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特朗普的胜利 怀念白人特权才是真正推手

对白人特权对怀念

这种“怀旧式帝国主义”在冷战时期尤其明显，虽然里根和小布什等领导人也曾利用类似的策略，但他们意识到过度孤立盟友或以种族为核心的煽动可能带来政治风险。

然而，特朗普却毫无顾忌地放大这些风险，将白人民族主义的情绪化为政治动员的利器。他将白人选民对“失去特权”的恐惧和愤怒转化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不惜牺牲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和全球领导地位。这种孤注一掷的策略虽然在短期内巩固了其基本盘，但长远来看，既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声誉，也加剧了国内的种族和文化分裂。

作者：霍华德·W·弗伦奇

编辑：阿K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与美国社会中的怀旧情绪关联紧密，这种情绪的影响似乎远远超过经济因素如通货膨胀。特别是在唐纳德·特朗普击败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赢得总统大选后，这种情绪尤为明显。

虽然许多人试图将美国选民对激进政治转向的原因归结为通货膨胀，但这一解释实际上经不起推敲。从经济数据来看，美国近期的经济表现远好于其他七国集团国家（G7），就业率达历史新高，通胀率从2022年一度高达9%迅速回落至2.6%。油价作为美国人日常开支中的重要部分，目前也保持在较低水平。然而，选民似乎并未因为经济稳定而选择更加温和的政治路线，反而转向支持更具对抗性的政策。

保守派专栏作家乔治·威尔也批评了这种“通胀说法”的荒谬。他指出，特朗普的政策实际上“承诺提高生活成本”，因为其计划对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这一经济后果显然无法解释选民的政治倾向转变。

要理解这种转变的真正原因，需要关注特朗普的竞选核心议题和政策计划，特别是他明显退步的种族政策。他在竞选期间毫不掩饰地强调了这一点，并在当选后通过任命一系列强硬派人士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方向。

例如，他迅速组建了一个执行移民政策的强硬团队，包括任命斯蒂芬·米勒为政策事务副幕僚长，汤姆·霍曼为“边境事务沙皇”，以及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为国土安全部长。这些任命表明，特朗普政府将致力于大规模驱逐无证移民。

完成这项壮举将给美国经济和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冲击，其程度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无与伦比。特朗普的狂热追随者们承诺将开展突击检查，并建议驱逐整个家庭以实现他们的目标。

鉴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规模较小，要完成如此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可能需要动用国民警卫队——包括从共和党领导的州向民主党领导的州派遣部队，此举的合法性值得怀疑。

自特朗普首次踏足美国政治舞台以来，他便一直在为其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政治议程铺路。从他最早的一次竞选演讲中对墨西哥人进行攻击性言论，到后来对移民问题的种种歪曲与煽动，其措辞之激烈与立场之鲜明，引发了持续争议。他曾公然指责墨西哥人是“强奸犯”，宣称委内瑞拉等国家释放监狱囚犯，致使“罪犯涌入美国”，甚至散布毫无根据的恶毒谣言，称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海地移民在捕杀当地的宠物。

2018年，特朗普用“粪坑国家”一词形容发展中国家，这一言论被广泛解读为带有白人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倾向。此类国家在他眼中，多是黑人和棕色人种的家园。这一立场也得到一些盟友的呼应，其中包括身兼特朗普顾问身份的亿万富翁伊隆·马斯克。马斯克曾公开呼吁女性多生孩子，这一主张得到了另一位保守派支持者塔克·卡尔森的赞同，并将其与种族问题挂钩，进一步强化了特朗普政治阵营中日益浓厚的种族主义议程。

特朗普和其团队还将触手伸向美国宪法中的出生公民权原则，试图挑战这一根基性的法律条款。这种质疑背后的意图早在2011年便初露端倪，当时特朗普公开“质疑”时任总统奥巴马的出生公民身份，并要求其出示出生证明。他的言论中还流露出对北欧移民的偏好，进一步揭示了其政策背后的种族目的。

