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舟

这周读到的最好文章是查建英女士为《纽约客》撰写的长文“ Enemy of the State ： The complicated life of an idealist ”。文章刊于四月二十三日《纽约客》的“北京来鸿”专栏，长达十页，叙述了同父异母哥哥建国的多舛人生故事。 

建国生长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社科院的哲学家，生母从事歌剧研究。父母离异和常年寄宿学校无疑给建国的童年投下阴影，使他游离在家庭的边缘。与许多五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中国男孩一样，建国崇拜效仿青年毛泽东，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英雄情结。文革爆发时，天性桀骜不驯的建国成为狂热的红卫兵实在意料之中。

1968 年，建国和一群红卫兵到内蒙古插队落户。这一去就是二十年，把青春留在那片广褒的草原上。无情的事实是，他并没有改天换地，倒是穷乡僻壤把他变成一个刻板迟钝的乡巴佬。同是北京知青的妻子后来决意不让女儿留在乡下做农民，最终说服建国在八九年回到北京，使二十年的理想历程以幻灭结束。

建国返回京城那个初夏发生的事使他的信仰彻底崩溃，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他进入了一个漂泊时期。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沧桑巨变，建国身不由己卷入谋生的挣扎中，他自嘲自己一生心强命不强。建国在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民主理想，退党；为自由理想，辞职，再辞职；为爱情理想，离婚，再离婚。至今是一个在思想上、事业上、经济上、感情上的 ‘ 漂流者 ’…… ”

这个生活的失败者心中始终抱守空想的“救国理想”，寻找“揭竿而起”的机会。当建国及其同道在 1998 年成立 CDP 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线，也没有准确地估测到国人的心理。他们既缺乏深厚的民间草根，又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未与精英阶层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进行沟通。他们这种以卵投石的社会尝试毫不意外地失败了。

查建英用简约清晰的语言，平稳地讲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故事。虽说我对妹妹笔下的悲情哥哥怀有同情和尊敬，但我更欣赏妹妹的理性和自由主义风格。查建英十八岁考入北大中文系 77 级，八一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南卡罗莱纳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读文学。中美顶尖学府的教育赋予她坚实的写作功底和思想前卫的聪慧，她的文章能登上高雅新锐的高眉杂志《纽约客》，可见功力不凡。

记得八十年代曾读过查建英早期小说《丛林下的冰河》，这种留学生文学对当年渴望留洋的我留下深刻印象。二十年过去，查建英思想更成熟，笔力更锋健，她在这篇文章中对九十年代后中国社会和精英知识分子精神变化有深刻的思考和中肯的评论，让人掩卷沉思，心潮难平。

我不欣赏更不赞同建国这类人物乌托邦式的空想，不过，我喜欢查建英的朋友劳瑞 · 西格尔（ Lore Segal ）用那部 “ 企鹅的远征 ” 的纪录片来打的比喻：“企鹅是一种笨拙可笑的动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蹒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只要一到水里，他们的泳姿多么优雅美丽！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勇气，因为如此纯洁而如此淳美。”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7/04/23/070423fa_fact_zha?current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