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左）和李克强（右）。（图片：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政治局常委会里“共事”的十年时间里，习近平时时处处给李克强小鞋穿的重要原因是“武大郞开店”的心态作祟，因为从一九八二年至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开的整整二十年时间里，李克强无论是在政治坛资历还是真实学历上，都曾力压他习近平一头。

我们在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共历届全国党代会上发生的“民主事故”》里介绍了发生在一九九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的“民主事故”之一，是因为已经内定接班团中央书记处书第一书记的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李克强在中央委员的预选过程中名落孙山。

最主要的落选原因，无疑是他李克强的名字和当时还在任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的名字双双出现在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人，认为团中央不应该占有两个中央委员名额的党代表们自然把李克强当成了差额对像。 原因之二是知道李克强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选的党代表们更是认为李克强是典型的“直升飞机干部”，虽说团干部都是相对年轻，但即使是在当时的那届团中央书记处里，他李克强的资历也不如其他几位。

当时的以宋德福为第一书记的共青团第二十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排名是刘延东、李源潮、张宝顺、李克强、洛桑、刘奇葆、冯军。

这届团中央产生于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三年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李源潮和宋德福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李克强被增选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请注意，当时来自上海的李源潮的名字是排在来自军方的宋德福和来自北京大学的李克强前面的。

李源潮是七七级，一九八二年一月，早七八级的李克强七个月毕业，被增补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已经是团上海市委书记，官至正厅局级。

而一九五五年出生，比一九五零年出生的李源潮年轻五岁的李克强则是本科毕业后没离开北大校门即被直接任命为相当于正处级的北大团委书记职务， 同年底成为十一届团中央常委。

北大团委书记职务担任不到一年，李克强即被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相中，征得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的同意后，李克强于一九八三年年中成为团中央的专职干部，具体职务是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官至国家机关的正厅局级。当年底被增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后，待遇上继续为国家机关的正厅局级。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三十日，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的大背景是刚刚结束了中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进行了中共执政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新老交替，此前在一九八二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胡锦涛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在筹备这个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过程中，胡耀邦相中的中宣部部长接班人选，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朱厚泽被邓小平恩准，胡锦涛则被安排到贵州接替朱厚泽的省委一把手职务。

于是，在团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宋德福接替了胡锦涛的第一书记职务，会议同时增选张宝顺、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增选洛桑、刘奇葆、冯军为团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增选和调整后的团中央书记处由十人人组成，即第一书记宋德福、书记刘延东、李源潮、李海峰、何光伟、张宝顺，李克强、洛桑，刘奇葆、冯军。一九八八年召开的团十二大上产生的领导班子继续保持这一排列。

当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等人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分别做了讲话。足见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在中共政权内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说它是党中央的“后备军”，真的是毫不夸张。

也正是李克强从北大团委书记调任团中央任专职干部的那一年，笔者当时的一位朋友，与胡锦涛同时从甘肃调进团中央的时任团中央组织部处长告诉笔者，团中央恢复建设之后，中组部即发文规定，团中央第一书记为正省部级，团中央书记处的前两名为副省部级，排名第三及往后的书记处书记都只是正厅局级，团中央候补书记则是副厅局级—-也可以是正厅局级。

如此说来，当时的李克强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排名第六，尚还属于正厅局级，所以这也应该是他在十四届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被党代表们差额掉的原因之一。而当时的中共高层之所以内定了李克强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年龄因素肯定是主要考量。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里李克强最为年轻，排名在他之前的五个人里，最年轻的李源潮和张宝顺都出生于一九五零年，较李克强年长五岁。

 在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我们也已经介绍过，虽然从中共十三大开始实行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差额选举时即已经规定，从中央委员预选中差额下去的可以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差额名单，但当时的中共高层考虑到团中央第一书记被安排为中央候补委员似乎不太恰当，于是便把李克强内定为次年三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当时的这个第八届全国人大也是第一次实行常委会委员的差额选举，但李克强顺利过关，两个月后正式接替了宋德福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在此基础上，他李克强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再次被安排进中央委员预选名单，这一次终于顺利过关。与此同时，比李克强年长两岁的习近平虽然“当选”了是届中央候补委员，但却是排名最后，也就是说，他是所有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得票最少的一个。

时光又过了五年，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李克强顺利继任中央委员，习近平则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转正。如此说来，如果不是十四上的中央委员意外落选，比习近平年轻两岁的李克强成为中央委员的时间应该比习近平早整整十年。至于具体的官阶相比，当年李克强大学一毕业即官至正处级的同时，因为父亲的安排，在正营级秘书位置上退役的习近平被官升一级，成为河北正定县委副书记，相当于中央机关副处级。

也就是说，李克强在中共官场上一出道就力压习近平一头。接下来，习近平官至正定县委书记，相当于中央机关正处级，但与此同时的李克强已经是正厅局级的团中央学校部部长了。习近平从一九八八年六月开始以福建宁德地委书记身份官至正厅局级，而此时的李克强享受正厅局级待遇已经长达五年之久了。

