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知名社会学家赵鼎新的一封辞职信引发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他表示，要辞去在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所有职务，原因指向3月19日该系内部召开的一场会议。这次会议在其不知情的背景下召开，会上宣布成立“社会学系学科建设工作小组”，进行“站位更高”的改革。

会议召开一周前，70岁的赵鼎新于3月11日卸任浙大社会学系系主任。此时，距离他全面推进浙大社会学系改革刚过去五年。66岁决定全职回国前，他已是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是有国际影响力的社会学家。

知名社会学家赵鼎新。图/视觉中国

邀请赵鼎新回国的时任浙大副校长罗卫东2018年表示，浙大文科整体实力不算弱，主要问题在于缺乏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这种学者到处都在请，浙大给出的条件并非最好。学者们更看重的，往往是加入一所高校能否实现学术理想、能否有用武之地。

打造一个能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对话的社会学系，是赵鼎新来浙大时的理想，也是中国高校文科改革的一次实验。从国际排名看，实验比较成功：在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浙大社会学从五年前位列150名开外挺进到前100名。今年3月发布的2024年泰晤士高等教育榜单中，浙大社会学被列为A+，位居中国大陆前三，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并列。但另一边，浙大社会学系在国内第五轮学科评估中的结果并不理想。

辞职风波后，仍担任浙大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和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的赵鼎新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他坦言，短期内同时提升国内、国际排名并不现实。多位受访学者表示，浙大社会学系改革的得失，也反映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挑战。

“墙外开花”与“墙内香”

2012年，赵鼎新以访问教授形式开始在浙江大学短期工作。同时期，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主办中国政治社会学讲习班，赵鼎新是筹办人之一。寻找报告人时他发现，国内社会学研究的议题很窄。“讲习班主要聚焦于民族主义、国家、全球化等大问题。找对口的研究者上课时，任何议题外国学者很好找，国内学者相对稀缺，这是我没想到的。”赵鼎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在国内搭建团队，将研究视野拓展，“做大国的学问”。当年，主管文科的时任浙大副校长罗卫东邀请赵鼎新来浙大创建人文高等研究院。于是，赵鼎新主动提出要在浙大社会学系进行改革。

浙大的社科类院系中，社会学系根基不算深，1999年由杭州大学哲学社会学系合并而来，2009年划入公共管理学院。赵鼎新到来前，全系正副教授、讲师加起来只有十几人。对赵鼎新来说，这恰恰为改革提供了空间。2019年，他全职加入浙大社会学系，任学科建设首席专家，2021年11月起任系主任。

他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大力引进在海外顶尖学校毕业、经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青年学者。校方为此也投入了真金白银，“在每个人才上都投资了一千多万，还提供了住房优惠条件”。短短五年，社会学系新引进30多名青年人才。二是改革评审考核机制，对新引进海归青年学者，长聘评审考核要求是85％的学术成果为国际发表，15％为国内发表或课题。

具体而言，考核优先级中，社会学金字塔尖上的是两个国际社会学顶刊《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一篇独作论文算5分，其他六个学术影响力也很强的国际期刊，发表一篇独作计2分。此外，在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SSCI期刊）上发表一篇普通一区的英文论文算1分。SSCI期刊通常被分为一到四区，一区分值最高。在另一所国内双一流高校社会学系任副教授的张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套标准“在国内可以说是最严苛的之一，老师的压力会相当大”。

能拿到更多分数的是专著。“如果能由西方顶级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本质量很高的英文专著，就计10分，基本长聘就能过了。”赵鼎新解释，这套标准是为了“鼓励青年学者把一些最为关键的学术成果推向海外顶尖学术杂志和顶尖大学出版社”。据他介绍，浙大社会学系近几年的发表情况“已经比当初设想的好”。目前，系里老师在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部著作，有6部著作已签订发表合同。

从一开始，浙大社会学系改革采取的就是“墙外开花墙内香”的策略。另一方面，据赵鼎新称，校方对社会学系引进国内顶尖人才的力度不太满意。赵鼎新反复尝试从国内高校引进具有“长江学者”等头衔的资深教授，至今没有成功。

一位熟悉浙大社会学系的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中国社会学的学科规模不大，一共只有几十位顶尖学者，一般其所在学校都不会放人。对尚在创业期的浙大社会学系来说，这带来了一个后果：较难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浙大社会学系官网显示，该系现有全职教师45人，2018年前入职的教师有十几人，部分手里有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或省级课题。2021年9月，该系首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2项，分别来自赵鼎新和社会学系教授菅志翔。新引进的青年学者，主要学术成果以海外期刊论文和英文出版物为主。“从某种程度上说，赵鼎新在浙大的改革只能选择‘墙外先开花’这条路。”前述学者说。

不过，张潇认为，如果浙大社会学系采取一种相对更均衡的策略，强调国际化的同时，也让部分学者将重点放在本土，可能对学科的长远建设更有益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2000年复建之初就是“两手抓”，采取多元化人才布局，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原主任李强的带领下，短短几年内，就聚集了沈原、郭于华、景军、王天夫等多位出身于国内，或在海外有求学或任教经历的学者。“学科建设要兼容并包。”

