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尹锡悦为什么自毁？

长期横亘于韩国社会却被忽略的大象原形毕露

12月 3 日深夜至 4 日凌晨，韩国突如其来的“六小时戒严”，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那个“紧急戒严之夜”，每一幕都像电影画面般超现实，社交媒体无死角的即时直播更增添了戏剧性。戒严军乘坐直升机降落在国会前庭，全副武装的士兵破窗，试图进入国会大厦，普通市民深夜迅速集结，与军队对峙……这场“戒严风暴”，荒诞到让人难以辨别是现实还是影视剧。

“六小时戒严”风波后，不仅韩国社会，全世界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尹锡悦为什么这么做？”然后，即便最了解尹锡悦的总统府高级幕僚、执政党领袖、保守媒体《朝鲜日报》等，第一时间都陷入震惊，难以理解他不惜“自毁”的疯狂之举究竟为何。

从常识角度来看，这场潦草的“政变”似乎毫无准备，是从开始就注定失败的鲁莽之举。事后披露的信息显示，陆军参谋总长朴安洙甚至与普通民众一样，直到看总统发表紧急电视讲话后才知晓实施戒严，以及自己被任命为戒严司令官。“戒严令”颁布后，包括戒严军在内的各部门行动混乱、迟疑不决，以致在一团混乱中，190 位国会议员迅速齐聚国会，并以迅雷之势通过了解除戒严的决议。

从民意层面来看，此次“戒严令”傲慢地挑战了韩国社会共同的底线，激起了对军事独裁统治时期沉痛的集体记忆，从而使得不同政治光谱的民众迅速且空前地团结在了尹锡悦的对立面。当晚，通过社交媒体，人们见证了民众与戒严军对峙的坚决果敢，也目睹了令人忍俊不禁的特种兵笨拙爬窗等“怠工”场面，以及个别士兵撤退时对市民鞠躬致歉的场景。

从法律角度来看，此次紧急戒严令存在明显违法、违宪之嫌。根据韩国宪法第77条第1项，戒严令的颁布需满足“战时、战乱或相当于国家紧急状态”的前提条件，这显然难以成立。“戒严令”第一条“禁止国会及地方议会、政党的活动以及一切政治结社、集会和示威”，也被诟病为“复刻朴正熙或全斗焕时代布告的法盲条款”。此外，1997年针对全斗焕、卢泰愚的“世纪审判”后，韩国取消了叛国罪和军事叛乱罪的诉讼时效。这意味着，即便戒严成功执行，尹锡悦及其同谋日后也难逃法律制裁。

但当事件足够荒诞，总会激起坊间八卦玩梗的热情与揣测，有人将其解释为尹锡悦在执政危机下的荒腔走板、酗酒导致的认知障碍、受人蛊惑蒙蔽，也有人将其归因于第一夫人金建希，戏称尹锡悦“一怒为红颜”云云。然而，驱动尹锡悦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动因，即便难以从常识、民意、法律等“理性”角度出发理解，也并不能只从上述个人“脱轨暴走”的“非理性”层面加以解释。

众说纷纭中，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考方式：尹锡悦为何“非理性”地选择戒严这一军事手段，而非他本人或更擅长的司法或政治手段来达成目标？当我们不执着于探寻他的动机，而从他选择的手段——“戒严令”入手，或许更有助于理解这一闹剧，及其背后折射出的韩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性特征。

当地时间12月7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发表讲话向韩国民众道歉，承诺不会有第二次戒严

“冷战幽灵”

何为戒严？在韩国，它意指在战时、战乱或与此类似的国家紧急状态下，将特定区域的行政权或司法权移交给军方，并可限制宪法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制度。与“戒严”一词的含混性相比，英语“Martial law（军法统治）”或德语“Kriegsrecht（战时法）”从字面上更清晰地点明了其军事统治的本质。戒严以法律的名义宣布并实施，这也意味着，由军方接管、暂停宪法权利和民主程序的“特定区域”，并非“法律空白地带”，而恰是“合法地带”，即“法律被合法地悬置”的例外状态。

早在一百年前，卡尔·施米特在其著作《政治神学》中即已洞穿例外状态的本质是国家主权的彰显——主权者是例外状态的决定者，主权即例外状态的决断权。换句话说，现代宪法几乎都规定了“紧急状态”下的国家“法外之权”，韩国也不例外。

