多万，这一方面说明了工业交通等行业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是由于农业的发展已经有了为其他行业提供人力资源的巨大作用。同样，改革开放后，我国每年有数亿农民进城打工，为城市和其他行业提供了大量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廉价的劳动力，这也是改革开放前农业就已经取得的成就的结果之一。3、煤炭生产的飞速发展是基础原材料行业另一个有巨大战略意义的成就。1979年，我国煤炭产量就达到6．35亿吨，相当于1952年的8．6倍、1949年的20倍。九十年代中期达到最高峰世界第一的12亿多吨，增加的6亿吨是改革开放后提出“国家、集体、个体”一起上，主要是由小煤矿生产的。小煤矿由于缺乏地质勘探、机械、动力、运输、技术方面的能力，其生产也主要是依托大煤矿实现的，因此，小煤矿的发展也是建国后煤炭生产蓄积的潜力的释放。煤炭是工业的粮食，有了煤炭，才能发电、炼钢，才能烧制水泥、陶瓷、玻璃、石灰、砖块等建筑材料，有了煤炭才能制造化肥，才能做饭取暖，才有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变化。因此，煤炭产量的意义与其他各项指标的意义是不同的，必须充分认识煤炭工业发展的意义。对石油、钢铁、电力的发展与其他行业的关系，也是类似的。4、表6与表7反映的是教育和科学技术人员的发展变化。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国建立起了层次、门类、专业比较齐全的教育体系：1979年对比于1949年，各类在校生总数为8．1倍，其中高等学校8．7倍、中等学校47．5倍、小学6．0倍。全国由解放前90％的文盲状态，成人识字率已达到8l％。各类专业科技人员总数达到470．5万，相当于1952年的11．1倍：有了教育文化的发展，才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配套的科学技术体系，成为拥有一定科学技术攻坚能力的国家。这些方面的成就，为提高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素质，发展科学技术，全面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例如：在农业科技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良种化，基本上更新了一代农作物新品种，领先世界的籼型杂交水稻在四亿多亩农田中推广。在工业科技方面，独立研制成功世界上最大的17．5万千瓦低水头发电机组，3000万吨露天采矿成套设备、20011屯级电渣重熔炉、五—卜万伏输变电设备、30万吨合成氨、24万吨尿素成套设备。在国防科技方面， 自1964年起相继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核潜艇，1970年起发射成功人造卫星并于1975年掌握实现成功返回技术，1980年成功试飞“运十”大型喷气式客机。在交通车辆、舰船制造及电子、通讯、计算机等科技方面也发展迅速，有的也进入世界先进水平行列。在医药卫生和生物科技方面，在世界上最早实现了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最先完成了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全人工合成：等等。总之，这些成就说明，新中国建立三十年，从一个科学技术极其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各个领域、门类齐全配套、具有一定攻坚能力、其中有些领域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当时，国内外公认，我国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比世界先进水平仅落后1()全2()年，也就是说，新中国仅用了三十年时间就走过西方国家100到300来年的科技发展道路。5、从表8看，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1979年比1952年为2．6倍，其中农民、非农业居民分别为2．5倍、2．7倍。如果仅从数字字面上看，与其他方面相比，增长幅度不太高，但在实际上，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管是职工还是农民的生活福利条件，从物质到精神生活的水平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1979午全国职工总人数达到9967万，相当于1952年的6．2倍。在旧社会，普通劳动人民子弟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在解放后，各类高、中、低等学校基本上是免费的，学生的主体都是出身子劳动人民的。职工的住房都是分配的，医疗也是免费的。从六十年代起，全国的县、公社、大队普遍建立三级医疗网，对农民实行合作医疗，解决了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由于全国医疗保健制度的建立，在旧中国千百年严重祸害人民的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地方病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受到控制或消灭。三十年中，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宗旨的体育运动也有了飞速发展，以乒乓球为代表的各项运动项目在国际竞赛中取得名列前茅的成绩，扬眉吐气的彻底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1840年清朝时，我国人口就已达到4．1亿，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生存条件极为恶劣，1949年建国时才达到5．4亿，而三十年后的1979年总人口即达9．6亿，人均寿命也由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1979年的近70岁，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6、为了与同时期世界上的发展变化相比较，表10、表11、表12、表13列举了与美国和印度的比较结果。按八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总产量对比，在1952年，美国只有粮食比中国低一点，其余七种分别相当于中国的2．27倍至703倍，平均111倍：到了1979年，美国已有两种产品(粮食、布)低于中国，其余六种分别相当于中国的1．04倍至8．22倍，平均仅为2．5倍；28年间平均倍数下降了97．7％。与印度相比，1952年印度有两项产品(钢铁、布)总产量超过中国，其余都低于中国，平均为中国的0．7倍，到了1979年，八项产品总产量全部低于中国，平均为中国的0．32倍，平均倍数下降了54．3％。 按八种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人均产量对比，在1952年，美国全部超过中国为3．1至2264倍，平均345倍，而1979年就仅为中国的1．1至35．5倍，平均11倍，平均倍数下降了96．8％；而印度，在1952年时，有五种产品的人均产量超过中国，而到了1979年，八项产品全部低于中国，与中国相比的平均倍数由1．14倍下降到0，43倍，下降了62．3％。按八种工农业主要产品1952年至1979年28年间总产量增长的平均倍数，中国为42．6，美国为0.9， 印度为9．4；人均产量增长的平均倍数，中国为24，美国为0．5，印度为5。还有比活生生的事实更有说服力的吗?中国在建国后三十年间的经济发展速度，与美国和印度相比，不仅是很快，而且是飞快、极快的了!在这里，还有必要把美国与印度发展的客观条件说明一下：耕地面积，中国是美国的51％，是印度的58％：按人均耕地面积比较，美国是中国的9倍，印度是中国的2．3倍；森林覆盖率，美国是28．3％，印度是20．3％，中国是13％：人口，中国是美国的4．5倍，是印度的1。3倍。有人综合计算，美国的人均占有资源量是中国的20倍。了解了这样一些情况，就更能深刻理解中国建国后三十年发展的不平凡的意义。由于篇幅有限，也由于缺乏可比性，对于邓小平们吹上了天的所谓“亚洲四小龙”，笔者不在这里拿来作比较。“亚洲四小龙”一直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小伙计，但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使它们得到发展，与旧中国相比都是彼此彼此。1949年以后的十多年里，他们与新中国相比望尘莫及。六十年代后半期以后，由于美帝国主义在全球改变了对共户主义的战略，利用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刻意打造了这么几个主要用于对中国和平演变的桥头堡。这不过是帝国主义谋士们玩弄的小魔术而已。但是，邓小平们、许家屯们却将此作为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还有值得学习之处”，喋喋不休地为国际资本主义充当免费的解说推销员。这是无知的上当呢，还是心领神会的演双簧呢?7、当我们研究新中国建国后三十年的发展变化时，还必须清楚认识当时的基础条件和国际环境。如前面第一部分“旧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所介绍的，旧中国给新中国留下的是一穷二白、百业俱废的烂摊子，几乎没有任何遗产可以继承，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苏联斯大林时期决定帮助我国建立的156个项目，虽然给予了宝贵的支持，但被赫鲁晓夫在执行的中途撕毁。我们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建设。由于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后建立的，是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就必然会受到被推翻的三座大山的残余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仇视和封杀。五十年代中期，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复辟以后，使新中国受到的封杀、颠覆威胁更加严重和复杂。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东南沿海反美蒋入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苏修百万大军压境及东北珍宝岛反击战等战事记载了这种险恶的周边局势，使得新中国不得不将国防军事斗争放到突出的战略地位，于是便有全民皆兵、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壮举。国防建设固然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更多的是对各种社会资源的极大的占用和消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全球一盘棋，各国人民的解放都是互相支持的。为了履行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新中国虽然百废初兴，仍然极为慷慨的从道义上、精神上、物质上、财力上，甚至不惜一切的牺牲，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事业提供了全力以赴的支持。新中国三十年的建设成就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取得的。(四)、一个极其容易作出的简单而又清楚的结论根据前述对新中国建国前后基本历史概况的介绍，十分清楚，只要神经正常而不是心理认知障碍，只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象那种“驴虽付汝姜还树生”的无赖，只要有一点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只要有一点点爱国主义之心，就可以从纵向横向的鲜明对比中得出这样一个小学生式的极其简单容易而又准确的结论：新中国建国后三十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快速的、巨大的、辉煌的，不论在中国历史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说明，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说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资本主义完全不可比拟的生命力和优越性。铁的证据说明，邓小平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停滞缓慢”的结论是颠倒黑白、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捏造，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和诽谤：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前提根本不能成立，而是另有所图。邓小平，作为一个在二十年代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而位居被称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列、在旧中国生活了40多年的人，即使他不喜欢做象毛泽东那样的“农村调查”之类的调查研究丁作，但他也应该对旧中国的城市、农村、工业、农业、社会制度、精神风貌一类有个基本了解：建国后他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即使他再迷恋于打桥牌而疏懒于实际工作，他也得基本了解新中国城乡工农业的巨变和成就。他是凭什么得出的在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里“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的结论的?他设计的改革开放不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开端的吗?他不是把“实事求是”喊得震天响吗?至今，我们也没有看到他得出自己论断的任何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的东西。是不是因为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耿耿于怀呢?从各种资料来看，这一点是肯定的，他完全从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恨之入骨。他在文革中的那些检讨完全是他耍惯了的骗术。他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和主要的推动者。邓小平导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以中央的名义宣布，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根据笔者掌握的不完全资料，文化大革命中，整个中国的经济、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是获得巨大发展的。在农业方面，1976年与1965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 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每亩化肥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6％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9％，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7％。1976年比1965年，农业总产值增长51％，粮食总产量增长47％。在工业方面，总产值增长1 72％，主要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分别为：原煤110％，原油610％，发电量2(，0％，钢70％，水泥190％，木材15％，化纤190％，纱51％，布40％，硫酸90％，纯碱30％，烧碱120％，农用化肥200％。在基本建设方面，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的三线建设就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的，一大批冶金、煤炭、石油、电力、机器制造、飞机、 汽车、航天、电子等工业科研基地和空前艰巨复杂的铁路干线如成昆、湘黔、川黔、焦枝线顺利建成，形成了有较高科研生产能力、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能够长期大幅度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南京长江大桥、丹江口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大港油田、胜利油田、百万吨大庆化肥厂、十万吨级港口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的，五万吨级轮船、四千马力内燃机车，三十万千瓦发电机组，八十万倍电子显微镜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出来的。1972年开始从国外引进的26个大型冶金、化工成套设备，为满足国家长期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打下了基础。在科学技术方面，1966年第一次核试验和第一枚核导弹试验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J969年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同年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第一台每秒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第一次回收发射人造卫星成功，同年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重大贡献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为保障全国农民健康作用极大的农村合作医疗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建立的，标志着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从1952年的工业占30％农业占60％，到1975年转变为工业占72％农业山28％，山足伍文化人性命（？？？）中实现的。由于生存条件的极大改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民的人均寿命达到近70岁，正因为中国国力的增强，对新中国二十多年的扼杀封锁遭到惨败，尼克松才不得不屈身来中国言和，从而导致中美关系的解冻和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等等，等等。这无数铁的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发展的最高潮，是新中国最辉煌的亮点。难道这些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都是；‘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吗?难道这些发展变化就是“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吗?这不是明明白白的挣着眼说瞎话吗?邓小平口口声声“发展才是硬道理”， 岂不也是奉行的双重标准吗?邓小平导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无法完全抹掉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就编了个说法：“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的结果，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到底是与文化大革命进行“共同斗争”呢，还是满怀空前的热情积极参加的呢?历史事实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在九亿人民中，只有张志新等极个别人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就连邓小平也是多次反复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拥护。邓小平们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无数成就中的哪一件，是由于它的所有的或部分的参加者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共同斗争”以及怎样“进行共同斗争”后取得的?邓小平们连一件也举不出来。实际上，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焕发出空前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使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英雄主义思想大发扬，为建设社会主义忘我劳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邓小平们否定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的另一个重要托词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他导编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彻底否定大跃进”的：“更由于毛泽东同志……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 笔者根据部分资料的记载看到，中国人民在1958年一年间做的事还真不少。就国家大型骨干项目而言，在这一年开工建设的有：刘家峡、白山、丹江口水电站、淮北矿区、武钢炼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金堆城钼业公司、吉林化工公司二期工程、保定胶片厂、京密引水工程、北京十大建筑：这一年建成的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洛阳轴承厂、汕头感光胶片厂、上海手表厂、上海自行车三厂、北京清河毛纺厂、杭州丝印厂、安徽淠史杭灌区、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包兰铁路；在1958年以前开始建设或勘探设计筹备，在这一年获得很大进展的有：北京热电厂、平顶山、淮南、徐州矿区、大庆、胜利、新疆油田、四川气田、襄渝铁路、南京长江大桥、鞍钢、首钢、西华山钨矿、四川化工厂、大连化工公司、洛阳拖拉机厂、第一重型机器厂、哈尔滨电机厂、江门甘蔗化工厂、西安纺织城、黑龙江垦区，等等。