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手举白纸抗议严厉的防疫政策，悼念日前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死于火灾的至少10名遇难者。 （2022年11月27日）

2022年末将至，绝大部分国家的居民已恢复疫情前的生活状态。然而，中国是唯一的例外，极端的疫情管控让中国人在过去三年心力交瘁、怨声载道。就在过去的这个周末，人们的不满达到顶点，中国全境出现大面积的民众抗议浪潮。

从乌鲁木齐到上海，从北京到成都，高校里，大街上，人们高喊“解封”“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文革要改革”等口号，还有人高呼“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在一贯严控言论自由和抗议活动的中国，这次示威十分罕见。

“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是世界疫情应对的优等生，现在它变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恢复到相对正常社会的国家，”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法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暨人权协调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Larry Gostin)对美国之音说，“我想部分原因是中国领导层、特别是习近平的偏执。”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副教授陈希对美国之音说：“不管从现在看到的民怨，还是从经济，从社会反馈都显示中国需要作出调整，而且是比较大的调整。”

尽管面对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中国官媒新华社在11月28日发表清零三连评，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从刚出生的婴儿到百岁老人，不遗漏任何一个感染者，不放弃任何一名病患”，该社评说。

公共卫生专家高斯廷说，习近平知道中国必须给清零政策找到退路，他似乎在等待一个能够“不丢脸而全身而退”的机会。

“但是中国已经快没时间了”，高斯廷说。

清零高于一切

刚刚获得第三个五年任期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将“打赢抗疫攻坚战”与他的政绩联系在一起。这个政治因素，加上中国疫苗准备、医疗资源与民众心理调适都没有完成，导致中国领导人在疫情三年之后，仍然无法下决心放松清零政策。

这也带来了中国多年未见的巨大民怨。

今年4月，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最大的城市上海实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全程封控。突如其来的封城导致人们缺衣少食，次生灾害不断。

经济学家咸郎平的母亲在等待核酸检测的过程中死在急诊室外。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仅次于习近平的二号人物李强在封城初期慰问群众时，遭到群众质问，并有人大骂李强“有罪于国家、愧对先烈、愧对天地”。

11月，人们惧怕相同的例子正在北京上演。由于疫情数量不断攀升，北京几百个小区实施封闭管理，一夜之间，学校关门，商铺闭店，每个北京人如今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有家不能回”，或是“一夜之间失去了自由”。

除了大城市，在中国的二线城市和小城镇，新冠带来的次生灾害每天都在上演。11月，一名甘肃兰州的3岁男童一氧化碳中毒，其父亲表示，在求救期间由于新冠封控政策延误了及时的送医时间。“疫情三年，就是他的一生”，这一标签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名58岁患有抑郁症的女子跳楼自杀，然而由于小区门被铁栏杆焊死，悲痛欲绝的女儿无助的跪在母亲身边，等来的不是救护车，而是母亲的最后一丝气息。

在广州，两名年轻女子被防疫人员捆绑起来，双膝跪地并双手反绑的一幕，再次引起了民众的公愤。

11月24日就在西方庆祝感恩节的同一天，新疆乌鲁木齐一个居民区发生火灾，官方报告造成10人死亡，9人受伤。中国社交媒体上，民众质疑封控措施阻碍救援，表达对极端疫情管控措施的不满。而当局在发布会上强调火灾原因是“居民自救能力弱，对消防疏散通道不熟悉”，更是引起了巨大的民愤。“能说出这样毫无人性的话，今晚他们睡得着吗？”网民质问。

据投资银行野村(Nomura)估计，今年11月中旬，中国37座城市有约3.4亿人（约占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处于某种形式的封控状态。

“清零政策对于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是一次巨大的人权侵犯，不仅仅是封城，也是每个中国人手机上的健康码监控”, 乔治城大学公共卫生法教授高斯廷说。

中国所有居民的出行都要依靠健康码，而后台大数据对每个人的行程了如指掌。《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今年6月，当一些中国公民试图到郑州的一个村镇银行进行维权会董事，他们的健康码由可以自由出入的绿色变成了必须隔离的红色。人们担忧当局已经开始利用健康码进行社会控制。

经济损失

除了违反基本人权，清零政策另一个巨大的影响是中国的经济。

中国经济在10月遭遇进一步放缓。中国统计局公布的10月经济数据显示，长达一周的中国国庆节假期对消费促进作用极其有限，作为消费指标的零售总额自5月来首次萎缩，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房地产投资加速回落。