赵鼎新没有放弃“墙内香”的努力。依照社会学系改革的考核要求，在国内顶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分数也等同于在少数国际一流期刊上发文。他原本的计划，是让年轻学者在预聘期六年内逐渐适应国内环境。目前，全面改革进行了五年。

3月11日，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召开干部宣传会，宣布由周江洪兼任社会学系系主任，免去赵鼎新的社会学系系主任职务。图/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微信公号

六年后，他们能适应吗？在社会学学科，国内最有分量的两个刊物是《中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社会学系礼任教授刘思达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过两篇论文。第一次是2007年，他27岁。第二次是2023年，他仔细阅读了当期及之后的连续几期，发现几乎所有论文的作者都是正教授。

他表示，当下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现有学术发表和评价体系过于论资排辈，浙大社会学系在体系里还没有一席之地。“这几年常听后辈们谈起在国内发表之难，实际上，国内的文科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刘思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21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复系20周年之际，赵鼎新写了一篇文章。他指出，中国学界不仅是个学术共同体，还是一个与各种人脉和资源密切相关的关系网络共同体。

三年后，赵鼎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改革的真正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学术为中心”的生态。长聘考核的终极指标只有一个：学术质量和品位。2019年，浙大社会学系成立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北大、清华、人大、中科院、斯坦福大学等学府的社会学系教授为主。“在系这一层级，是否过长聘，最终由学术委员会来判断。如果你文章质量高，差一点分数也没关系。我们2019年引进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外籍青年学者，去年转为长聘副教授，他在浙大期间只发了数篇文章，考核分数并没有达到，但学术委员会所有人都说他的研究意义重大，难度也很高。”

赵鼎新坦言，发展好一个学科，需要长周期、连续性的支持，但在这方面，改革面临了一些阻力。“比如虽然校方对人才经费投入很大，但社会学系日常运营经费严重不足，使我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在外面募捐。”

目前，在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官网上，赵鼎新已被移入“荣休教师”栏。而在社会学系的青年学者中，对未来的疑虑、担忧仍没有散去。“现在竞争太激烈，全国范围内只有极少数人能发国内顶刊。我们很清楚自己将来要在国内的学术体系里活下去，不可能和国内完全脱节。” 一位不愿具名的浙大社会学系青年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未来，浙大社会学系将何去何从？赵鼎新说，目前，他与浙大校方仍有如下共识：浙大社会学系的建设目标按照国际一流标准不变。“我更关心的是系里的学术氛围和文化，这是看不见的东西，也是建设一流社会学系的关键所在。”对于浙大社会学系下一步的改革方向，社会学系一位负责宣传工作的老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还没有更新的规划或政策发布，“各方面没有变化”。

“社会学系还可以这样搞”

将赵鼎新到浙大改革的时间点，放到中国社会学整体的发展脉络中考察，可以看到更深远的变化。自1979年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内部的学术评价体系大体经历了两次转向。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陆远长期关注学科发展史，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第一次转向发生在2005~2010年间，有海外求学背景的青年学者开始大量回国任教，在海外有影响力的华人学者也逐渐加深与国内学界的交往，各高校社会学系在考核时逐渐增加了对国际期刊发表的重视。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努力和国际接轨的转型期，努力融入国际主流学术体系，成为中国学术界的迫切愿望。社会学只是大潮中的一分子。

2017~2018年前后，这种情况达到顶峰。“我记得很清楚，大概六七年前，一个老师的研究水平很高，但他在评正教授时需要向评委会解释：为什么一篇国际论文都没有。”陆远说。反之，在部分高校，如果一个学者在职称评审时拿出二三十篇英文文章，评委会可能连看都不看，“数数”就给过。但不可否认，对英文论文学术价值的判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第二次转向在2018、2019年前后开始，中文期刊发表逐渐得到强调。这也是赵鼎新开始浙大社会学系改革的时期。近两年，这一趋势愈发明显。陆远所在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国际化程度在国内相关院系中位居前列，近一半老师有海外求学背景。但目前想要晋升，最硬的三个指标是论文数量、国内一流期刊论文和国家级课题。

2002年，教育部开启学科评估，由各高校自愿参加。2016年 “双一流”建设开始后，学科评估结果和“一流学科”的评定有着密切的捆绑关系，因此，成为多数高校学科发展最重要的“指挥棒”。

张潇参与了其所在社会学系的第五轮学科评估申报工作。他透露，院系在上报学科建设成果时需要填表，表格主要包含论文、课题或项目、专著、教学、获奖等。论文最多上报40篇，且中国期刊论文不少于二分之一。包括国家社科基金等在内的国家级科研项目课题是必选项，“有多少填多少”，著作最多报10项。

多位专家指出，这种现实还导致中国社会学过度重视定量研究。前述青年社会学者说，定量研究效率高，“出成果”快，在学科内部有更高的“话语地位”，但如果量化分析流于程式和表面，就会变成“定量八股”：先有几个假设或模型，然后放一段数据，最后推翻或论证假设或模型，只是把一个常识性的现象用一种看似“专业”或者“科学”的方式表达出来，而需要花费大量工夫去调研的定性研究则比较边缘。