我国在这一年中，试制成功的还有：第一架半导体收音机、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第一台四十马力拖拉机、第一部国产轿车、我国当时最大的炼钢平炉、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等等。再看一下逐年的国家统计资料，各行业总产值、各项产品产量、各项社会发展指标，1958年都比1957年有较大或很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各个项目的增长率分别为：工农业总产值32．9％，农业总产值5．4％，工业总产值53．9％，职工总人数67．5％，粮食2．5％，棉花20％，油料作物13．?6，原煤1065．1％，原油54．8％，发电量42．5％，钢49．5％，水泥35．6％，木材28．4％，化学纤维1400％，纱49．5％，布27．9％，硫酸17．7％，纯碱27．9％，烧碱38．4％，农用化肥28．5％高等学校在校生49．?％，中等学校在校生65．2％，小学生34．4％，都大大超过历年平均增长幅度。看来，1958年还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大跃进的一年。被邓小平捧为“我党第一支笔”、被许多人认为“行文周密、无懈可击”的“大理论家”、对于帮助邓小平制定改革开放政策起了巨大作用的胡乔木，曾经这样评价建国后的毛泽东时代：“1957年……以后，搞一次运动，生产就被破坏一次。”众所周知，1957年以后，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几乎每年都处在运动之中，反右、三面红旗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四清)、文化大革命……，按照胡乔木的说法，这二十来年里，生产始终处在“被破坏”中，如果事实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时期，本文中已经大量列举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的高达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长从何而来?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1985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的一百项建设》一书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的具有代表性的"123个骨干工程，仅在1958年一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共十一年中开始建设的、或建成的、或有了重大发展业绩的竟占了72．4％，其中农业、能源、冶金、化工、机械电子、交通占了84．3％。铁的事实说明，通过否定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进而否定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新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巨大成就是丝毫也站不住脚的。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中的确也出现了许多缺点、失误甚至严重的错误。就是在新中国三十年的其他时期里，缺点和错误也是存在的，即使在建国前的血与火的斗争中，缺点和错误也会存在的。只是，由于人们动机、立场和观点、方法的不同，认识和处理的方法与结果大相径庭，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革命运动过程中自身的缺点和错误则是象对待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实事求是的准确的调查研究，辩证的科学的加以分析认识，迅速的纠正，以防造成更大的损失。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才•对他的缺点和错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夸大、混淆真相、颠倒黑白、随时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理论牙口实践的伟大创举。广大人民群众运用四大武器，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揭露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荡涤了旧文化的，切污泥浊水。但是也发生了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为突出表现的极左思潮，甚至许多大中小规模的武斗，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失控，——些人受到无辜的或者不当的打击和伤害，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当然，这种情况也会给社会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和损失，这些情况主要发生在1967年和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各个时期中，估计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触及而受到各种形式的揭发、批判、斗争，最严重的也有被打成反革命甚至坐监牢的，其中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有绝大部分、在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有少部分、在工农群众中有个别人。这些人中间的大部分，在文革的各个时期都得到了或解脱、或甄别、或平反。笔者就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两次无辜打成反革命，无辜受到各种污蔑、诽谤、攻击甚至绑架殴打许多次，仅殴打就曾挨过二十多人的，那种痛苦是一言难尽的：但分别在被打成反革命后的半年和三年得到了平反和昭雪。出现这些混乱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主要是由于党内的修正主义、历史传统上的剥削阶级反动腐朽落后思想的影响和人们认识上的盲目性、局限性造成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以后，已经形成了几千年的不断改头换面延续下来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依然存在，并且几乎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身上发挥作用。这对新的国家政权制度、对共产主义事业是一种表面上好象是无形的而实际上无时无刻都在发挥作用的破坏力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各种剥削阶级在各个领域里的斗争是一种客观存在，你不斗它，它就要斗你， 无法避免的、无法掩盖的。只能建立一个制度，使这种斗争不断向革命的进步的正义的方面转化。只要 保障人民的四大权利，只要让人民群众讲话，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广大革命人民总会对反革命和各种错 误思想行为，包括各种冤假错案进行揭露批判，恢复真相，弘扬真理。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通过不断反复的斗争，才能不断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思想觉悟、道德风尚，使整个社会得到改造。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各个时期中，毛泽东和广大无产阶级先进分子、革命群众对于各种错误都 进行了抵制、纠正、斗争。在这种正确和错误的反复较量中，犯错误的人得到改造，所有的人得到锻炼， 整个社会不断得到净化升华。当然，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 哪儿有不付出代价的进步?当然，对这代价和进步要做分析和对比，要把他们放到自身所在的范围内做 权衡。在当时的七亿五千万人口中开展全民性的对资产阶级、对修正主义、对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观 念的大揭发、大批判，怎么可能不出现各种错误呢?在其他的时代里出现的“人斗人”的现象和错误比文革中少吗?一点也不少，而且基本上都是弱势的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挨斗受压、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在文革中广大群众对当权者揭发批判过头不实之处是有的，但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从近期长远、从国际到国内，全面比较衡量，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与它的成就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改革开放时期继承的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积蓄的。最重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九亿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与十年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认识得到极大深化，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意识空前提高，焕发出豪情满怀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化为无比巨大的改造世界的物质力 量。譬如，在旧社会，特别在农村地区，一直占统治地位并一直延续到新社会的旧的封建文化传统思想 就是在文革中被扫除的。印度的封建种姓制度一直到现在仍然严重存在，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之一。这就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出现了长时间的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但是由于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发生了伟大的革命性变化，各种社会事业包括经济建设仍然得到巨大的发展。这也是改革开放过程中，那些搞腐败、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对经过文化大革命提高了思想觉悟的人民群众充满了惧怕，所以编织了那么多的花样、转了那么大的迂回圈子的主要原因。1958年大跃进的情况与文化大革命有一点类似。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等巩固国家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完成以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提出了“三面红旗” (即大跃进、人民公社、鼓足干劲力争—亡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加战略决策。当翻了身做了主人的广大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干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党内刮起了十分狂烈的“五／a"：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这五股狂风泛滥于1958年的7、8、9、10月份，毛泽东于8、9月份开始发现并进行调查研究，从10月起开始力纠，经过一系列工作和会议，一直到1959年才得到遏制和纠正。至于以后三年经济困难，1958年的“五／a"的影响，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的极为薄弱的经济基础造成的。这时候虽然已经解放了八、少L年，经济发展速度也很高，但是，原来的基础太差了，还打了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就农业而言，大规模水利建设刚刚开始，机械化、电气化还在计划之中，抗御自然灾害和社会风浪的能力还是很差，总的来说还是靠天吃饭。1959至1961年连续发生了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以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标准，1959、1960、1961年下降的比例为12。9％、26．5％、24．4％，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苏联赫鲁晓夫撕毁协议、催还债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58年发生的严重“五风”以及以后的某些决策失误造成的一定程度的浪费、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安排小掌握、不周到，只能是原因之一，绝对不是主要原因。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停产：和混乱比大跃进中严重多厂，时间也长多了，为什么没有发生群众生活严重困难的情况呢?就是因为经过解放后近二—卜年其中也包括1958年的大规模、高速度的经济建没，已经具备了比五十年代末期坚厚得多的物质基础，有人编造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四千万人”，“饿殍遍野”，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污蔑。笔者是亲身经历了那个时期的，生活在较为困难的地区，饱尝了缺吃少穿的困苦，而且一位亲人在1961年1月病故，按照有些人的说法，那是“饿死”的。实际上，笔者这位亲人在旧社会就因饱受旧礼教旧传统之害而患重病，要不是新社会，这位亲人根本不可能再活12年的。在1959年、1960年生活困难时期，虽然出身不是很好，但仍然享受到了生产队里对病弱、营养不良者的一份营养照顾。这一年中，笔者所在的这个有一千来口人的大村，死亡人数11人，基本上都是旧社会贫雇农出身老弱病者。三年中间造成的生活困难，对于贫下中农来说，在旧社会中是常年累月都是这样过的，甚至比这还更苦得多。广大劳动人民在这三年中承受了最大的困 难，他们在当时的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艰苦奋斗、辛勤劳动，迅速克服了困难，创建了建设社会主义更辉煌的业绩。那些以三年困难时期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人，并不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而是站在被推翻的三座大山立场上，倒打一耙，把主要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罪恶影响反扣在共产党的身上，在这种歪曲蒙混欺骗宣传下，旧社会的罪恶看不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看不到了，好象在这以前的旧中国时代人民的生活要比这时候幸福似的，一控诉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浩劫”、“黑暗”、“专制”、“法西斯”，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现在有很多资料证明，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中的表现并不光彩。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和同在第一线的刘少奇派出大批工作组把数以万计的普通学生、教师打成反革命，更多的人受到迫害，挑动群众斗群众，重演“四清”中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故伎，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混乱和分裂的重要原因。大跃进中，他和“五风”的源头刘少奇在中央领导第一线，直接主管宣传部门，对煽动狂吹“五风”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邓小平无视新中国的巨大成就，抓住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中的某些属于支流的、而且有些要由他负直接责任的问题，统统诬为“极左”，强加于毛泽东身上而彻底否定，进而彻底否定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代，否定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创造性的发展，这不仅没有丝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度，也不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应有的行为，就连社会上一般称道的正派人也不如的。苏联的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背叛无产阶级革命，受到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彻底批判，变得臭不可闻。邓小平不敢如法炮制，就小心翼翼地、转弯抹角地“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抛出“发展缓慢停滞论”，目的也是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改革开放”制造根据，这在实质上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没有什么两样，又演绎了一场现代的“指鹿为马”丑剧，只是手段更恶劣，后果更严重罢了。三、 怎样认识和评价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某些发展和变化? 二十多年来，邓小平一伙依仗其所掌握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步赫鲁晓夫后尘，集新老修正主义之大成，集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阴谋手段之大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三十年辉煌成就一方面利用、挥霍，一方面造谣、污蔑。他歪曲、混淆、否定、背叛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物质与精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一系列理论，登峰造极的疯狂的推行唯生产力论，以此作为他的掩盖真实目的、欺骗人民群众的旗帜，完成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从而摧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设计”。生产力，亦即社会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自己创造日益先进、增多的物质文明的能力，是人类不断从必然王国走进自由王国、不断为每一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的能力之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矛盾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与之相适应，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领域发生的革命性进步也必然会促进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忽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就会给生产力的发展造成阻碍和危害。旧中国以及近代、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落后、腐朽、反动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此，一旦推垮粉碎了这些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束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曾经创造了令资本主义国家望其项背的飞速发展。新中国和前苏联的辉煌成就就是这样取得的。如果陷入了唯生产力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还没有解决、还激烈存在的情况下，就会丧失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成果，就会出现倒退，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就会重新给生产力的发展造成束缚和桎梏。前苏联自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复辟后，经过近四十年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蚕食、腐蚀、销蚀过程而造成最后一朝复亡、崩溃、瓦解，苏联的社会生产力也经历了近四十年的逐步衰退的过程。一开始赫鲁晓大大力释放斯大林时期积蓄的潜力，还有一定的发展速度，紧接着就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不前、最后完全崩溃全面倒退，从一个在全世界与资本主义抗衡较量几乎势均力敌并且一度占过上风头的超级大国，堕落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小伙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主要旗帜之一就是“唯生产力论”。还有比这更鲜活的例证吗?