然而，对于在冷战摇篮中诞生的韩国而言，以戒严为代表的“紧急状态”却是印刻在国家襁褓中的烙印。可以说，韩国戒严史也是一部伴随着冷战军事独裁而展开的血腥国家暴力史。

韩国最早的戒严始于1948 年 10 月，距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时任总统李承晚为平息全罗南道丽水、顺天地区及济州岛的“叛乱”，先后两次宣布戒严。讽刺的是，当时韩国尚未制定戒严法（直至1949 年11月才颁布）。据韩国学者金春洙的研究，早期戒严的法理依据源自日本帝国时期的“戒严令”，其实施则依赖韩军中伪满洲军出身军官的“焦土化作战”经验，同时也借鉴了1946年美军在大邱实施的戒严程序与训练，美军亦实际扮演了顾问角色。

就这样，在李承晚治下，日本明治时代的“戒严令”与美军的Martial law在二战后的韩国交汇，开启了其冷战戒严史。1948年至1954年，持续六年多的军警围剿“叛乱”导致济州岛10%以上人口死亡，这段历史便是韩国作家韩江小说《不做告别》的原型。

自1948年成立以来，韩国政府总共发布了16次戒严令，包括12次“紧急戒严”和4次“警备戒严”。除朝鲜战争期间实施的几次严格意义上的“战时法”外，其余都与政治事件相关。从1960年李承晚镇压四一九运动，到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再到1972年建立“维新体制”，及1979年朴正熙遇刺后新军部长达440天的戒严。在半岛分裂及与朝鲜军事对峙的背景下，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国家准则，为“紧急状态”赋予了几乎天然的合法性。借助“戒严令”，将一些特殊异见者排除在“良民”之外，政府便可在不经公众或国会监督的情况下合法行使暴力，包括逮捕、刑讯逼供、镇压，甚至屠杀。更为残酷的是，受害者、幸存者及其亲属因为社会的敌视与偏见，甚至不敢发声喊冤。

然而，随着20世纪 80年代后韩国实现制度民主化及冷战的结束，在当代韩国民众心目中，充满暴力血腥的戒严早已同“军事独裁”一道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正因如此，12 月 3 日深夜突然复活的“紧急戒严”，仿佛“冷战幽灵”再现。韩国民众对此下意识的错愕、惊恐，继而勃然大怒的情绪反应，更像是一种“见鬼了”的心情。

然而，对此次戒严毫无思想准备，也从侧面反映出，沉浸于“发达国家”“自由民主”等现代化叙事的韩国民众，俨然忘却了冷战从未离去、韩国仍是一个处于分裂体系的“非正常国家”的事实。尹锡悦通过拙劣的表演提醒韩国民众，他们并没有如自己想象的那样，已将冷战历史以及与冷战紧密套嵌在一起的殖民历史送进坟墓。

尹锡悦的“理性”

尹锡悦有一种独特气质，仿佛是一位从冷战时代穿越而来的“遗老”。这在1987年民主化后韩国历任总统身上极为罕见。

这种气质或许与尹锡悦长期担任检察官的职业身份有关，而检察官在冷战时期常常扮演的便是肃清“敌人”的角色。作为总统，他不善沟通妥协，语言与行事缺乏政客常见的圆滑，看待内政、外交、甚至历史问题时，也常常呈现僵硬的冷战思维。他似乎总在树立假想敌。对外，将朝鲜及所有“非自由世界”国家视作威胁；对内，将在野党、进步人士及一切对其持批判态度者一概贴上“反自由势力”、“反国家势力”、“黑暗煽动势力”的标签。此次戒严的真实目的是与在野党政治斗争，对外宣称的名分却是“铲除反国家势力”,“重建并守护已陷入深渊的自由韩国”。直到国会否决“戒严令”，并不得不宣布解除“戒严令”时，他仍浑然不觉做错了什么，反复宣誓与“反国家势力”斗争的决心。