特朗普在教育领域的动作同样暗藏种族议程。他的盟友在佛罗里达州和其他一些州掀起对学校图书馆的“清理”行动，集中针对那些直面美国奴隶制历史和后遗症的书籍，以及涉及性别和性取向多样性话题的书籍。同时，特朗普声称要保护白人免受“逆向歧视”的教育政策，则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他的种族化叙事。

今年7月，他更放言要动用司法部对存在种族歧视的学校采取法律行动，包括对其征税、罚款，甚至没收捐赠收入。这些资金将被重新分配给特朗普口中因“非法和不公正政策”受害的“真正”美国人。这些政策既是其“保护白人”论调的延续，也标志着他对教育体系的全面干预。

特朗普提名皮特·黑格塞斯（Pete Hegseth）担任国防部长似乎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黑格塞斯是福克斯新闻资深主持人，没有政策背景，他因攻击军队中的多元化努力而闻名，称黑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Q·布朗（Charles Q. Brown Jr.）将军因支持“觉醒”计划而应被解雇。

据报道，特朗普的过渡团队正在考虑成立一个由退役军官组成的“勇士委员会”，一些分析家担心，该委员会将能够清除对特朗普不忠的军官。如果他被参议院确认，黑格塞斯可能对执行该委员会的建议至关重要。

所有这些都符合煽动文化战争的模式，这种战争主要是基于白人怨恨，以维持政治支持。正如历史学家大卫·W·布莱特（David W. Blight）在《纽约时报》专栏中敏锐地写道的那样：“特朗普利用我们的社会裂痕，使其更加深刻、丑陋、痛苦，从而变得更有用。我们被提醒，文化战争是通过煽动而不是寻求和谐来赢得的。在一个分裂的社会中，邻居和家人不是站在同一战线上，团结联盟、善良和快乐并不能赢得选举。”

布莱特的评估虽然敏锐，但却忽略了特朗普战略和诉求的重要全球层面。在气候变暖达到危险程度时，特朗普承诺放弃国际气候协议（就连埃克森美孚的负责人也表示这是一个错误），反对风能，并誓言“钻吧，宝贝，钻吧”，威胁将单边关税作为核心经济战略强加给其他国家，假装美国可以通过强硬的姿态和咆哮取胜。特朗普正在从事一项精心策划的幻想，既具有血统，又充满危险。

特朗普的战略背后，是一种对昔日白人主导时代的怀旧情绪，正如历史学家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种对19世纪和20世纪全球“美国梦”的执念。在那个时代，美国人能够假装“美国”这个词与“白人”画上等号，而通过足够强硬的外交姿态便能让其他国家屈服。这种“怀旧式帝国主义”在冷战时期尤其明显，虽然里根和小布什等领导人也曾利用类似的策略，但他们意识到过度孤立盟友或以种族为核心的煽动可能带来政治风险。

然而，特朗普却毫无顾忌地放大这些风险，将白人民族主义的情绪化为政治动员的利器。他将白人选民对“失去特权”的恐惧和愤怒转化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不惜牺牲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和全球领导地位。这种孤注一掷的策略虽然在短期内巩固了其基本盘，但长远来看，既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声誉，也加剧了国内的种族和文化分裂。

更为关键的是，特朗普所推崇的“自愿主义”政治品牌，主张美国能够对任何不利于自身利益的事务果断拒绝，无需在全球事务中承担过多责任。这种看似强硬的立场，与华盛顿方面相对衰落的国际地位形成鲜明对比。当前，美国面临的不仅是其他大国这样的主要竞争对手的崛起，还有一系列中等强国逐渐壮大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美国将认识到，为了取得成功，它需要与他国进行强有力的合作，并加强内部的和谐。特朗普所开创的道路上，四年时间对于整个美国来说可能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学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