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坚决的斗争，也曾突出批判了赫鲁晓夫的唯生产力论，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批判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本人也曾亲自参加了这个斗争。然而，就象他在参加革命后的其他年代一样，并没有在这场斗争中联系思想实际改造世界观，从而把立场站到无 产阶级和人民一方面来，他又当了一回•跟着走一跟着打•的混混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他也立下了*永不翻案•的誓言，但是，由于立场和利益的驱使，一旦大权到手，立即自行其是，以百倍的疯狂，重新打起•唯生产力论•的旗号，以改革开放的名义推行资本主义复辟。在他的政策已经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严重损害和后果，在苏联一朝复亡的残酷现实面前，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以及他所选定的接班人，依然故我，毫不醒悟，盲人瞎马地把十三亿人民的中国巨轮引向那曾使前苏联复亡的礁滩。整整一代人时间跨度的24年过去了，邓小平精心设计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又发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初，工人农民们就用他们形象的语言描绘了这种变化：“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统治阶级则是在对新中国谩骂封杀堵截了整整三十年、失败连连、一筹莫展时，突然“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发现：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搞起了以资本主义为榜样的改革开放，令他们欣喜若狂，狂吹劲夸，什么“中国龙腾飞了”、什么“中国睡狮醒了”等等：中国的宣传工具则是把这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说成是“获得了真正发展”，邓小平“使中国获得了发展”，而且是“高速发展”，有些方面无法掩盖改革开放前的成就而不得不提一句的时候，则还要再加上一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所谓发展变化罢。由于政府宣传工具把物价上涨了几十倍因而扩张了的国民生产总值连上涨指数也不扣除就当成了“发展”政绩，做数字游戏，统计数字做假也很严重，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完全不能反映国家经济的变化，因此本文中尽量采用实物产量的统计。(一) 关于农业所谓发展变化 从表9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八年间，粮食总产量增加了15723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2．5％，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二年间增加了13147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1．6％。改革开放前的粮食增长幅度显然大大高于改革开放以后。每一粒粮食的生产都是“水、土、肥、种、密、保、管、工”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前所述，建国后三十年，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从完全的肩挑臂拉手提起家，修了8 4 0 0 0座大、中、小型水库， l 7万公里沟河堤坝， 1万公里江堤，打了2 l 0万眼机井，修梯田、平土地，新增灌溉面积3亿亩，极大的控制了旱涝灾害的影响，初步改变了靠天吃饭的局面：化肥使用量从无到有，至l 9 7 9年已经超过1 0 0 0万吨：各种粮油作物已实现了良种化；机械化、电气化的初步实现大大改善了耕作条件：其他如改良土壤，合理密植，防治病虫害，收获、保管等条件也都已大大改善。难道这些农业生产条件的极大改善对粮食增产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吗?研究考察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基础生产条件的变化，就会发现，农田水利设施基本上还是前三十年建设的。灌溉面积和灌溉动力也基本上没有显著增加。以农用灌溉动力为例，建国后三十年由12．8万马力增加到7122．1万马力，增加了556倍，而改革开放十年后的1989年为7828．1万马力，十年间只增加了28．5％(以后年份统计资料缺)。农业机械拥有量在1985年大中型拖拉机达到85．7万台、1990年小型拖拉机达到698万台以后，即开始出现下降，2001年全国仅生产拖拉机3．8万台。改革开放以后对粮食增产的最大影响因素是化肥。自1979年后，农业化肥的生产与使用一直逐年大幅度增长，二十余年里增长约三倍以上。这主要是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引进的一批大型化肥生产设备相继陆续投产，以及大量进口的结果。在水、土、种、密、保等条件具备以后，粮食产量与化肥施用量的增加成正比，但这是有限度的，即在基础条件的增产潜力释放完以后，增加再多的化肥施用量也没有增产效果，反而对土壤有害。因此，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十多年里，中国粮食总产量出现了徘徊，一直在45000万吨左右。至于属于农产品的油料、棉花、肉类总产量，在改革开放后的大幅度增长(分别为3．5倍、1．4倍、5．0倍)则完全是粮食产量的增长效应。因为粮食产量特别是单产大幅度提高以后，解决了吃饭问题，农民就会利用现有的生产条件寻求更多的经济价值。油料、棉花、肉类以及水果等当然是他们投资少、见效快的选择项目。这些农产品生产的增长是粮食产量增长的结果，当然也是毛泽东时代建立和积累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后最初的七年间(1980年至1986年)，粮食产量增长5898万吨，平均每年增长843万吨。邓小平许多次以此吹嘘农村改革政策即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的所谓成功，中国的媒体则千万遍的宣传邓小平的政策怎样使农民富了起来，好象邓小平成了中国农民的“大救星”似的。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3年开始至1979年的七年间，粮食总产量就增加了9165万吨，平均每年增长1309万吨，比分田到 户后最初的那七年的增长幅度高56％之多。但邓小平就是一字也不敢提，因为人们一旦知道这个事实就会明白，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就。邓小平只是说他的分田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那么，旧中国时代的地主、富农、中农是土地的主要所有者，他们连做梦也想多打粮食，为什么做不到呢?“只有个人利益才能激发人的积极性”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欺骗理论，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早已把它打的粉碎。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工人阶级三年拿下大油田、亿万农民在二十多年里完成的举世无双的中国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个人利益驱使的积极性吗?现已有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在一篇文章中说明，所谓“分田到户激发了农民种田积极性”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就按邓小平常常作为“发展停滞缓慢”阶段的开始年份1 9 5 7年来说罢，如果在这一年重新分田到户，每人一亩多地，就凭当时的生产条件，能获得现在这样的单产和总产吗?这不是缺乏基本的农村、农业知识的问题，而是一种居心叵测的贪天之功为已有的骗术：把人家的成就说成是自己的，再把人家说成是一钱不值，甚至“浩劫灾难”。同样都是七年的时间段，把1973年至1979年增长9165万吨说成是“缓慢停滞”，把1980年至1986年长5898万吨说成是“快速发展”，邓小平和他的那些吹鼓手们依据的是一种什么比较理论和方法呢?这是一种什么嘴脸呢?这个事实正好说明，经过文化大革命，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中国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有了极大改善发展后，就开始显示出快速大发展的气势，而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初期的某些发展，不过是这种发展趋势的惯性而己。其他一些行业在改革开放后的某些发展的原因也是这样的。这与前苏联赫鲁晓大修正主义集团上台以后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仍有一定发展速度是类似的。这是历 史上的一种“遗产效应”。但是，由于上层建筑领域里倒退变化的破坏作用，这种发展只能呈逐渐衰微弱化之势。新中国农业的发展成就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是亿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十年自力更生、艰苦卓绝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硕果。在毛泽东的号召和带领下，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逐渐缩小，农业获得了大发展。因此，把新中国农业的发展归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就象一棵果树经过辛苦的栽培，就要结果了，或者已经结果了，换了主人，这位新主人就说能吃到果子全是他的功劳，这不是弥天大谎吗?邓小平贪天之功为已有，吹嘘成他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上制造的一个政治大骗局!然而，骗局是不能长久的。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来，在邓小平“行业剥削行业、沿海剥削内地、城市剥削农村、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政策下，对农村榨取多多、投入少少，由于农村资本主义复辟造成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对生产力的破坏，农业生产基础条件也发生严重破坏，即农民所称的“水利老化、农机锈化、土地薄化、种子退化”等一系列变化。虽然毛泽东时代亿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三十年肩扛手抬挑灯夜战用血汗建立和积累的已经相当雄厚的基础条件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使得中国农村暂时不会回到旧中国的一穷二白的地步，但农村、农业、农民面临着破产的威胁，这就是目前国内外媒体已经无法掩盖的日趋严峻的”三农危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所以能够作出一些发展的表面现象的秘诀，就在于中国有一个在毛泽东时代蓄积了巨大遗产和潜力的拥有9亿人口的农村可供榨取和剥夺。中国的农业现在每年为全社会提供4亿多吨粮食，6300多万吨肉类，2800多万吨食用油料，4300多万吨水产品，每年还为其他行业提供大约1．5亿廉价劳动力，包下了几乎全部脏苦累毒差的活计，苦苦地支撑了十三亿中国社会的运转。然而统治者和新资本家们怎样对待农民的呢?各种名堂的摊派、集资、提留、吃、拿、卡、要，象一把又一把的刀子架在农民的脖子上：坑农害农，层出不穷：大批假冒伪劣商品销往农村：把环境污染的祸水引向农村；合作医疗垮掉了，“穷愈病，病愈穷”的恶魔又缠在了农民身上；《九年义务教育法》被政府带头违犯了，农民孩子上学又变得极为困难，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只有城市 的十六分之一；县、乡、村财政普遍陷入困境危机，有资料显示，这三级财政债务有8000亿之巨，农村基层干部和教师的工资长时间大面积的拖欠。喊了十多年的“减轻农民负担”，就象喊了二十多年的“反腐败”一样，使数亿农民陷入了日益严重的贫困化，陷入了无力自拔的社会最底层。(二) 关于在工业与交通运输方面的发展变化从表九可以看出，所列出的8项工业交通指标在改革开放后22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全部低于改革开放前的28年，平均低58％。分别被称为工业的“粮食”、“血液”、“大动脉”、“小动脉”的煤炭、石油、铁路营运里程、公路里程在改革开放后的23年中分别增长了75％、55％、19％、38％，平均年增长率分别是2．6％、 2．0％、0．9％、1．7％：而毛泽东时代28年间这四项指标分别增长了8．62倍、240．25倍、1．12倍、6．03倍，平均年增长率分别是8．7％、22．5％、2．9％、7．8％，两个时代四项指标平均增长倍数是137倍之差，平均年增长率是5．8倍之差，差距十分巨大，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占我国能源供应量80％的煤炭的产量建国后三十•年达到6．35亿吨，为了生产这些煤炭，建设的中等城市就有30多座。改革开放以后增加的约6亿吨是按照所谓“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有水快流”的政策，主要由个体私营性质的中小型煤炭企业生产的，这些中小型煤矿在地质勘探、机械电力、采掘等方面不得不依托国营大型煤矿，因此是建国后煤炭行业积蓄的潜力的释放。国家在改革开放前每年对大型国营煤矿投资170多亿人民币，改革开放后逐渐减少，至目前已完全断绝，因此煤炭工业是完全吃毛泽东时代的老本。石油工业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后23年增加55％的产量完全是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发的油田增产的。已开发数年的塔里木油田至今未传捷报。南海周边国家二十多年来己形成1800万吨的生产能力，有些国家已由石油进口国变为出口国，而我们国家却没有在南海油田生产出一桶石油。我国的铁路建设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间，建设了营运里程近30000公里的100多条干支线，形成了全国运输大动脉的框架；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间，建设了不到10000公里。在九十年代中期，京九铁路建成前基本上是改造为主，而京九铁路的相当一部分工程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完成了。改革开放后不仅在铁路建设速度方面，在工程的艰难程度上也是根本不能与建国后三十年相比的。象成昆线，隧道与桥梁占到全程的三分之一，而且那时的施工机械化水平很低，远不能与现在相比。公路建设的情况也与铁路相类似。总之，在发展经济的最基础的基本建设方面，改革开放后一直在吃毛泽东时代遗产的老本，从经济价值上来说，改革开放后，仅煤炭、石油、铁路、公路四个系统的遗产，每年就提供大约上万亿元人民币的效益。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是潜力释放型的，搞了一些基本建设，由于受腐败的影响，也是少慢差费，建设的规模、速度、质量、效益根本无法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国家的投资成了“唐僧肉”，肥了官员包工头。例如三峡工程，耗资2500亿人民币，已超过原来预算数倍，工程质量还要清外国人监理。青藏铁路，二十多年前就己修到格尔木了，拖到现在才重新上马。风靡全国的回扣之风就是发端于工程建设部门，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高速公路据说每公里造价仅7000万人民币，实际结算都超过一个亿。又据揭露，一九七八年后的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约在4000多亿(与之相比，此前二十多年只有1．5亿)。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就这样被少数人装进了腰包、打了水漂。在改革开放后22年间增长速度较快的主要工业产品有这样几种：钢铁4．4倍、电力5．2倍、水泥8．7倍、纯碱6．1倍、硫酸3．9倍、汽车12．5倍、化纤25，4倍，但是它们的年平均增长率仍然大大低于改革开放前的年平均增长率。这些产品都是属于中下游产业的产品，如钢铁，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就己具备建造大型钢铁厂的能力并且极大地发展和改善了增加钢铁产量必需的运输、采矿、煤炭、电力条件；实际上我国的钢铁产量主要还是靠的在改革开放前已经建立的十多个钢铁基地，即使像宝钢这样在改革开放后的钢铁生产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钢铁企业也还是在改革开放前就决定并开始建设的。其他几种产品也与钢铁生产相类似。至于家用电器类的如彩电、空调器、冰箱、电话等被当成改革开放成就宣传了许多年的属于下游产品的日用消费品生产，也几乎全是在牺牲了国防工业发展的代价下，由军工企业转产的。这些中下游工业产品，以及家电产品，在国家综合经济实力中占的分量与能源交通相比差别极大。建国后三十年，我国规模宏大、门类齐全、具有一定现代先进水平的工业交通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在王进喜、孟泰这样一大批工人阶级先进代表人物的带领苦干下，数千万工人阶级花费了无数的汗水、鲜血甚至生命，从一穷二白、赤手空拳起家，用锤子、铁镐，一下一下敲出来的。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先是•放权搞活、承包经营*，接下来是不断扩大的亏损、三角债，不仅没有搞活，反而一个个被改得半死不活，有的甚至很快就给搞死了：但他们根本不去总结“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教训，闭上眼睛一个劲的喊“深化改革”，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扭亏增盈解三角债，结果是资不抵债、每况愈下；最后为了掩盖这改革开放的败绩，就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资产重组”为名义，破产倒闭，卖光送光。现在，县以下企业、中小企业几乎已经全部私有化；大型、特大型企业有的也已经破产，还有点油水的也被一个个特权利益集团所把持控制。在国内统治者的招引下，国外垄断资本正在大举进入，有一定技术水平、可以为外国资本赚钱的企业已经被一个又一个的合资利用，经济殖民化正在随着私有化的基本完成而大规模展开，整个中国正在成为危机重重的国际资本主义的“最后的晚餐”。广大工人阶级已经沦为国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雇佣者，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人公，重新变为一无所有的日益绝对贫困化的无产阶级，等待着他们的是失业破产、重新被甩到死亡线上挣扎的命运。(三) 在地区发展方面的所谓变化邓小平设计改革开放又一个“杰作”，就是不仅“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部分“幸运地区”就是沿海地区。为此，划定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包括新造了一个深圳特区。二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些划定的沿海地区，还真象魔术般变化起来，鳞次栉比、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流光溢彩、绚丽耀目的商市，车流如水，灯红酒绿，欢歌宴舞，好一派繁华景象。不仅在沿海地带，就是在中西部地区，如最近有外国人惊叹处在西部待开发地带的城市如成都、重庆之繁华丝毫不亚于沿海都市。这就是邓小平们得以炫耀的“发展”，某些外国人赞不绝口的“腾飞”。沿海和城市地区的所谓发展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效仿模式的畸形发展。这种发展首先是为了满足资本榨取劳动剩余价值的需要，为了维护统治制度的需要，为了满足资本家、官僚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所谓“白领阶层”奢侈享受、作威作福的需要。对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工人、农民和底层知识分子的发展需要、对于全社会和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是放在从属的次要的甚至不予考虑的位置。这些所谓发展，做的更多的是表面文章，是对资源和财富的极大浪费，它所造成的社会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就是对于富裕权贵阶层也是有很大危害的。沿海地区的这些所谓发展，离不开各种必需的资源，如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建筑材料，以及技术、资金等。这些资源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国家广大中西部内陆地区和农村地区。建国后三十年，特别是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了门类齐全、规模宏大并具有相当先进水平的基本建设、现代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研究体系，积蓄了极大的潜力。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优先发展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利用国家给予的所谓“优惠政策”狂吸中西部地区的各种资源潜力，就形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所谓“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景象。就拿深圳刚设特区时来说罢，全国每个省、市，中央各部委，以至地、市一级甚至县级的行政、事业、企业单位，都派出所谓能人拿着大把的钱到深圳，名义上是开设“改革开放的窗口”，实际上是各种名堂的淘金。最后，这些投入的资源有多少是为国家和本单位谋得了发展和利益呢?这大概成了无法说得清的一大笔黑帐。各个享有特殊政策的开放城市都有与此类似的情况。