一九九三年李克强官至正省部级的三个月之后，习近平终于熬成了副省部级，被中组部批准为福建省委常委。至于习近平晋升至正省部级的时间也是比李克强晚了整整五年。一九九九年八月，习近平被安排为福建省的代省长……。

综上所述，资历上不如李克强，是习近平嫉恨李克强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自然就是学历上的对比了。

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开过之后，习近平和时任福建省省长贺国强相约一起去看望刚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老首长”，前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言谈间，习近平透露出在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最后的内心委屈，认为自己是受了邓小平儿子邓朴方的“政治牵连”。贾庆林和贺国强都鼓励他，要继续用自己坚持在基层工作的成绩证明自己不是靠“家庭背景”，而是全凭个人努力……。

回到福建之后，贺国强又适时提醒他习近平，要“补上学历不足这一课”。贺国强特别忠告他，“文革”中没有高考，凭推荐上大学是“时代的产物”，并不是哪个当时被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自己不愿意凭考试进校门。但是确实，有些工农兵学员在恢复高考之后就抓紧给自己“补课”了。

贺国强特别给他习近平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和习近平一样以省委副书记身份成为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卢展功和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李源潮，说这两个人在文革中都是工农兵大学生，但恢复高考之后又都参加了高考，再学习四年后拿到学士学位。

贺国强也还特别提醒他习近平，不要在学历上被自己的同龄人比下去了。

在贺国强的提醒下，习近平靠着当年在清华当工农兵学员时的上铺兄弟，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希的帮助，于一九九八年开始“攻读博士”。欲知详情，请参阅笔者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发表于本专栏的《习近平靠录音磁带修成“法学博士”》。

海外中文网上曾有一篇标题为《李克强、习近平学历比较》的文章，说是“李克强与习近平的政治权力之争，实际上代表77年后的高考生与‘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的智慧之争”。

文章中详细介绍说：1978年初，时任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克强参加文革后首届高考，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据他当年的同学姜明安(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宪法、行政法学者)介绍，在北大学习其间，李克强学习勤奋刻苦，思想活跃，并且展现出比较强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任校学生会主席。期间在恩师龚祥瑞(著名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学者)的影响下，李克强和他的几个同学都注重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并曾参与翻译著作《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任职团中央期间，李克强在北大在职攻读经济学，先后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导师为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影响颇大的经济学家厉以宁。李克强的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李克强、习近平学历比较》一文的作者进一步评论说：与习近平同为知青出身的李克强是靠自己的本事，从安徽农村考进北京大学。大家知道，当年南方省份的高考录取线是大大高于北方省份的。所以我认为，李克强的学业是优秀的。而习近平只是1975年被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大学生）。我不是否定工农兵大学生中也有一些优秀人物，但是习近平绝对不是那种优秀人物。习近平的爸爸习仲勋算是优秀的人物，但是习近平不是。习近平比他爸差多了。

大概是因为习近平对自己的大专文凭不够满意，所以，他利用同清华大学前校长陈希的关系，搞了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论文博士文凭。所谓论文博士，就是中国在1980，1990年代搞的，不需参加普通博士生入学考试，也不必到校听课，只需做个论文，就可以了。

笔者这里需要指出一点， 陈希当时的职务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不是校长。习近平在“攻读博士“之前的基础学历，首先是中学没有毕业，其次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经历连真正的”大专”也算不上。

笔者过去十几年里，已经陆续在多篇文章里介绍和评论过中共历届副国级以上官员中假学历和伪学历泛滥成灾的现象。文章中“表扬”了只有王歧山一人，一直是只满足于自己的“大学普通班”学历。

所谓“大学普通班”的说法，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以李克强为代表的七七和七八两届大学本科毕业生同时拿到了各大学的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分外眼红的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不但要求当局承认他们的“本科”学历，甚至还要求给他们 补发学士学位证书。当时的中央书记处还专为此事开过会，期间到底经历了怎样一个复杂过程，如果要详细介绍的话，足以单独成书。这里只介绍一个结果，就是当局最终决定把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六年入校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给以“大学普通班”的雅称，以区别于恢复高考之后的大学本科和两年制“大专”。

如上《李克强、习近平学历比较》一文的作者还说：当年李克强也搞了一个论文博士文凭。但是，李克强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的论文博士文凭还是有点实际价值的。因为，他的导师是厉以宁。厉以宁是搞西方经济学的，是搞股份制改革的，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开明人物。李克强在北大读法律学时就对经济学感兴趣。所以，李克强读北大的经济学论文博士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虽然都是所谓“在职”，但李克强的北大经济学在职博士学历和习近平的清华“法学”在职博士学历，也还是有非常显著的区别的。欲知详情，请参阅笔者刊载于本专栏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法学学士李克强 、法学硕士王沪宁和法学博士习近平》一文。

如今的李克强已经靠老还乡。而此前十年时间里习近平时时处处给政坛资历和实际学历都曾压过自己一头的李克强小鞋穿的内在原因之一，就是他习近平“武大郞开店”的心态作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