此前，中国官方和许多投资银行预测中国在2022年的经济增长约在5.5%。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调低至3.3%。这减少的2.2%的增长率意味着中国将失去近四千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尽管如此，中国卫健委发言人米锋在11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并称“要反对不负责任的态度，防止‘一放了之’”。

“现在的中国，国际贸易和旅游陷于停滞，供应链被严重扰乱”，公共卫生专家高斯廷说，“我认为，这个政策使得公众对习近平的信任降低，并且粉碎了所谓中国政策高效的泡沫。”

拜登总统的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博士(Dr. Anthony Fauci)周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节目中说，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在公共卫生层面上没有意义。

“如果中国的目标是让所有人，特别是免疫力低下的人都注射疫苗，那么一个暂时的封控可以理解”，福奇说。“但是他们在似乎没有什么目的和长期目标的情况下进行冗长的风控，这在公共卫生层面上没有意义。”

社会撕裂下，什么是可能的退出机制？

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仍然有庞大的人群对新冠没有自然免疫或是疫苗免疫，这让中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耶鲁大学的陈希教授说，中国政府的考虑主要有三点，一是从死亡率上，中国的疫苗、抗病毒药还没有落实到位，放开清零可能导致短期内死亡率的大量提高。第二点是从重症医疗条件的来说，医疗存在短板。此外，民众的心态也没有做好调整。

“这使它（政府）不敢下决心作出大的动作”，陈希说。

他表示，在引进疫苗方面，中国存在可负担性的问题。“如果是按照美国市场的定价，或者是国际市场的定价，我觉得中国医保可能很难负担”，他说。

“中国又希望能够不被卡脖子。所谓这些疫苗和引进的药品都可能存在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一旦不让使用或者提价了以后，中国就可能有国家安全问题。所以在谈判中，不仅仅要这个产品，还要产权，让这些谈判都变得旷日持久”，陈希补充说。

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清零政策，而没有在过去三年致力于加强其医疗力量。

陈希说，新冠作为一个自愈性的疾病，需要关注和干预的就是危重病人。

“中国的病床并不缺，每10万人的病床，数字和美国基本相当。但是危重症的病人是需要重症监护病床的，这个床位中国是极缺的”，他说。

按照各国政府公布数字的统计，重症监护病床，在中国每10万人里有3.6个床位，在新加坡，这个数字是11个，美国大约29.4个左右。

就这个短板来看，一旦放开，将不可避免的出现一定比例的重症。“那么以中国现有的短板，中国的重症监护病床无法承担,” 陈希说。

与此同时，大量医疗人员都在进行核酸检测，投放在长期准备上的医疗人力更少。

中国11月11日宣布“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20条措施”（简称20条），宣布取消或暂不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并通过缩短检疫要求、简化旅行规则和调整隔离制度来放松动态清零政策。

然而在政策的相对放松之后，好处似乎并没有落实到民众头上。北京在撤销了核酸点位后，人们需要花比原来多一倍的时间排队进行核酸检测。在疫情上升的石家庄市，虽然中小学开学，人们的恐慌心理却没有放松，“大家都不敢去。”

“动态清零，国家是希望它更加精准，减少损失。但是地方又很难做到，然后又会层层加码一刀切。所以真正做起来就变得非常复杂，很难做到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耶鲁大学的陈希指出。

“国家的政策想法和地方的实施存在很大的落差”，他补充说。

公共卫生专家高斯廷认为这个二十条政策“太少太晚”。“这确实是个进步，但是中国仍然是唯一一个存在严格旅行限制的国家”，他说。

“尽管奥密克戎的毒性已经减弱，然而对于那些没有感染过病毒，以及没有注射过mRNA 疫苗的人群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威胁”, 台湾长庚大学新兴病毒感染研究中心主任施信如在给美国之音的邮件中写道，“对于中国来说，最好的疫情应对措施，以及减缓对经济影响的措施就是接种疫苗，新一代的疫苗。”

公共卫生专家高斯廷补充说，中国需要特别确保老年人和易感人群增加高效的mRNA疫苗接种率。“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不承受巨大生命损失的情况下走出来”，他说。

根据中国官方数字，截止2022年11月1日，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群体全程接种人数2.28亿，全程接种率86.38%，完成疫苗加强免疫接种1.8亿，占68.2%。然而在80岁以上老年人中，全城接种率为65.7%，80岁以上老人加强针接种人数只有该人群总数的40%。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专家陈希说，如果不能保护这个群体，那么中国的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大。

“这个病主要影响是老人，年轻人是受负面影响最大的，所以年轻人希望放，老人又希望被保护。所以社会的撕裂比较严重，”他说，“如果不能有效的把特别的群体保护起来，那么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