沿海地区所谓发展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就是走私。随着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沿海地区走私活动就开始泛滥起来。这种疯狂掠夺国家内陆地区资财的行为象其他腐败行为一样，虽然从来就被认定为犯罪活动，但也一直象腐败一样受到更多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保护。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媒体早就有揭露，各大商场销售的彩电99％都是走私进来的，各级党政不知道吗?近年暴露的厦门、湛江特大走私案动辄数百亿人民币，决不是孤立的，决不是短时间发展起来的，只是到了无法掩盖的地步或是触动了己形成的某些权势集团的利益，才受到了查处。二十多年来的沿海走私到底榨取了国家和人民多少资财，这又是一笔说不清的黑帐。沿海地区的某些发展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极为廉价的人力资源和农副产品资源。例如源源不绝的农村劳动力，工资又低，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真是价廉物美，使赚足了剩余价值的中外资本家们喜不自禁。在城市常年打工人数一般占这些城市常驻人口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以上，从事城市里最苦最累最有害而工资又最低廉的工作，正是这支新生的无产者劳动大车支撑着沿海地区的发展。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大中小城市虽然没有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和有利条件，就象重庆、成都等城市一样，它们获取各种资源的主要途径是利用“权力资本”。这样，驻在地权力机关越大获取这些资源的优势就越大，就越能在城市地区做些所谓发展的表面文章。沿海和城市地区得到国外资本的投资，也是取得某些发展的原因之一，但决不是主要原因。这类投资是以获取最高利润的回报为唯一目的的。这些投资对当地的主要回报是税收，而且还有一个时期是免税的。但这些外国资本也给这些地区带来了环境污染以及社会风气的腐败堕落。综合起来看，很难说这些外国资本带来的利大于弊。总之，沿海和城市地区的所谓发展，最主要是得益于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大肆攫取周边和内陆地区的各种资源，而外来资本只是起一种点化作用，即发展资本主义和腐败的示范作用。这些“先富起来”的地区的豪华和奢侈，是属于“先富起来”的少数权力与资本新贵们，是这些新贵们攫取挥霍浪费国家和人民财富的淘金地和销金窟。邓小平设计的这些“窗口．”成了一个个流淌国家资源和人民血汗、腐败共产党和社会肌体的疮口，成了疯狂吸吮内地国家各种资源的奶头，成了大批企事业单位亏损、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和“先富起来的人”无论怎样超级的豪华也丝毫掩盖不住两极分化的残酷现实，丝毫掩盖不住这些魔术般聚集的财富来自被榨取的地区和被榨取的人。就在豪华的成都和重庆等城市周围几十公里的地方的农村就是一片贫穷破败景象。广大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数以亿计的打工者生存危机就是邓小平让一部分地区和人“先富起来”的直接恶果。就随着这眼花缭乱的发展，本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切，又悄悄地落到吸血鬼的手中。(四) 关于科学技术事业的变化如本文在“旧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一部分中介绍的，虽然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曾为世界的发展作出过自己的突出贡献，但在旧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却是一片凋零、破落景象，五亿人大国的高等教育每年只培养5800名毕业生，人民群众中90％是文盲，几乎没有任何象样的科研机构或专业部门，有志于科学技术事业的人只好飘零到海外谋生。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年中，科学技术事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请看一下在这个时代的代表性成就：一九五六年造出喷气式战斗机，一九五八年造出了万吨远洋轮船，一九五九年研制成功每秒钟运算一百万次的电子计算机，一九六一年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激光器，一九六二年造出了一万二千吨水压机，一九六四年成功爆炸原子弹，一九六五年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一九六七年成功爆炸氢弹，一九七零年发射成功人造卫星，一九七五年成功实现人造卫星发射返回，等等。在这三十年间完成或基本完成的其他有代表性的成就还有：大批大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业成套设备，如三千万吨大型露天矿、二百五十万吨炼油设备、五十万伏高压输变电、三十万吨合成氨、二十四万吨尿素、二百吨级电渣熔炼炉、六千马力内燃机车、三十万千瓦发电机组，以及核潜艇、洲际导弹、与当时最先进的波音707技术水平相当的大型喷气运输机“运十”、杂交水稻、在世界上最先合成转移核糖核酸、80万倍电子显微镜和在基础科学领域里以陈景润破解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一批尖端成果，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经过短短三十年的奋斗，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走完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00到300来年的发展历程，在主要领域达到了仅三、五个最发达国家能达到的世界先进水平。这铁的事实证明了建国后三十年，中国共产党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方针路线，与在其他领域里一样，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待新中国三十年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与对待其他领域的成就一样：一方面利用、挥霍，一方面抹杀、掩盖。他在一些场合不得不勉勉强强承认“两弹一星”这样的成就，但在另一些场合则难以掩盖对这些成就的仇恨。例如，他对我国自己制造的万吨轮船远洋航行成功说什么：“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一九二零年我到法国去留学，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难道为新中国比外国的水平还低一些的成就自豪就是吹牛吗?新中国在那个时候别说造出了万吨轮，就是造出了五千吨级轮船也是值得自豪的，因为那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仅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白手起家干出来的!正是在邓小平看不顺眼的造船行业，在批判了他和刘少奇一伙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爬行哲学后，成为我国各行业中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行业之一，正是靠着这个遗产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后，很快进入世界造船三强之一。也是在这同一次讲话中，他又说：“现在我们开放了，十万吨、二十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如果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6年8月我国就造出了五万吨级的轮船，难道只是到了他一搞改革开放，十万吨、二十万吨的船就可以造出来了吗?毛泽东时代在造船工业方面积累的遗产在改革开放后释放的同时，也受到严重破坏，眼下也和其他行业一样陷入困境之中。联系到邓小平把新中国的农业成就全归功于他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一系列作为，人们可以看出，这位把“实事求是”喊得震天响的总设计师，是没有丝毫一点实事求是精神的，他所有的只是魔术师变戏法的本领。他才是把别人的东西吹成自己的、把倒退吹成前进的吹牛大师！邓小平为了笼络一部分知识分子，利用人们迅速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愿望，在科学技术领域做了很多“设计”：把毛泽东时代污蔑成“发展停滞缓慢”，把改革开放描绘成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首先把整个知识分子队伍封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接着又把科学技术封为“第一生产力”，一些吹鼓手就大喊大叫“科学的春天到了!”果真如此吗?那么，让我们看一看改革开放：一开始，这“科学的春天”就有些“千呼万唤始出来”地姗姗来迟，一直到改革开放八年后的一九八六年，才在邓小平亲自支持下搞了个《863计划》：“选择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一些领域作为突破重点，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先进水平。”自一九八七年三月开始组织实施。如前所述，在改革开放前，这七大领域内的主要项目，我国就已经接近或达到、有的甚至已经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了。如果说建国后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从一穷二白起家发展到前面已经介绍的那样的水平，邓小平还很不满意，他搞改革开放了，无沦如何，发展速度至少也应该比那个时代快一点点才能自圆其口。如果发展速度真的比改革开放前快，那么在这七大领域应该是很快的全面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四年了，《863计划》也有十六年了，不要说全面了，哪一个领域获得了“突破”而达到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或是缩短了与世界水平的差距?至今没有听到捷报。原来，这个《863计划》根本就没敢使用赶超的字眼，而是用的“跟踪”，那么，这个“跟踪”就不仅没有赶超的必要，而且也没有距离的远近了。邓小平能斗胆使出浑身解数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但就没有勇气和能力完全靠自己的真本事做出一两件漂亮事在历史上让人称道。赫鲁晓大修正主义集团依靠斯大林时代的遗产还能在上台后的初期在航天航空、导弹核武器等高科技领域继续取得一些实际发展，而邓小平一伙连赫鲁晓夫也不如，在他的《863计划》是一个谜。本来，我国的运载火箭、导弹核武器等航天技术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发展速度不仅超过了美国，也超过了比美国还快的前苏联，现在，这种发展速度何在呢?即使哪一天终于把载人飞船弄上了天，那还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高速度吗?那还是人民的成就和自豪吗?那不过是统治者利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变卖的小资本和把败绩当成绩，继续欺骗、蒙混人民的障眼法罢了。在电子计算机技术方面，改革开放前，我国就已经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有的甚至还超过了，二十多年过去了，跨国垄断公司的电子计算机及元器件产品充斥了我国市场，而我国的生产部门只不过是充当了它们的组装车间而已。就连二十多年前大大落后于我国的印度，现在这方面也已大大超过我国了。现代工业的装备产业——精密机床工业，是现代经济的支柱的支柱。建国后三十年中，国家一直把机床工业列为优先发展的重点行业，基本奠定了我国机械工业的基础，机床行业对机械工业的需要满足率达到80％以上，高精密度机床在制造工艺和品种方面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才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两弹一星、二汽等一系列超大规模的工程项目。在改革开放后，这个行业也和能源、农业、国防等基础产业一样，成为吃老本的行业之一，相当长时期不受重视，扶持投入大大下降，拉大了和国际水平的差距，形成了恶性循环，以至于目前我国数控机床系统70—90％的市场被国际垄断资本占领和控制。在生物科技方面，我国在六七十年代就以世界领先的地位实现了胰岛素、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和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国生物科技领域能在世界上数得着的成就还是这几样。现在，这些领先的地位已经不存在了。近几年参加国际上人类基因1％的破译，作为在二十年前就已掌握领先世界的基因合成技术，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完成这点工作量的人类基因破译，就象已经掌握了卫星返回技术二十年后又再发射回收几次无人飞船一样，是成绩还是败绩呢?在生物科技领域中最重要的制药行业，国外资本已经在我国取得完全的垄断地位。就是在我国得天独厚的中药制药行业的优势也正在大幅度丧失之中， 目前在世界上100亿美元的中药销售额中，我国仅占3％。国防科学技术和工业在建国后三十年中，由于国家生存形势的需要，是我国的先导核心行业。国家在国防科学技术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获得了极其巨大的发展，也蓄积了最大的能量和潜力。我国在六七十年代就试验成功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火箭，但据《参考消息》多次报道，我国目前只有20枚导弹核武器。这虽然无从考证，但从邓小平早就宣称的“我国的核武器只是象征性的”可以得到印证。我国七十年代就已经研制成功核潜艇、驱逐舰、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现在却要依靠大量进口，还达不到目前台海的军事均势。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怎么可能依靠进口武器建立和维持军事优势呢?邓小平多次讲要军队“顾全经济建设的大局”，要军队“忍耐”，并且竟然不惜让军队去经商发财，经受腐败的洗礼。几乎所有的军工及科研部门都“军转民”了，厂停人散，以至于有的破了产，连工资都发不出。 如此一来，国防科技怎么可能有什么发展呢?二十年前，我国的空军就是当时世界三强之一，而现在只靠着进口的上百架战机维持着空防。实际上，国防科技行业是我国受到最大破坏和损害的行业。人们痛心地用“自废武功”、“自毁长城”来比喻这种行为。邓小平根本就不想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斗，对付老百姓有坦克和机枪就足够了。他把过去国家对军队的巨额投资转移用于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还有什么心思去发展国防科技呢?向外国买了几件新武器，与其说增加军事实力，还不如说是为了抚平军队内部的不满。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科学技术队伍受到极大的损害。建国后，在党的领导下，执行毛泽东主席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经过几十年的锻炼，建立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拥有了门类比较齐全配套的科学技术体系和机构，具备了很强的科学技术攻关能力。但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在科学技术部门，把同党和人民离心离德、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旧学术权威扶起来，又培养一批只专不红甚至既不红也不专，只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能事的新学术权威，让这些人把持了科研部门，把科学的殿堂变成了名利场、腐败窝。对科技人员赎买、收买，排斥又红又专的科技人员。正直之士无法施展才华，投机之徒左右逢源，营私舞弊，以至科研部门的事业费普遍成了人头费，各种不正之风、学术腐败加剧，内耗严重，何来科研攻关?结果，象《运十》总设计师马凤山那样的杰出科学家郁闷而死；有的无可奈何的退休：有的就只好到海外谋生。据媒体多次报道，改革开放后，全国派出留学人员30多万，有三分之二不归。这仅仅是指公派的。实际上，以各种理由、各种名义、各种方式出国的科技人员数目比这个数字要大得多。有很多著名科学家培养的研究生几乎全部出国了。甚至于这种科技人才的流失，已经大量发生在有发展潜力的中学生身上。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教育体系，成了为帝国主义和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培养人才的摇篮。中国的教育和科技队伍陷入这种状态之中，还谈得上什么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技术事业是分不同领域和层次的，如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尖端科学与一般科学，高新技术与普通技术，等。决定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是基础科学、尖端科学、高新技术的发展水平和能力，以及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尖端科学与一般科学、高新技术与普通技术的协调、平衡、相互转化能力。毛泽东时代，虽然只有短短的的二三十年，我国的基础科学、尖端科学、高新技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如在理论数学、高能物理、结构化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高水平的成果。正是这些成果才使我国在相关领域取得世界先进水平的地位。但在基础科学这类领域，常常不能迅速、 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与社会成果，它需要国家的支持扶助和科学家的献身精神。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后，为了尽快的变幻出让人们相信支持他的政策的“发展成果”，竭泽而渔式地转化、释放毛泽东时代积蓄的能量和潜力。在应用科学、一般普及性科学的中下游领域大做表面文章，鼓动一些科技人员下海、创收、捞钱，虽然使得一些人盲目、幼稚的相信了他，但造成的科研部门的腐败、贫困和内耗却使我国的基础科学、尖端科学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创新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在科技领域不敢再提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降低为“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几年又大喊所谓“发展创新能力”。但是，没有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没有了共同追求的理想和向心力、凝聚力，在一个腐化堕落的环境里，就算是增加了一点投入，按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金钱万能的信条，就能把一个大国的基础科学、尖端科学发展起来吗?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理由之一是要发展科学技术事业，他无视我国建国后受到先是美帝、后又有苏修以及追随它们的其他国家二十多年封杀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粉碎这种封杀打开外交局面的成就，煽动攻击毛泽东时代是“关起门来搞建设”。他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学习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但在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下，还要不要坚持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的法宝?自力更生和学习引进外国科学技术关系怎样限定和处理?外国资本家会卖给我们什么样的技术?我们怎样既学习、引进而又不会受到外国的利用和牵制?等等，这些关系到我国科技事业、也关系到我国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他要么放几句空枪，要么根本不予理会。二十多年了，引进合资成了提高科技水平的代名词，自力更生从口号到精神再到具体行动都已经销声匿迹，从花钱买技术到市场换技术，最后买来换来了什么样的技术呢?结果是，我国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高科技战略产业，一个又一个地被外国垄断资本或全部或大部或部分挤垮、挤占。 《863计划》“跟踪”十六年世界先进水平的结果，是差距越来越大，科研部门和队伍发生的腐败、内耗与人才流失，使得基础科学和尖端科学的攻关创新能力日益衰落，以先进技术为主导的关系到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战略产业，日趋陷入困境并逐渐被国外资本所控制。举一个普通例子：我国一九五八年就能设计轿车，四十多年后，技术实力不知发展了多少倍，二汽的神龙二厢改三厢竟花了5亿法郎请法国人设计。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例子。曾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建立了强大的科技体系、经济体系的中国，二十多年来，重又拜倒在曾被斗得不得不上门求和的帝国主义的脚下，而成为它们的玩物、附庸。邓小平的所谓通过开放发展科学技术，不过是一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赊本买卖。当然，也有赚的，首先是国际上的垄断资本主义势力，其次是国内的新老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国内的新资产阶级，为了爬到有产阶级的地位，为了积聚自己的资本，为了自己能捞得一个硬币，就是把国家和人民的金元宝扔出去，它也是不会心痛的。