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鑫宇失踪事件在1月28日峰回路转，经过三天快速又混乱的信息冲刷，目前整个事件急需一份官方通报来了结。但这种了结不是全盘终止事件舆论，因为它无法剥离附着在事件上的所有疑虑。不管这种疑虑是阴谋论的此生品，还是对生命的真切关怀。

在胡鑫宇遗体发现以来的这几天，舆论中的主要倾向是明显的，那就是公开暗示胡鑫宇是自杀非他杀。虽然持论者在推出这个判断时措辞严谨，但掩饰不住得意劲。顺着这种微妙的心态，已经很有些声音，在号召关注青少年的心理抑郁问题。

这是两种分头展露理性的观点，确实也有其合理之处，青少年心理健康更是一个常规的公共利益点。可在舆论场中并置这两种主张，又会感到不调和，有异怪的感觉。因为它通过暗示与明指，将死亡责任归结为胡鑫宇及其家庭，若这样当然不妥。

有一个需要把握的关键点，是在确认他死亡的前提下，“胡鑫宇失踪事件”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他的死亡，与对他的寻踪过程。他的死亡动机可能与学业有关，最后自毁于无法挣脱的抑郁。可他失踪三个月的遭遇，不只是私人问题，更是事件公共性的极大彰显。

这么说吧，这次风波是命名为“胡鑫宇之死”，还是“胡鑫宇失踪事件”，决定着看待、理解的两种视角。如果你接受前一个命名方式，那如果司法鉴定确认胡鑫宇是自杀，你的关注就终止了，然后还可以凭借早前的预言庆祝非凡的预测能力。

可如果你不承认、不接受前一种命名，而是认可后一种命名，你实际上可以有机会看到更为恰当的事件本质。亦即，这个本质不是一个青年学生如何被突然降临的抑郁倾向吞没，而是一个人在失踪后他及其家人怎样被权力对待，这才是失踪事件的本质。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死亡事件，而是一连串官民无效互动、长达100多天的失踪事件。在自杀结论下，胡鑫宇死亡一直到他被发现，一个人的遗体在不算荒野的地方被侵蚀毁坏三个多月——而导致这个悲惨结果的，是无效搜索与贫乏的信息供给，这是失踪事件最折磨人的部分。

早前的许多论者，在抛出“胡鑫宇是自杀”的推论时，都不忘念叨一句推理小说、法医小说的陈词滥调：“尸体会说话”。言下之意是，尸体会以它的法医学特征，为探寻死因提供可靠的科学定论。可问题在于，哪怕尸体会说话，你能听得着吗？

信服这句话的人当中不乏聪明人，但这种聪明的无害之处，只能限定在得出“自杀”结论这条线内。一旦他们翻越这条线，用挖苦、暗讽质疑来展露聪明劲时，就露出了格局的小来。因为，他们把胡鑫宇失踪事件缩小为单次死亡，进而省略了失踪事件的意义。

假如自杀结论成立，胡鑫宇失踪事件实际上包含两次死亡：一次是他终止最后一口气的生理死亡，第二次则是他作为“一个人”所包含的尊严、尊重等特征的社会性死亡。前一种死亡已经被过度谈论，而对后一种死亡的讨论相当不够，才刚刚开始。

一个细节是，胡鑫宇遗体地点位于国家级储备粮仓库的大院里，而这个大院在他失踪4天后就被排除在搜索范围之外。现在汇总的信息看，之所以没被仔细搜寻，是因为仓库级别高。这时候，一个人的价值与一处场所带来的忌惮之间，就有了令人痛楚的比较。

换句话说，从2022年10月18日开始，胡鑫宇的死亡进程就悲剧性地进入了第二种死亡阶段，一直到他面目全非的遗体被发现，这个死亡才告一段落。而这一死亡的外在形式，就是轰轰烈烈的、却早已迷失方向的搜寻行动，以及洋溢在稀少信息中的绝望。

也只有确立这次事件恰当的命名，才能讨论它的公共价值，才能探究胡鑫宇失踪事件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这绝不仅仅是一名高中生的离奇消失（这只是表象），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事实表明“不见”是因为“无视”），而是代入了关注者对自身安全的焦虑。

如果我们不能挣脱胡鑫宇失踪事件中对单一死亡的迷思，或者说不能摆脱公共讨论中耍聪明式的言说，最后即使也在讨论胡鑫宇死亡的动机，却显得相当不诚实。毕竟，如果不能解除笼罩在胡鑫宇第二次死亡上的轻慢与懈怠，有如何能真正推进青少年心理看护呢？

“尸体会说话”，那所说的“话”不只是印证大聪明们先人一步的言之凿凿，还以其本可避免的损毁“诉说”人之为人的实际处境。因此，确立胡鑫宇失踪事件的公共性所在，聚焦点应是检讨他大体被置于野外百日的悲惨遭遇，而不是用青少年心理、亲子关系等虚词令公共性失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