从尹锡悦一贯的言行逻辑可判断，他并非失去理性的“护妻狂魔”，而更像是不断重复着陈旧语言，遵循着历史惯性的“冷战遗老”；作为经验老到的前法律界人士，他不可能不知此次戒严令违法甚至违宪的风险，让他铤而走险的“合法性”来源，很可能是凌驾于宪法之上的“隐形宪法”——根植于朝鲜半岛分裂体系之上的《国家安保法》。

由于朝韩尚未宣布终战，韩国至今仍是与朝鲜处于敌对状态的准战时国家。在韩国思想家白乐晴看来，朝鲜半岛的分裂已在朝鲜战争后的70 多年“非战非和”状态下，在南北巧妙的共生关系中，逐渐演变固化为一种体制，他将之命名为“分裂体制”。

分裂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双方内部会不断自我繁殖巩固分裂的动能，从而使得分裂难以轻易化解。韩国的戒严史便是典型例证，军事威权政府频频利用分裂现实制造“国家紧急状况”，以合理化对国内反对者的镇压与压制。分裂体制不仅影响政治，亦渗透进韩国社会与日常生活，并与各种社会结构与要素深度结合。譬如，义务征兵制与长期慢性的战争危机使得军事文化渗入社会与家庭，不仅加剧了社会组织内部乃至性别层面的不平等，也加剧了日常的暴力。

分裂体制对法律层面的重要影响，突出体现在《国家安保法》中。同《戒严法》一样，这部制定于1948 年李承晚镇压丽水、济州岛“叛乱”背景下的法律，将“紧急状态”合法化并套嵌至韩国的国家治理结构之中，一直延续至今。与大动干戈的《戒严法》不同的是，《国家安保法》显得分外日常且“温和”，也正因如此，其危险性也更为隐蔽。白乐晴犀利地指出，《国家安保法》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对叛乱魁首处以死刑等可怖条例，而在于其“温和”的第 7 条规定，对“赞扬、鼓励”朝鲜主张或体制者最高量刑不超过7年。这赋予了检方仅以触犯“赞扬、鼓励、同情”等暖昧字眼，便可合法实施拘捕的特殊权限，也因其量刑不高，不引人注目而获得社会的默许，从而成为一部日常的戒严法。而尹锡悦时刻挂在嘴上的“反国家”一词，便来自这部法律。

由此观之，尹锡悦的行为并非完全非理性。若从冷战历史惯性与朝鲜半岛分裂体制下韩国的“国家理性”角度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他执意铲除“反国家势力”的历史与现实逻辑，这就是他的“理性”所在。只不过，或许近来战云愈发浓密的半岛局势与全球新冷战氛围，给了他某种错觉。又或许他过于自大，竟鲁莽地选择了戒严这一最激烈且过时的军事手段，以致于走向“自毁”的深渊。

当地时间5月19日，韩国京畿道杨州市桧岩寺，尹锡悦和夫人金建希出席佛教界活动

“大象原形毕露”

分裂体系下的韩国，尽管已迈入民主化时代，却从未真正摆脱戒严所象征的合法国家暴力及其在日常生活的渗透。这一未竟的历史，也许正是韩江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所在。她以文学的方式直视并揭开了这一历史的伤疤，并暗示了伤疤之下随时可再度引发溃烂的病灶所在。而对于“冷战遗老”尹锡悦而言，这一政治素人的鲁莽之举，也在无意间掀开了层层障眼纱幔的一角，使得长期横亘于韩国社会却被忽略的大象原形毕露。

正如白乐晴所言，如果韩国只满足于制度民主化，却不努力克服分裂体制，那么前者无异于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城堡。这一观点在此次“六小时戒严”风波中再次获得了印证。如果此次尹锡悦选择以某种方式挑起与朝鲜的军事对峙或冲突，再以“战时、战乱或相当于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实施戒严，这场“政变”或许不会如此迅速地以闹剧收场，但韩国社会也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值得庆幸的是，真实的“战乱”事态并未发生。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如果国会未能表决通过针对尹锡悦的弹劾议案，韩国即将迎来如2016 年底敦促朴槿惠下台时的大规模市民烛光集会。然而，如果目标仅停留在“下台”或“逮捕”尹锡悦，而缺少新的政治想象力与语言，那么很可能仍将重蹈上次“烛光革命”的覆辙，选出下一位更聪明、更合时宜的“尹锡悦”。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教授、韩国-朝鲜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