总之，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和其他领域里一样，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邓小平亲自过问的、动了脑筋抓过的领域和行业，都是被破坏最大的：他重视的早，破坏的早，重视的多，破坏的多。农业是这样，科技也是这样，他的改革开放落实到哪里，哪里都是这样。实践的检验已经千万次证明了，资本主义早己到了落后的、腐朽的、垂死的、反动的阶段了，邓小平还要把这些破烂货拿来冒充新鲜，能不搞砸锅吗?(五) 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恶果如果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科学技术方面，由于毛泽东时代的巨大遗产还可以利用，还能够做出一些所谓“发展”的表面文章的话，那么，在上层建筑领域则是从形式到内容、从现象到实质、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化的复辟和倒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在半个多世纪里的血与火的锻炼中，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结晶——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有数以千万计的烈士为之献出生命，领导亿万人民经过史无前例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而成为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已经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根据地的中国的领导核心，与亿万人民结成血肉、鱼水之情丽被十亿人民视为生命的源泉一样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在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作风上、组织上已经发生了举世公认、人说人痛、人说人恨、极为严重的腐败变质现象。邓小平上台以后，党同伐异，打击、迫害一批，压制、排挤一批，收买、利用一批，腐蚀、拉拢一批，让一批又一批不懂、不信甚至反对、仇恨马克思主义的人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党的各级领导权，以推行他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歪理邪说，使党逐步脱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轨道。虽然现在某些领导人也把反腐败挂在嘴上，但这是在一九八九年春天以后，由于发生大规模群众反腐败的运动，邓小平虽然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残酷的镇压了下去，但他还是慑于群众的力量，不得不在提法上把以前的所谓“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升格为所谓“反腐败”。但邓小平一伙及其推行的路线就是腐败的根源，所以这种“反腐败”，便必然是“贼喊捉贼”的伎俩。所以，邓小平一伙的“反腐败”，便成了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奇特景观：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而腐败也不断愈演愈烈，不断升级。“反腐败”成了共产党腐败变质的掩护和障眼法。就在这“反腐败”中，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走上了不归之路。由于共产党的腐败变质，便直接引发造成了国家政府机关、专政部门、公务部门的腐败变质，各行各业、从上到下，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没有一块净土。共产主义不提了，资本主义也不批判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了一句越来越空洞的、越来越成为百姓笑谈的做秀式的口号。为了减少一点讽刺、难堪的尴尬，这句口号的提出者毛泽东在前面原有的“全心全意”、“完全彻底”的八个字，早就被偷偷的去掉了。曾经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行动的标准和镜子的国家干部队伍中，现在流行的是金钱、名利、地位、宗派、阿谀、拍马，流行的是“不捞白不捞”，甚至买官卖官、染指黑社会、欺压残害百姓也屡见不鲜。至于吃吃喝喝、享受玩乐、奢侈浪费、“灰色收入”也早就是小菜一碟。没有了理想、信仰、纪律，就只有金钱、物质的利诱与刺激。在这种腐败的气氛下，在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而陷入普遍贫困、工厂倒闭破产工人下岗的严重局面下，竟然还以“高薪养廉”，连续三年给公务员加工资，还要达到翻两番。由于党政腐败造成的贪污挥霍浪费，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大量流失。十年前就已经揭露每年公款吃喝就高达1000亿以上：中国的轿车都是为官员和富人服务的，公车私用极为严重，前些年有报道这种浪费每年有600亿；官员们出国以“考察”为名的游山玩水、吃回扣、私分、假单据报销等等，很难统计，肯定也都是天文数字。最近有专家估计，现在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七分之一被贪污挥霍了。由于党和国家机关的严重腐败变质，社会风气也发生了“一夜回到解放前”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毛泽东时代三十年新中国，广大干部群众以焦裕禄、雷锋为学习榜样，全社会昂扬向上，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大发扬，人人平等，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消灭了诈骗、偷盗、吸毒、嫖娼，好人扬眉吐气，坏人如过街之鼠，世界人民齐声称颂，趋之若骛。但是邓小平却把这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恨的咬牙切齿，诬之为“极左”。那么，在他领导下的中国成了什么样子呢?“发财致富”成了几乎每一个人的奋斗目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理所当然的又成了普遍信条，于是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就泛滥起来。至于偷盗抢劫、车匪路霸、拐卖妇儿、卖淫嫖娼、吸毒、赌博、封建迷信，等等一切反动腐朽没落的沉渣，凡是旧中国有的，就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恢复泛起，旧中国没有的，也就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创造出来了。而且，整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了解放前的旧中国，也超过了现在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招致国际舆论的揭露。比如赌博，几乎达到普及的程度，政府也带头大搞博彩敛财。再譬如色情，据说现今中国卖淫妇女有上千万之众，而且数以万计的到了台湾甚至欧洲。熟悉旧中国，或看过《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等一类警世小说的，无不感叹那里所描绘的，都远不如邓小平改革开放下的中国的腐败之甚、花样之多。教育、文化、体育等其他行业也和工农业一样，离开了正确的方向与路线，在毛泽东时代积蓄的能量和潜力释放的差不多以后，也分别陷入危机之中，已如前述。在教育方面，教育产业化使劳动人民子弟受教育的权利逐步被剥夺，农村青少年儿童失学现象大量发生， 《九年义务教育法》成了政府带头违法的例证，学校腐败也开始愈演愈烈，教师与学术腐败频频曝光，思想教育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爱国主义也显得苍白无力，各种崇洋媚外、腐朽堕落、享受玩乐、极端个人主义，甚至色情在学校蔓延，中国的学校已经变成为国内外资本主义培养人才的摇篮。近年来高校大量扩招，表面上看是“大发展”，实 际上是国家拿不出钱来办教育，就把教育当成产业办，让学校向社会捞钱。在文化领域，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封资修文化泛滥成灾，成为腐蚀、化解共产主义思想文化，为资本主义复辟呜锣开道的毒化麻醉剂、烟雾迷惘剂。体育也是这样，本来是以增强人民体质为宗旨，现在也都向资本主义看齐，染上了浓厚的铜臭味，变成了金钱第一的竞技场。(六) 关于对社会生存环境的破坏邓小平为了欺骗人民相信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提出极为片面、荒谬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煽动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制造所谓“政绩”。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结果使生产经营领域里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根本不顾对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社会长远利益的破坏和损害。由于腐败的结果，政府自身的调控能力大为降低，甚或虚设，更严重者与资本家勾结起来共同破坏，这就使得中国的环境、资源、生态、生存条件产生了严重危机并不断恶化，使中国在世界发展历史上付出了最大的代价。中国的空气污染已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有些方面高居世界第一。酸雨面积覆盖全国40％地区和三分之二的城市。象深圳，因空气污染造成了65％的儿童体内铅超标，广州更高达83％。江河湖泊海洋普遍受到严重污染，国家治理目标一再落空-森林的灭绝和植被的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和沙尘暴频繁肆虐。近海由于污染已经无鱼可捕。在祸国殃民的“有水快流”政策的鼓动下，对各种矿产资源的狂挖滥采所造成的浪费损失和环境的破坏特别惊人，已不断被媒体揭露出来。屡禁不止的对地下文物的盗掘也已经泛滥了二十来年了。至于对这些破坏的治理，就象反腐扫黄打黑一样，治理者和被治理对象常常是一个主体，或者彼此有着相互勾结的密切联系，于是越治理越严重。据专业研究认定：中国环境的破坏已超过所谓经济的增长。如太湖污染治理恢复到八十年代初的水平需2()()0亿人民币。滇池污染治理需80亿，已花了40亿，毫无变化-按此估算，全国污染治理需要多少资金?这些为了少数人的发财致富而对整个国家、民族以至世界资源和生存条件造成的破坏；和负担，即使现在马上终止，也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沉重地压在中华民族及其子孙后代的身上。医疗卫生方面，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已经消亡，农村预防保健体制也已经垮台，医疗卫生发展严重畸形，卫生部早就已经又变成了“城市老爷卫生部”，卫生资源分配极不合理，医院已经变为实际上主要为新贵族服务的捞钱创收的产业部门。公共卫生事业发生严重危机，艾滋病防治无力并迅速蔓延，正在成为一场真正的浩劫和国难。曾经在建国后得到控制或消灭的性病、血吸虫病、结核病、疟疾病等正在复燃，环境卫生、食品卫生、职业卫生等也都空前严峻。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血管病、糖尿病、肿瘤病、精神病等都在迅速蔓延，患病率都要比改革开放前高数倍之多。中国人民的生存危机正在空前恶化。(七) 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她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勇敢地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对其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使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使得在中国长期革命历程中及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中形成、发展、完善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鲜艳的旗帜，使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和根据地。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发展并取得巨大而辉煌的成就的原因。邓小平上台以后，比起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来犹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国内疯狂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上向帝国主义百般献媚、妥协、勾结、投降，沆瀣一气，釜底抽薪式的逐渐取消了对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解放运动的支持，从而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多年来陷入了最低潮，以至于几乎全军覆没的境地。曾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陷入绝境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得以时来运转、苟延残喘，称霸天下，世界上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重又陷入被血腥残酷的剥削、镇压、屠杀的境地，整个世界又成了剥削阶级的天堂和被压迫阶级的地狱，整个人类又被资本主义拖入黑暗重重的生存危机之中。面对每天发生的残酷现实， 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战略伙伴”的中国领导人能够脱清关系吗?(八) 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弱化二十多年前，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指引下，经过建国后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大大增强，成为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向往的国家，成为他们的旗手和代言人，就连在世界上称霸傲慢逞强了100多年的美帝国主义也不得不屈尊求和。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成为当时与美国、苏联抗衡的鼎立三国之一。靠着这个强大地位的遗产，又加上邓小平以五十年“一国两制”不变的退让条件，实现了对香港、澳门的收回(毛泽东在世时与周恩来共同制定了对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承认中央政府，实行高度自治”的政策；条约期满，收回港、澳也是毛泽东在世时与英国和葡萄牙政府有言在先的。这两件事都记不到邓小平的功劳簿上——编者按)，刘•此，邓小平一伙吹上了天，好象全成了他的功劳。但他们想在台湾收回问题上如法炮制时，事过境迁了。他们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上投降帝国主义的路线，造成了国家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的—F降。他们所崇慕的美国大老板，在市场经济里练就的本性，不领这个情，不愿意把这根稻草赏给他们，悄悄的收回了曾在毛泽东面前作出的许诺。头号老大的胃口又涨大了，他们不仅要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还要实现100多年前的一个梦：要中国逐渐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和附庸国。即使百般让步，帝国主义的老猴一点也不愿赏脸，这就使得邓小平一伙现了眼，凸现了中国在国际外交上的尴尬、虚弱和危机。苏联赫鲁晓大修正主义集团与美帝国主义虽然既勾结又斗争还耍了几个回合，而邓小平一伙与美帝国主义连一个回合也耍不起来了。环顾世界，曾经是朋友遍天下的中国，还有几个朋友呢?对于觊觎我南海领土和资源的几个资本主义的小爬虫，邓小平们只能干瞪眼，或者哼一声“不满”；靠着吹拍阿谀拉关系的工夫一心想交几个“战略伙伴”，美国却用扔导弹、撞飞机做了回答。破落户的难兄难弟俄罗斯自身难保，同床异梦，而其他的“伙伴”们，更是一个又一个的有奶就是娘。既然都是资本主义了，金钱利益才是第一的，还想玩几个“纯情伙伴”，到头来，只能是竹蓝子打水一场空。实力靠斗争，成功靠路线；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丢掉了，遗产挥霍浪费的差不多了，又不想斗争，何来国际地位?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放弃了共产主义，爱国主义也遮不住羞，离开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中国，执意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回到五•卜多年前的旧中国， 以及眼下的俄罗斯那样积贫积弱的老路上去。高山为壑，沧海桑田：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就在二十多年前，十亿人民十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铜墙铁壁，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蓬勃发展，如日中天，人民欢呼高歌，帝修反胆战心惊。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补了二十多年资本主义课的现在，十三亿人的中国，遗产耗空，工厂倒闭，农村破产，危机重重，乱象丛生，民怨沸腾；在国际上，把敌人奉为上宾，朋友四散消踪，羞辱不尽，忍气吞声。变化何其巨大!这哪里是什么“与时俱进”的“高速发展”?这是历史的大复辟、大倒退!这是在二十世纪的末期，在中华大地上演出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一幕荒谬透顶的复辟骗局。邓小平把欺骗演绎到了空前高超、绝伦无比的大师级水平。在邓小平骗术迷雾的掩蔽下，当初一些人认为中国还是世界上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共产主义堡垒，然而，在这堡垒里，却进行了一场最赤裸裸、最快速度的资本主义大复辟。许多共产党人还以为自己在为共产主义献身，而实际上却是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嫁衣裳”， 自己被卖了却还在帮着数钞票。一些人所以能够被欺骗，还在于邓小平充分的利用了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观念的消蚀作用。这些“四旧"无处不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把那个“私”字请出来当头，全部“四旧”立即就会复活起来。邓小平深谙此妙，当然得心应手。本来“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中性词语，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就看赋予它什么样的内涵，即为什么改革开放，改革什么，开放什么，对谁开放，怎样改革开放，等等。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南辕北辙，当初对改革开放的解释，几乎被全部偷梁换柱。为了掩盖这赤裸裸的欺骗，又放出了个“与时俱进”的小儿科玩艺。邓小平们虽然急切的盼望复辟资本主义，但为了充分利用并消解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以足够的耐心、拉开足够长的半径，虽然最后还是180度的大转弯，但已远远离开了原来的出发点。他们充分的利用了时间差对社会意识的扭曲作用，二十多年过去了，老的老了，死的死了，活着的很多也麻痹糊涂了，而成长起来的许多年轻人由于受媒体千百万遍造谣宣传的诱导，对毛泽东时代的认识全是什么“浩劫灾难”、“挨饿”、“专制”之类，等到“图穷而匕首现”时，毛泽东时代的遗产被全部利用挥霍，又被全部的消蚀瓦解，周围已几乎没有可以钳制的力量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尽管我们鄙夷邓小平的骗术和人格，但我们不得不；惊叹他的实用主义大师的手腕。邓小平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为了推翻已经建立起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采用任何手段而无所顾忌。让我们看一看他们用过的权术罢：指鹿为马、瞒天过海、暗渡陈仓、偷梁换柱、声东击西、顺手牵羊、调虎离山、釜底抽薪、大打出手、金蝉脱壳、反客为主、以退为进、威吓利诱、软硬兼施等等，等等。只是，他们不用这些来对付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是用来对付马克思主义者，对付无产阶级，对付劳动人民。邓小平们是暂时获得成功了，中国和世界上的资产阶级又可以松了一口气弹冠相庆高呼万岁，又可以放心的享受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了。但他们由于阶级的偏见、近视和局限，却总犯一犯再犯的旧毛病：老是看不到当代世界的大潮。共产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阻挡的。尽管被邓小平们奉若神明、顶礼膜拜，但不管是从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还是在它的各个大小领地，还是在俄罗斯、中国这样的新大陆，到处都是一片危机重重、丑闻不断、分崩离析、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的景象：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不仅没有象它的膜拜者盼望的那样“化险为夷”，而是迅速的蔓延到全世界，直到它的老窝；特别是头号老大，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一套恶棍、魔鬼做派，面对重重危机，正在象垂死的疯子一样颠狂；邓小平一伙纵使谋术绝伦、机关算尽，充其量只不过为资本主义挣得一点苟延残喘的时机罢了。