在浙大社会学系，赵鼎新鼓励青年学者多开展定性研究，在人才引进上，围绕历史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宗教族群社会学等国内相对薄弱的领域布局，对中国当前重大社会问题以及一些前瞻性问题展开系统研究。“我鼓励年轻人去做‘十年磨一剑’的学问，尤其是一些非常重要但目前国内学术体系下较少资助的工作。”赵鼎新说。

陆远说，中国社会正经历巨大的变迁，每天有大量鲜活的事件发生，社会学家“应该到现实的田野里去”，为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及其变迁背后的动力提供深刻的解释和洞见。但研究“大问题”意味着更长的研究周期，这与现有评价体系有相悖之处，而这是所有人文社科学科面临的共同困境。数量和指标化管理，是用理工科思维来管理文科，适合文科发展的评价体系应更具灵活性。

38岁时，赵鼎新从昆虫生态学转向社会学研究，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既没有像牛顿定理一样的共同法则，也没有像进化论一样的覆盖性法则。社会科学中，不同的人可以去研究差不多的事情，但却因为对人类生存方式的理解不同，而采取多样的视角、分析手法和叙事方式。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薛澜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学术发展的模式不能千篇一律。教育部学科评估的初衷是在一定标准下，让多数学校推动其学科建设尽快赶上来，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有必要的，但到今天，很多学校已经发展到一个很好的阶段，下一步需要在共性发展的基础上去强化个性。他建议，可以考虑先在少数几所学校进行试点，在不颠覆现有学术体系大框架的前提下，获得更多个性化的探索空间。

赵鼎新说，他在浙大社会学系的改革，就是为了在国内现有学术体系内提供另一种可能性，让人们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学还可以这样搞”。“多样性最重要，就像集邮一样，我希望再多集几种类型的邮票。”

“社会学中国化”2.0版

在学科建设之外，赵鼎新选择加入浙大社会学系，还出于一种学术野心：他希望培养一批年轻人，既带着中国视角和中国问题意识研究，又能和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形成对话。“不是特意去强调一些西方世界‘没有’而中国特殊的东西，而是在本体论、认识论层面确立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目标。”赵鼎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社会学是研究具体情境下社会过程和现象的一门学科。以中年之龄的“局外人”身份突然闯入美国社会学界的赵鼎新发现，无论是中国留学生还是华人社会学者，只要在美国做社会学研究，即使是研究中国，都会有意或无意地把“美国的时空框架”作为前提，而不是想办法突破它。“这是我最不满意的。”赵鼎新说。

何谓“美国框架”？多位在美任教的社会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如果研究中国问题，美国社会学一流刊物所“期待”的文章“套路”是，研究现象背后有一个因果机制，该机制不仅能用于中国，也能用于美国。

赵鼎新认为，“套路”背后潜藏着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底色。但一个社会现象可能有多个解释机制，有一定逻辑能力的学者都能找到“有利证据”来构建自洽的论证，研究者的价值观、功利、狭隘就会凸显出来。赵鼎新称，这些机制背后深层的宏观社会结构不能忽视。他想做的是“大结构背景下的机制分析”，也即在方法论层面将中微观和宏观分析更好地融合在一起。他认为，这是一个认识论层面的创新。

“我为什么让浙大社会学系老师一开始就瞄准了西方顶尖的刊物和出版社，因为我们学者的创新只有让西方人在一定程度上能理解，形成对话，才能真正把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传出去。” 他强调。

社会学对自主知识体系的追寻,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开始，老一代学者吴文藻、费孝通等人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与其学科特性有关。陆远分析，相比其他聚焦特定社会领域的社科学科，国内社会学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中国社会，“本土化就始终是中国社会学的追求”。

在浙大社会学系这个阵地，赵鼎新实践的是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的本土化。他举例说，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问题的研究，往往落点于发展中国家法治文化落后等原因。浙大社会学系的一位年轻研究员，经过训练和指导后，初步发现，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执行难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知识产权条款的“霸王条款”程度。“这就从对国家文化语境的关注，转入知识产权文本本身的性质，坚持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也更接近事实。”

在陆远看来，中国社会学当下面临的问题，是都知道要“讲好中国故事”，但缺乏发现故事、同时把它讲出去的能力。

陆远指出，一些本土化研究探讨的并非真问题，这种趋势过度发展下去，可能造成社会学降格为一门以具体应用为主的学科或自我工具化，而社会学应该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总体性观照或反思。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宁在2022年发表的《迈向社会学中国化2.0版：挑战与路径》一文中提出，社会学中国化2.0版的追求，是形成在国际范围内被普遍承认的中国范式、中国学派或中国话语体系。中国学者应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并让国际同行听得见、听得懂、听得进，而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

“我知道西方学术框架很难突破，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整个西方的学术‘大厦’里东敲碎一块玻璃、西敲碎一块砖，目的是让西方人意识到，他们提出的东西并不是看问题的唯一方式。”赵鼎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