四、 解读“许家屯现象”邓小平在以改革开放之名，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的过程中，虽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他也受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抵抗，虽然也有过一九八九年那样的全国性自发的群众抗议风暴，但总的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相比，不要说建国前的二十八年了，就建国后的二十多年而言，就党内外、国内外面临的极其复杂严重的生死存亡的局面相比，就整个党政干部队伍付出的努力与艰辛而言，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搞倒华国锋很容易；把其他那几位马克思主义色彩浓淡不一的领导人搞倒更容易：至于把已经和他站到一条船上、积极跟着他跑的、但又不是黑下一条心跑到底的胡耀帮、赵紫阳(胡、赵正是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同谋者与合作者，并非“不是黑下一条心跑到底”的走资派，他们的下野，完全是因为要同邓争权夺利，而败下阵去。——编者按)搞倒更是几乎没费什么力。如果说毛泽东时代艰辛创业，步步如逆水行舟，而他则是潜力释放型的顺势而滑。毛泽东领导下的干部是以王进喜、陈永贵、焦裕禄为榜样的，风餐露宿、殚精竭虑、带头苦干、不讲享受；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则是成克杰、胡长清、陈希同式干部丛出不穷，出入豪华轿车、宴啖山珍海味、居所殿堂琼阁、财富百千万亿、子孙富贵荣华。他甚至一直没有名正言顺的当上党的最高领导人，一直是以太上皇“垂帘听政”这种极端落后的封建主义方式控制中央，而且一直处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牢骚、谩骂的严重不满之中。然而，邓小平还是终于把这场改革开放的丑剧演成了，把几千万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几亿人民数十来年含辛茹苦、生死卓绝奋斗而成的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上有着辉煌业绩地位的党、国家和军队最后演变成修正主义的“软骨症患者”、资本主义的二三流的小伙伴，还真的是太容易了!在国外，邓小平得到了整个帝国主义阵营、修正主义阵营的捧场和支持。虽然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国外不得不骂几声，那是因为他还打着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号，人家并不是和他“真恼”，做做样子的，没过几天就又心照不宣的风平浪静了。这只是外因，事物的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这内因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早就预料到的党政军干部队伍中的“相当大的一个多数”跟着跑。这个队伍可是在六十多年的腥风血雨、狂风暴雨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从几十个人的星星之火起家，带领全国人民开天辟地打江山、换江山的、曾经是坚如磐石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中坚力量啊!人们都已经知道，在“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邓小平正在被打翻在地，他能重新立身上马升帐，在当时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其他高中低级干部队伍中，相当一个多数是举了手的，而且在以后二十多年里，又有许多次的“举手”。当然，对于这些举手的人，包括最上层的人，都是要做具体分析的。但是，这一次又一次的“举手”，都是大是大非问题，“举手”，就是站到了中国修正主义阵营里，就是跟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没有这一次又一次的“举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怎么能够推行?何来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复辟巨变?当回顾二十多年一步一步的变化过程，面对今天的现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邓小平所以能成功他的改革开放“大业”，也是依靠这个队伍完成的啊!也就是说，毛泽东领导这个队伍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国人民，邓小平又依靠着个队伍复辟了资本主义，把新三座大山压到了全国人民头上。那么，这样一个干部队伍为什么既能跟着毛泽东搞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又能跟着邓小平搞资产阶级复辟的资本主义呢?这就是本文在揭露了邓小平以凭空捏造、指鹿为马的手法全面否定建国后三十年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后，必须继续探讨的“许家屯现象”。许家屯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加了革命，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是一位师级领导干部，在淮海战役中还受了伤。解放后，自一九五六年就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并在一九七六年后担任六年省委第一书记。他曾长期分管江苏的工业、农业生产，好象还是有些工作干劲、有些革命热情、有些实际精神的。八十年代初，江苏省工农业总产值跃居全国第一，他应该说在那个毛泽东时代还是做出了一些实际贡献的，而不完全象邓小平那样城府很深、“柔中寓刚、棉里藏针”、以桥牌玩乐为嗜好、摇鹅毛扇的那种人。但是，作为一个从旧社会参加革命过来的土生土长的江苏人，他当然应该知道家乡在解放前的贫穷和破败，他更应该知道新中国的辉煌成就。例如，在他任期内，苏北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及南水北调、南京长江大桥、江苏的社队企业等等对翻天覆地的改变了江苏面貌的巨大意义。然而，他怎么能够失去记忆和对比呢?他怎么能够赞同邓小平对于中国建国后三十年“发展缓慢停滞”的胡说八道?他凭什么得出“列宁、斯大林的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的结论?他在洋洋数十万言的《香港回忆录》大谈补资本主义的课，却没有一句以事实为依据的关于补资本主义课的必要性的说明。根据现在已经知道的材料，七十年代末期，在邓小平刚一提出改革开放，在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关键时刻，正在江苏省委任第一书记的许家屯，对于当时在中国共产党上层发生的激烈斗争，并不是明显的或暗中站在邓小平一边的。他当时有一句名言“两边打枪，中间爬下”，他采取的是一种观望折中的态度。对于当时开始风行全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他在江苏省也是按兵不动，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全面铺开的，显然与安徽省、四川省落后多了。所以，虽然这时江苏省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跃居全国第一位(当然，这是江苏省在建国后三十年持续高速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是“猫论”创始人邓小平却并不喜欢他这位“逮鼠标兵”。邓小平当时器重的是改革开放跟得紧的分别时任四川、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与万里。“春江水暖鸭先知”，这种冷暖之别，许家屯不会没有感觉的。在一九八三年春节，邓小平带领全家人到苏州游山玩水，许家屯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全程陪同：他提出要向邓小平汇报江苏省的工作，邓小平一开始竟不愿意听，大概许家屯下了一些工夫恳请，邓小平同意听了，又限制在只听20分钟。邓小平此时对许家屯的冷淡由此可见。这在许家屯一生中肯定是少有的思想激烈运算的时刻之一，也许，在这之前的几年中他已开始或者已经完成这个过程了。在这20分钟内，许家屯拿出当了二十七年省委书记的全部工夫，竟然让邓小平听了两个多小时，并且在汇报中，做出了他的一项重大发明：江苏省这许多年的发展“大部分．．．．．．几乎全靠市场经济”。邓小平当然听得高兴。但是，许家屯这样卖力投靠的结果，只是使他的政治生命维持了下去，并没有使他得到邓小平的赏识和重用，而是把他派到香港任新华通讯社分社的社长。虽然许家屯对这个职务的重要性作了很多的渲染，声称这个香港分社因他的任职而被提为正部省级，但他还是抹不掉邓小平对他不信任的阴影。然而，许家屯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任职还是成了他一生中政治上的重大转折，从此，他就完全加入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阵营，为邓小平的“——国两制”以及把香港的资本主义引入大陆内地积极卖力，在分社内大反“极左”，在香港社会上和英国殖民政府、和各色资产阶级拉关系做交易，每天吃喝玩乐、灯红酒绿、“因祸得福”的享受资本主义的“天堂之乐”。就这样，许家屯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变，史上有着辉煌业绩地位的党、国家和军队最后演变成修正主义的“软骨症患者”、资本主义的二三流的小伙伴，还真的是太容易了!在国外，邓小平得到了整个帝国主义阵营、修正主义阵营的捧场和支持。虽然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国外不得不骂几声，那是因为他还打着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号，人家并不是和他“真恼”，做做样子的，没过几天就又心照不宣的风平浪静了。这只是外因，事物的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这内因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早就预料到的党政军干部队伍中的“相当大的一个多数”跟着跑。这个队伍可是在六十多年的腥风血雨、狂风暴雨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从几十个人的星星之火起家，带领全国人民开天辟地打江山、换江山的、曾经是坚如磐石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中坚力量啊!人们都已经知道，在“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邓小平正在被打翻在地，他能重新立身上马升帐，在当时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其他高中低级干部队伍中，相当一个多数是举了手的，而且在以后二十多年里，又有许多次的“举手”。当然，对于这些举手的人，包括最上层的人，都是要做具体分析的。但是，这一次又一次的“举手”，都是大是大非问题，“举手”，就是站到了中国修正主义阵营里，就是跟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没有这一次又一次的“举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怎么能够推行?何来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复辟巨变?当回顾二十多年一步一步的变化过程，面对今天的现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邓小平所以能成功他的改革开放“大业”，也是依靠这个队伍完成的啊!也就是说，毛泽东领导这个队伍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国人民，邓小平又依靠着个队伍复辟了资本主义，把新三座大山压到了全国人民头上。那么，这样一个干部队伍为什么既能跟着毛泽东搞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又能跟着邓小平搞资产阶级复辟的资本主义呢?这就是本文在揭露了邓小平以凭空捏造、指鹿为马的手法全面否定建国后三十年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成就、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后，必须继续探讨的“许家屯现象”。许家屯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加了革命，解放战争后期已经是一位师级领导干部，在淮海战役中还受了伤。解放后，自一九五六年就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并在一九七六年后担任六年省委第一书记。他曾长期分管江苏的工业、农业生产，好象还是有些工作干劲、有些革命热情、有些实际精神的。八十年代初，江苏省工农业总产值跃居全国第一，他应该说在那个毛泽东时代还是做出了一些实际贡献的，而不完全象邓小平那样城府很深、“柔中寓刚、棉里藏针”、以桥牌玩乐为嗜好、摇鹅毛扇的那种人。但是，作为一个从旧社会参加革命过来的土生土长的江苏人，他当然应该知道家乡在解放前的贫穷和破败，他更应该知道新中国的辉煌成就。例如，在他任期内，苏北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及南水北调、南京长江大桥、江苏的社队企业等等对翻天覆地的改变了江苏面貌的巨大意义。然而，他怎么能够失去记忆和对比呢?他怎么能够赞同邓小平对于中国建国后三十年“发展缓慢停滞”的胡说八道?他凭什么得出“列宁、斯大林的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的结论?他在洋洋数十万言的《香港回忆录》大谈补资本主义的课，却没有一句以事实为依据的关于补资本主义课的必要性的说明。根据现在已经知道的材料，七十年代末期，在邓小平刚一提出改革开放，在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关键时刻，正在江苏省委任第一书记的许家屯，对于当时在中国共产党上层发生的激烈斗争，并不是明显的或暗中站在邓小平一边的。他当时有一句名言“两边打枪，中间爬下”，他采取的是一种观望折中的态度。对于当时开始风行全国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他在江苏省也是按兵不动，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全面铺开的，显然与安徽省、四川省落后多了。所以，虽然这时江苏省的工农业总产值已跃居全国第一位(当然，这是江苏省在建国后三十年持续高速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是“猫论”创始人邓小平却并不喜欢他这位“逮鼠标兵”。邓小平当时器重的是改革开放跟得紧的分别时任四川、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与万里。“春江水暖鸭先知”，这种冷暖之别，许家屯不会没有感觉的。在一九八三年春节，邓小平带领全家人到苏州游山玩水，许家屯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全程陪同：他提出要向邓小平汇报江苏省的工作，邓小平一开始竟不愿意听，大概许家屯下了一些工夫恳请，邓小平同意听了，又限制在只听20分钟。邓小平此时对许家屯的冷淡由此可见。这在许家屯一生中肯定是少有的思想激烈运算的时刻之一，也许，在这之前的几年中他已开始或者已经完成这个过程了。在这20分钟内，许家屯拿出当了二十七年省委书记的全部工夫，竟然让邓小平听了两个多小时，并且在汇报中，做出了他的一项重大发明：江苏省这许多年的发展“大部分．．．．．．几乎全靠市场经济”。邓小平当然听得高兴。但是，许家屯这样卖力投靠的结果，只是使他的政治生命维持了下去，并没有使他得到邓小平的赏识和重用，而是把他派到香港任新华通讯社分社的社长。虽然许家屯对这个职务的重要性作了很多的渲染，声称这个香港分社因他的任职而被提为正部省级，但他还是抹不掉邓小平对他不信任的阴影。然而，许家屯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任职还是成了他一生中政治上的重大转折，从此，他就完全加入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阵营，为邓小平的“——国两制”以及把香港的资本主义引入大陆内地积极卖力，在分社内大反“极左”，在香港社会上和英国殖民政府、和各色资产阶级拉关系做交易，每天吃喝玩乐、灯红酒绿、“因祸得福”的享受资本主义的“天堂之乐”。就这样，许家屯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变，在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拜倒在资本主义的石榴裙下，提出“资本主义补课论”，并在修正主义集团内部斗争中选择了先走一步的“上策”，跑到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继续安享“天堂之乐”去了。但是，他还是比邓小平多了点羞耻之心，他回顾自己的历史，感到了极大的反差涂在自己身上的难堪和讽刺：“本来想都想不到、更极不愿见到的事，竟成了现实” …… “一个五十多年忠诚的共产主义的信徒，‘旅游’到资本主义的美国‘休息”’，颇有些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感慨。但是，人的行动都是由思想支配的。许家屯自封为“五十多年忠诚的共产主义的信徒”，这“忠诚”二字并不是纯粹的，是要打折扣的，至于他加入到邓小平改革开放行列里后，就完全变成假冒伪劣的了。事物的发生、发展总是有因有果有过程的，神差鬼使并不存在。许家屯既以“资本主义补课论”，又以自己在香港的全部行动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作了最好的诠释。如果说他的《香港回忆录》还有些什么价值的话，那就在这里。“许家屯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就改革开放前的状态而言，中国共产党内的高中低各级领导干部队伍 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和许家屯类似的。明察秋毫的毛泽东积自己数十年的观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据我的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的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因此，毛泽东非常担心，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毛泽东费尽心血想要努力避免的事，结果仍然不幸而言中。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再深思。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既包括各种社会形态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剥削、压迫、统治、奴役，也包括劳动阶级反抗剥削、压迫、统治、奴役的斗争。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但是，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以前的历史，都是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由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的一切文明的全部总和也就由这些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统治的需要而改造、包装、流通、继承、遗传。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劳动人民，但它的存在和表现形式却是统治阶级的。这就决定了历史文化的遗存有精华与糟粕的区分。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成分总是呈混合状态而存在的； 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文化的精华，即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推动历史不断进步发展的科学的成分：文化的糟粕，即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尚未达到更本质层次的表面的幼稚的或被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用偏见和愚昧蓄意而改造包装过的阻碍历史进步的非科学的成分：一切真理都是在当时条件下对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进行区分的产物。共产主义学说就是马克思对历史文化进行科学的分析、批判，剔除糟粕，继承精华，经过综合归纳创造的工夫而诞生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的嬗变中，由于它们都是由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私有制社会，由于它们的文化观念的核心都是私有观念，因此，后一种社会都可以对前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兼容并蓄加以改造为己所用，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的。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它不仅兼容并蓄了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已经大大发展了的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各种文化，而且用自己先进的条件经过更加精心巧妙的重构包装，发展到极致。例如在旧中国社会流行的各种思想观念：“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升官发财”、“荣宗耀祖”、“金钱至上”、“下油锅，站高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及时行乐”、“人上人”、“高人一等”、“荣华富贵”等等，各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被溶进各种文化形式，向每一个人宣传灌输。上述这些观念， 大部分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有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仍然被奉为信条，就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得不隐蔽一点甚至潜入地下，仍然被人们当作“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并因时、因地变幻出一些五彩缤纷的新形式流行。上面这些是在中国曾流行的观念。在世界上其他各国虽然文字形式上不这么表达，但社会上流行的思想观念是与此类似的。就这么一些观念，被以各种文化形式，并和人在生理、生活过程中形成的自然观念结合起来，从呱呱坠地开始一直到死亡离开这个世界，年年、月月、日日、时时、刻刻向全人类灌输，把这些说成是天经地义的天生的人类本能，极力夸大人的动物性的生理欲望成分，极力淡化、歪曲、否定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提高进步的互助合作的集体主义思想，在人类社会鼓动了一场资本主义]：业文明条件—F的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进行的自由生存大竞争，把人类发展形成的各种文化的精华踩在脚下，践踏蹂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历史上各种文化的糟粕都被利用起来，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把整个社会打造成名副其实“铁屋”和“酱缸”，弥漫笼罩着窒息、麻木、毒化人的灵魂的毒雾，孽生着一代又一代寄生的蛆虫。在社会上，人们总可以看到、听到劳动人民所不齿的一类人，诸如“官迷”、“政客”、“掮客”、“财迷”、“色迷”、“赌徒”、“骗子”、“马屁精”、“两面派”、“阴谋家”、“投机之徒”一类五花八门的人物，以及以专门侵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为能事、已退化为近似于动物本能的一类人，就是那些旧文化的糟粕熏染下的人格化，就是这些人，组成了反动没落的剥削阶级的主体。就是这些披着人皮的人，给人类社会制造了无数的悲剧和祸患：在今天，它又用腐败的臭气熏懵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试图把人类社会引入中世纪的迷茫与黑暗之中。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人的意识的产生过程是一个心理学过程，是客观世界通过神经反射在人的头脑里反映的过程。每一个人在诞生、成长、生活的过程中，都必然会受到周围环境、历史文化的影响，并在自己的实践中经过加工改造而形成自己的思想意识。思想意识在人脑里产生以后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不因为产生它的条件的失去而丧失。因此，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旧制度而建立于崭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后，原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观念还会继续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且还会在新社会中与新思想、新文化、新传统、新观念既进行斗争，以混合状态存在于各种文化形式里，在新的制度下人们思想意识的形成过程中继续起作用。所以，列宁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里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就象父母是不可选择的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周围环境中各种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选择的，只不过是每一个人的反应不同罢了。不仅生活在或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地位上的人受到旧文化的影响，那些受到剥削阶级残酷剥削、压迫的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被压迫阶级的人也会受到旧文化的影响。2200多年前，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农民领袖陈胜发动起义的动机中，就有一条“苟富贵”：另两位起义的领袖刘邦和项羽则是被秦始皇銮驾出巡浩浩荡荡的气势所感动，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他们虽然都受到秦王朝的残酷压迫，但他们还都是异床同梦的要实现自己“荣华富贵”的人生目标。在他们这种思想动机下，革命的成功当然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都不过是又转了一次又一次的螺旋或轮回。这是历史的局限，是阶级的局限。历史只有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以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才提出了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共产主义学说，开始了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样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然而，这必须在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每一个人的自我改造即自我开展的对自身存在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的批判清除中实现的。解放全人类不仅是在政治上、经济上从资产阶级桎梏中把每个人解放出来，而且也要把每个人从资产阶级旧文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全人类每一个成员都必须经过改造，使一代又一代的人塑造成为共产主义的新人。“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因此，“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否则，每一点残存的私心杂念都会使它的宿主变为新生的资产阶级而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这就象在世界上消灭天花病一样，必须把每一个病毒——即使它只剩下了一株——也要把它从人体中消灭掉，否则，这一株病毒就会把这个人变成天花病人，变为向全世界的传染源，重新在世界上流行。作为个体的人之间，是有着极大差异的。这种差异表现在各个方面。这种差异有先天形成的，有后天形成的。人的思想和世界观的差异完全是在后天条件下形成的，就象一切事物的运动过程一样，也完全是内因和外因复杂作用的结果。人的先进思想只能在对落后思想的斗争中产生，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只有首先革好自己的命，才能革好别人的命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者。例如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虽然出身于旧的营垒，但他却在自身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更加真切深刻的认识了旧营垒的腐朽、落后和反动，用笔做投枪与旧营垒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在斗争中特别严格的解剖自己、改造自己，清除旧文化的影响，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彻底转变。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说，他的心是与鲁迅相通的。他在一生孜孜不倦的学习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在血与火的残酷斗争中，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极为严格的要求，自己、，改造自己。他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坦率的披露自己青少年时曾“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他找到当代人类社会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以后，就自觉地彻底清除了旧文化的各种影响，以自己一生“改造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壮举而成为当之无愧的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邓小平，他同样生长于旧中国，而且也来自更典型的旧营垒，至今没有看到有什么资料说明他怎样与受到的旧文化的影响进行决裂和斗争的。他在参加革命后1926年的自我总结写道：“我从来就未受到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他掩盖了自己所受到的影响，从而逃避了思想上的自我解剖与改造。在以后的年代，他一直“跟着走”、“跟着打”过来了。建国后，他到了中央工作，暴露了他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真面目，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他进行了批判，他虽然做了几次检讨，事后证明，又全部说的是假话。当他最后爬上权力的巅峰之后，他那个在内心深处被压抑了几十年的私有观念便恶性膨胀起来，便迅速付诸行动，自觉地站到资本主义一边，带领中国的新老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制度、向广大的劳动人民大举进攻，把复辟的愿望变为现实。搞修正主义，不管是带头人还是跟着跑的，都是以资产阶级世界观为思想基础的。在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国家和个人生死存亡的危机中，许家屯们选择了共产党，但他们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旧社会无处不在的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旧文化的影响。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人，周围环境中虽然增加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成分，但旧文化的影响也仍然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常常是主要的。这样，当他们参加革命时就或多或少的象陈胜、刘邦、项羽那样，掺杂着“苟富贵”、“大丈夫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思想，而这是与无产阶级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格格不入的，正是无产阶级实现两个“彻底决裂”要根除和消灭的东西。在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内，不论在新民主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开展过许多次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干部在斗争中实现了世界观的彻底转变。但是，象邓小平一样完全靠欺骗蒙混隐藏了下来，象许家屯一样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的，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当然，这还要做具体分析，每个人受的旧文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并且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但是只要外界形势有变化，这些人(几乎是所有的人)一旦丧失警惕，私心杂念就会随时钻出来占领他的思想阵地，他就要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打败仗。毛泽东在继列宁、斯大林之后，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成功的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辉煌成就的过程中，发现了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长期性及其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胜利过渡的重要性。他特别看到，党内一些党员和干部受到旧文化和私有观念的影响而又未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他们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总是拖着一条或粗或细、或长或短、或公开或隐蔽的个人主义的尾巴，而且这尾巴还特别难割掉，在他们的地位随着革命的胜利而有了改变、有了大小不等的权力之后，就非常容易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有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危险。这些人尽管戴着共产党的帽子、说着共产党的话语，但他们骨子里、精神上依然散发着旧文化的熏烟味，他们的行动总是露出私有观念的尾巴。这些人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总是站不稳，不是“左”，就是右：一举手，一抬足，总还是旧官僚的模式。他清醒地认识到，邓小平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他总结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惨痛教训，总结了我国建国后在党组织的领导控制下的一系列运动，认为这些运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唯一动力和共产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以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办法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全社会每一个人都参加到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中来，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揭露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观念，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才能达到使全社会成员都得到教育、锻炼和解放，才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不管谁搞资本主义，他必然要恢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和压迫，必然要侵害多数人的眼前利益和根本利益，只要人民群众有大民主的权利，就必然会起来反对。这样，搞资本主义的人必然会陷入人民群众反抗的汪洋大海。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科学发展。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最伟大的壮举，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对旧文化的最彻底的批判和清算。理所当然，这样一场大革命也就使陷入灭顶之灾的国内外、党内外及其隐藏潜伏在革命队伍中的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旧文化的“病毒”最激烈的反抗，其装扮之巧妙、花样之繁多、斗争之复杂，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然而，在彻底发动起来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面前，他们现出了污秽、狼狈、空虚的原形，受到了摧枯拉朽式的扫荡，而人民群众经受了极大的锻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获得了大普及、人们思想文化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全面发展进步，使十多年前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新中国以蒸蒸日上、繁荣昌盛、不可战胜的地位屹立在地球的东方。历史已经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其规模之宏大、变化之复杂、成果之巨大、意义之深远，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最壮丽的一页，也为人类文明史留下了最丰富、最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无产阶级大民主，用当代社会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全体人民群众相结合，真正让人民群众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批判改造旧世界，创造建设新世界，从而找到了一条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行之路。历史上发生的群众性大革命，实际上也都是当时条件下的一次大民主运动。只不过是，这些大革命都是被反动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到极点、官逼民反而发生“物极必反”的结果。“物极必反”式的大革命的结果或推翻、或打击、或教育了统治阶级，使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社会改良措施，缓和了一些阶级矛盾，不断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在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它与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虽然每一次大革命后由于剥削阶级的某些让步会使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但由于私有制与阶级对立的存在，无法避免另一次“物极必反”的形成。因此，这些“物极必反”式的大革命的结果常常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常常造成社会的强烈震荡和破坏，带有历史条件限制的局限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公有制的建立，废除了剥削，如果使资产阶级得到彻底改造并防止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复辟，就可以避免那种“物极必反”的剧烈震荡，而开“万世之太平”。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已经可以在自然领域采用一些控制措施有计划的预防某些灾难的发生。例如全球范围内已经实现的消灭天花的种牛痘计划一样，使每一个人都得到完全的免疫，使天花病毒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无侵入繁殖之处，从而使其绝种而彻底消灭。那么，为什么不能在社会改造方面采取同类的措施呢?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形式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与此类似的一次巨大试验，经过十年激烈复杂的斗争取得的辉煌胜利以充分的证据说明，这是完全可行的一条伟大的光明之路。因此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表示了热烈的拥护，甚至那些关心人类命运的资产阶级开明人士也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了很大的理解和拥护，和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一起经风雨、见世面，接受人民的批判和教育，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开展过许多次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干部在斗争中实现了世界观的彻底转变。但是，象邓小平一样完全靠欺骗蒙混隐藏了下来，象许家屯一样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的，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当然，这还要做具体分析，每个人受的旧文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并且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但是只要外界形势有变化，这些人(几乎是所有的人)一旦丧失警惕，私心杂念就会随时钻出来占领他的思想阵地，他就要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打败仗。毛泽东在继列宁、斯大林之后，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成功的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辉煌成就的过程中，发现了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长期性及其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胜利过渡的重要性。他特别看到，党内一些党员和干部受到旧文化和私有观念的影响而又未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他们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总是拖着一条或粗或细、或长或短、或公开或隐蔽的个人主义的尾巴，而且这尾巴还特别难割掉，在他们的地位随着革命的胜利而有了改变、有了大小不等的权力之后，就非常容易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有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危险。这些人尽管戴着共产党的帽子、说着共产党的话语，但他们骨子里、精神上依然散发着旧文化的熏烟味，他们的行动总是露出私有观念的尾巴。这些人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总是站不稳，不是“左”，就是右：一举手，一抬足，总还是旧官僚的模式。他清醒地认识到，邓小平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他总结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惨痛教训，总结了我国建国后在党组织的领导控制下的一系列运动，认为这些运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唯一动力和共产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以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办法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全社会每一个人都参加到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中来，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揭露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观念，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才能达到使全社会成员都得到教育、锻炼和解放，才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不管谁搞资本主义，他必然要恢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和压迫，必然要侵害多数人的眼前利益和根本利益，只要人民群众有大民主的权利，就必然会起来反对。这样，搞资本主义的人必然会陷入人民群众反抗的汪洋大海。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科学发展。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最伟大的壮举，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对旧文化的最彻底的批判和清算。理所当然，这样一场大革命也就使陷入灭顶之灾的国内外、党内外及其隐藏潜伏在革命队伍中的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旧文化的“病毒”最激烈的反抗，其装扮之巧妙、花样之繁多、斗争之复杂，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然而，在彻底发动起来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面前，他们现出了污秽、狼狈、空虚的原形，受到了摧枯拉朽式的扫荡，而人民群众经受了极大的锻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获得了大普及、人们思想文化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全面发展进步，使十多年前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新中国以蒸蒸日上、繁荣昌盛、不可战胜的地位屹立在地球的东方。历史已经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其规模之宏大、变化之复杂、成果之巨大、意义之深远，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最壮丽的一页，也为人类文明史留下了最丰富、最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无产阶级大民主，用当代社会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全体人民群众相结合，真正让人民群众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批判改造旧世界，创造建设新世界，从而找到了一条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行之路。历史上发生的群众性大革命，实际上也都是当时条件下的一次大民主运动。只不过是，这些大革命都是被反动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到极点、官逼民反而发生“物极必反”的结果。“物极必反”式的大革命的结果或推翻、或打击、或教育了统治阶级，使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社会改良措施，缓和了一些阶级矛盾，不断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在私有制社会条件下，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它与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虽然每一次大革命后由于剥削阶级的某些让步会使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但由于私有制与阶级对立的存在，无法避免另一次“物极必反”的形成。因此，这些“物极必反”式的大革命的结果常常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常常造成社会的强烈震荡和破坏，带有历史条件限制的局限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公有制的建立，废除了剥削，如果使资产阶级得到彻底改造并防止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复辟，就可以避免那种“物极必反”的剧烈震荡，而开“万世之太平”。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已经可以在自然领域采用一些控制措施有计划的预防某些灾难的发生。例如全球范围内已经实现的消灭天花的种牛痘计划一样，使每一个人都得到完全的免疫，使天花病毒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无侵入繁殖之处，从而使其绝种而彻底消灭。那么，为什么不能在社会改造方面采取同类的措施呢?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形式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与此类似的一次巨大试验，经过十年激烈复杂的斗争取得的辉煌胜利以充分的证据说明，这是完全可行的一条伟大的光明之路。因此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表示了热烈的拥护，甚至那些关心人类命运的资产阶级开明人士也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了很大的理解和拥护，和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一起经风雨、见世面，接受人民的批判和教育，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和提高。然而，客观事物的对立统一法则使得它的发展轨迹只能是曲折的。对于陷资本主义于灭顶之灾的无产阶级大民主，资产阶级顽固分子及其代表人物是极为敏感的，美帝国主义的战略家们在对中国的封锁扼杀进行了二十多年的生死较量之后，终于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改变战略手段，对中国开始采取缓和关系、等待时机、和平演变的方针。而国内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采用相应的两面派手法蒙混过关，采取了韬晦隐蔽、积蓄力量、以求一逞的策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去世之后，党内资产阶级便马上下手，采用了“用B—52的威力打击B—52的力量”的策略，先是假冒毛泽东的指示，发动政变，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一网打尽，随后马上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实际上是宣布了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结束。接着封杀阶级斗争理论，紧接着又以指鹿为马的手法污蔑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把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基本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宣布为非法。这样就在实际上封住了人民的嘴巴，铐住了人民的手脚。经过了五年的阴谋篡权活动，直到一九八一年最后推出了“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了共产党腐化变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就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多么的深入人心，说明了它的伟大而辉煌，以至于复辟派要做那么多手脚，要用五年的时间才敢把它“彻底否定”。没有了大民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失去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自己权利的最有力的武器，资本主义复辟也就畅通无阻大行其道。许家屯这类为数众多的各行各业的高中低级干部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彻底清除而被隐藏掩盖下来的旧思想旧观念便失去了无产阶级大民主最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便在邓小平重新祭起的“名利禄”法宝的引诱下迅速复萌膨胀起来。但是，这反差也太大了，刚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得臭不可闻的私心杂念怎能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露得了面呢?于是在邓小平的设计下，为了给那些动摇分子下楼的阶梯，也为了防止那些还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的反对，一方面把过去对资产阶级的批判统统诬之为“极左”，动用全部宣传工具、使出全身解数加以攻击、彻底否定；一方面利用尚存的党的崇高威信，片面强调所谓“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组织、纪律原则。一方面歪曲阉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首要的全部的任务歪曲成是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一方面鼓动封资修文化重新粉墨登场，制造漫天妖风迷雾，麻痹人们神经，模糊人们的视线。于是，一切便被重新颠倒过去，谣言被当作事实，骗术被当作真理，肤浅被当作深邃，邪恶被当作正义，瓦釜被当作黄钟，垃圾被当作瑰宝：一切都被搅混了，无产阶级被当成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被当成了无产阶级。于是，各种各样的资产阶 级反动腐朽思想便沉渣泛起，各种各样的掩盖托问也应运而生，如什么“KX也是人”啊、“政策允许”啊、“服从上级”啊、“无知无罪”啊、“罪不罚众”啊，以及“绿灯抢着走，红灯绕着走”、“彼此彼此随大溜”等等(例如，当有人批评询：家屯奢侈吃喝时，他则认为某某“不是还在吃吃喝喝铺张浪费吗?”)。在这种气候环境下，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最严重的人义不容辞的跟上去，一些人半推半就的下了水，—些人迷迷糊糊的被抬上了船，于是，参加共产党几十年得到的所有思想进步又都退了回去，最后连遮羞布也懒得用了，或者急不可待的来不及用了，一切卑鄙无耻的勾当、丑剧、罪恶便在共产党审判过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殿堂—亡赤裸裸的上演了。共产主义的殿堂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交易所。讽刺太大吗?干脆把共产主义的招牌摘下来，换上市场经济的牌子，这样就可以公开化合法化了。于是，不管是自己曾在枪林弹雨、血与火中过来的，不管是父兄抛头颅洒过血的，也不管是在庄严的党旗下热泪盈眶的举起了拳头宣了誓的，只不过是就为了自己的职位再高厂点、工资奖金再多拿一点、住房再大一点、子女安排好一点、个人生活再优越一点．．．．．．就为了眼前的个人的一点又一点的蝇头小利，而把自己的历史忘得精光，把自己所属的阶级的、集体的、国家的、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根本利益、前途命运、全部都毫不可惜的拿出来做了交易，从而开始了对毛泽东时代遗产的大分赃、大甩卖、大挥霍、大浪费。邓小平带了头，许家屯们便一个接一个的紧跟上，“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不赚白不赚”，国家出本，个人得利。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党内由不正之风到全面腐败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干百万次的无以计数的灵魂与魔鬼、权力与金钱的交易过程。大吃大喝、奢侈享受、讲排场、比阔气、回扣私分、小金库、假单据、贪污受贿、嫖娼豪赌、买官卖官．．．．．．这种交易的规模从几元几十元迅速扩大到千百刀元，飞涨到数—卜亿卜百亿元。二十多年过去了，在当前的中国与世界上，令人窒息的腐败环境、人类生存命运和前途的危机，哪一件不是这些肮脏的交易的结果?就这样交易下去，们•么样的金山银山掏不空?哪一个破产倒闭的企业没有这种腐败的原因?在这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交易过程中，许家屯们，曾经有过许多亮点甚至辉煌的共产党员们，任凭一个小而又小、无法再小的私字万般摆弄，把自己曾拥有的革命精神、斗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在交易中卖光输光， 自甘堕落、自甘沉沦、自欺欺人，把自己所有的亮光消蚀完毕，还美其名曰：“潇洒走—回”，极而致之，“过把瘾就死”。最后，一个个人不是人，鬼不是鬼，行尸走肉一般，提前进入棺材等死，连安魂之处都找不到：有的完全演变成了蛆虫，孵化出成群的绿头苍蝇，然后又借着这腐败继续繁殖，祸害世界。二十多年过去了，发生在许家屯们身上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难道不就是这样一个个真实而荒唐的故事吗?三十九年前，伟大的毛泽东就预见到了这一切：“……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随着邓小平修正主义温香烟雾的散灭，那种“危险的情景”终于成为现实，亿万人民瑟缩孑立在资本主义的寒风之中，罪恶滔天的帝国主义又神气了起来，曾经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于空前困难的绝境。如果神圣而伟大的无产阶级大民主依然存在，如果那写进宪法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武器依然掌握在人民手里，这一切能够发生吗?这一切能够存在吗?一切损公利私的交易都会受到揭露斗争：一切腐败在萌芽苗头状态就会被批判制止；邓小平纵使有三头六臂七十二变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他对毛泽东时代伟大成就的造谣诬蔑很快就会被揭穿，而不至于在二十多年里被颠倒黑白的重复千万遍欺骗蒙蔽了全社会：许家屯们也不至于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连个安魂之处也找不到，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也就不至于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不仅不至于如此，如果无产阶级大民主依然存在，中国共产党更加巩固、坚强；广大劳动人民能够继续掌握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蒸蒸日上，象王进喜为代表的工人阶级苦战三年拿下大庆油田那样，象万吨水压机、核潜艇、大型喷气式飞机《运十》、两弹一星以及人工合成胰岛素、核糖核酸那样，几乎是赤手空拳起家，几年工夫，一般不超过十年，就开发研制成功并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照这样的速度，再经过这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早就全面达到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不至于现在国家安全险象环生，靠进口战斗机、潜艇、驱逐舰，还达不到台湾的军事均势而内荏色虚，更不要说在美帝国主义面前噤若寒蝉。至于美帝国主义，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解放运动的高涨，无法剥削、掠夺各国的资源而激化国内矛盾，受到全世界人民内外夹攻，庶几已经崩溃灭亡。至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象现在巴勒斯坦、阿富汗、伊拉克、前苏联国家的人民也就不至于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铁掌下遭受如此蹂躏!只要中国不改变颜色，只要中国保持建国后三十年的发展速度，谁能说这是不可能的呢?五、 后 记当我读完许家屯的《香港回忆录》，决心把在阅读过程中的感悟写下来并行文至此时，当不得不为查找核对一些事实资料和对某些观点重新思考确定时，我许多次暗自发笑：真似又一次阴差阳错。作为一个平生最大愿望是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员，在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象一个螺丝钉那样尽心尽力足矣，甚至在文革中当了两次反革命的十年苦难都未能改变这个愿望，在长期被排挤、压制、迫害中，都“死乞白赖”的不愿离开专业岗位，而现在，却不得不在一个生疏的领域里来做这篇政治文章。我常想，那些在毛泽东时代被选拔培养的“根红苗正”的干部队伍、理论队伍都到那里去了呢?在经过了长期国内外正反两方面实践检验的真理面前，在炙手可热的现实面前，在日益逼近的越来越严重的人类社会危机面前，某些理论家们、某些共产党员们，一个一个象患了怪病似的：失明、失聪、失语、失禁．．．．．．有的甚至连脸谱都来不及换就急不可待的去参加另一场剧的演出。回观此文，列举的事实资料没有一件是属于秘密的或解密的新鲜资料，所表达的观点虽然会被权势们斥为“极左”甚至“文革余孽”，但也都是大路朝天的简单逻辑思维。我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又做了一次《皇帝的新装》里那个童言无忌的孩子罢了。而眼下，我已是快马加鞭奔花甲之年了。中国历来就有“初生牛犊不怕虎”、“自古英雄出少年”之说，大抵是对少年的勇敢持鼓励褒扬之态度的。然而，从群体上看，在构成人的各种要素中，除了共性的外，老年、中年、青少年是各有特点的。在思维上、精神上，老年人是阅历、经验、思想较多而练达、沉稳、老成；这是说得好听一些，如果尖刻一些，老年人中也较多世故、圆滑、保守的成分。青少年则与之不同，阅历经验思想较浅，而多勇敢、多直率、多热情，但又常被成年人讥为“生瓜蛋子”、“太嫩”。然而，回顾一下历史罢，在民主自由的发展史上，青年人总是在起着生力军的作用。就象《皇帝的新装》一样，全民都出来瞻仰，唯独一个孩子说了句真话而揭露了真相。那真相需要揭露吗?只要不是盲人，大家都看得见的，只不过是那孩子多了一些无世故的勇敢罢了。有孩子们带头，是人类的幸运，也是人类的悲哀。幸运的是，终于有孩子们出来为挽救人类危机做些事；悲哀的是，最早看透真相、最有资格揭露真相、最不应该畏惧死亡的成年人、老年人却是失语不言：而那说破真相的少年因缺少经验和锻炼，又极易被哄骗、被镇压、被收买。于是，皇帝一次又一次的羞辱了全体老百姓，而百姓们也不可能不为自己的怯懦、愚昧、短视付出沉痛的代价。我常常想，当人们在愤怒控诉、揭露、声讨历史上嗜血成性的侵略者、统治者对同胞对人民的摧残和屠杀时，为什么不去用更大的义愤去揭露、控诉、批判自己的和同胞的麻痹、瞒骗甚至助纣为虐呢?如果不是这些麻痹瞒骗和助纣为虐，这些悲剧，这些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啊!我们千万不能因为矛盾的性质不同、处理方法的不同而有丝毫忽视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是随时可以转化的-看一看眼下资本主义复辟的恶果，有多少是一开始就是明火执仗的敌人造成的呢? 因此，我想，无产阶级大民主绝不应该再是孩子们的专利，单由孩子们搞起来的民主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实际上，无产阶级大民主是由老年的毛泽东发明的，带头的。只有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一起团结奋斗而形成的大民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大民主到底在哪里?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也不是什么政党、团体、人物恩赐的，它也不是什么体制下培养训练的。它萌生于每一个人对真理的觉悟里，它发育于每一个人要做主人公掌握自己命运的意志里，它成熟于每一个人学习、调查、研究、思考里，它滚动于每一个人每一天现实与思想的碰撞里，它降临于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习惯的揭露、分析、批判和决裂里!它起于青苹之末，源乎滥觞之涓，而汇聚成震荡五洲之风雷、翻腾四海之云水!让不识时务的维护剥削阶级旧制度的可怜虫们得意猖狂于一时罢，人民的觉醒和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来了，全人类解放的时代也就来到了!我坚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2002年8月8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