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封控亲历者：差一点就登上那辆出事的转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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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December 20, 2024

新冠疫情封控期间，贵州转运大巴翻车事件造成27人死亡，震惊全国。当时身在贵阳的刘默迪就在这场“生死劫”中与死神擦肩而过。这也成为迫使他决心“润”出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疫情封控期间，他有怎样的经历？又有哪些体悟和反思？

“当时想起来还很后怕。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就是一个动动手指头，可能我要么就上车，要么就不知道了。” 2022年9月18日，就在贵州转运涉疫人员的大巴发生侧翻的那个夜晚，刘默迪差一点就登上了那辆“死亡巴士”。

“如果碰到被转运，我也没有能力去反抗”

来自东北的刘默迪曾常年和家人生活在江苏，但疫情期间，他恰好独自在贵阳工作了两年。就在当地因疫情而严厉封控期间，贵阳市为执行高层下达的三天“社会面清零”指令，在9月17日连夜对多个区的疑似感染与密接人员执行转运。

刘默迪回忆说：“当天下午就说，15楼发现了一个密接，需要转运隔离。我们就很担心，因为我就住26楼。当时已经挺晚了，然后群里有人说，15楼开始到20楼还是多少，要下楼。然后第二天上午，就听说那个事情发生了。”

刘默迪谈到，当时被强制转运的人们来自不同区域，被拼凑在同一辆大巴上。但是当他们举家登上那辆大巴后，面临的却是“万劫不覆”。事发后，除了当时在微信群里转发的信息，刘默迪发现，网上搜索不到任何相关信息：“包括这27个人，他们代表的这个家庭后期得到哪些处理，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以当时的状态，也没有办法过多的去问。”

贵州转运大巴翻车事件造成27人死亡，20人受伤。这一惨剧激起了全国民众对于“清零重于人命”的极端防疫政策的不满和愤怒。很多人说：“我们都在那辆大巴上”。刘默迪的贵州朋友们第二天就给他打电话说：“如果大白敲门要让你上大巴或者转运，你就打死都别去。”

但刘默迪说这不可能:“如果真是我碰到这个要求被转运的话，其实我也没有任何能力去反抗，去保护自己。因为当时不光是中国的政府以及他们雇佣的这些大白，包括我的左邻右舍，他们都会极力的把我赶出他们的这个环境。”

刘默迪表示，当时的情况是人人自危：“在任何一个行政辖区内，只要出现任何一个疑似病例，就像一颗炸弹在人群当中爆炸一样，会让当局者，也会让身边的所有人都草木皆兵，都会视你为洪水猛兽。” 他说，在当时苦难的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很少有真正的人文关怀，都害怕别人影响到自己，因为没有任何公权力能保护他们，只能靠自己。

在解封之后，刘默迪第一时间就辞职，回到了江苏。

疫情期间的疯狂：无所不用其极

回首三年疫情及封控，很多事情都让刘默迪至今难以忘怀。他说：“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孩子在江苏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要求每个孩子必须打疫苗。但是当时我们都听说这个疫苗并没有经过一定周期的临床试验，然后老师在家长群里发信息，每个孩子必须打，这个是‘政治任务’。”面对这个“政治任务”，刘默迪和妻子反复和幼儿园沟通，想尽一切办法拖延不给孩子打疫苗，最后甚至直接表示，如果非打不可就让孩子退学。最终，他的儿子成为该幼儿园唯一未打新冠疫苗的儿童。

在疫情期间，刘默迪也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寸步难行。当时，他是一家服装企业的高管，必须经常乘坐飞机、高铁去参加每一季的订货会。在贵阳尚未实行居家隔离时，由于拒绝打疫苗，他的健康码长期是黄码，几乎无法出行。他说：“迫于无奈，因为一边要工作，又不想耽误公司的事情，我打了一针（疫苗）。因为如果不打这一针，不光我自己自身的出行受影响，整个公司都没有办法正常的上班，必须要关停。”

就在贵阳启动疫情封控的那天，刘默迪亲眼目睹了大白锁住了他们那层楼的安全逃生门。他和大白据理力争，指出如果楼层内有心脏病人或者糖尿病人，需要去医院透析，或者有孕妇等怎么办？大白的答复却是：“那个不是我负责，跟我没有关系。”

刘默迪认为，各地当时对于疫情的管控就是像在抓GDP，或者是在计划生育期间的“百日无孩运动”一样，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手段则无所不用其极。其间，更发生了很多令人发指的事情：“甚至我在被隔离的时候，还听说我隔壁楼里面的女孩子为了拿物资，大白逼迫这些单身居住的女孩子与其发生性关系，作为一种勒索。”

“他们活在那个谎言当中很舒适”

针对当局采取的“清零封控”做法，刘默迪认为，这并非简单的为了防疫，而是与习近平连任和为二十大保驾护航，以及对全民的服从性测试都有很大关系：“如果真是为老百姓的话，也不会突然宣布封城，也不会突然宣布解封。因为突然封城造成了很大的人道灾难，突然解封则造成了更大的人道灾难。我听说解封的时候，很多大城市的火葬场人都烧不过来，尸体是堆积的。”

刘默迪说，虽然现在已是科技昌隆的文明社会，但是中共的治理手段还是用最原始、最粗暴的方式，没有任何进步：“现在跟大饥荒的时候，村口站着拿枪的卫兵、要就地饿死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你可以在疫情封控期间死在房间里，但是你不能给中共添麻烦，不能给境外递刀子。”

他认为，只有在这种非常极端的情况下，中共的真面目，包括中国人权情况到底如何，才能明白无误的让每个人切身体验到：“但是以我的亲身经历来讲，我身边认可中共政策的人大有人在，尽管他们自己是受害者。”

刘默迪发现，很多人至今仍被当局洗脑，认为在全世界，只有中国当局保护了老百姓3年，欧美国家则很快就被疫情打败，任由其发展；对于贵州大巴事件，他们也认为是一种意外偶发事件：“他们会说十四亿人，发生这个事情难道不很正常吗？”

刘默迪指出，中共的信息封闭，加上爱国、爱党的宣传及民粹主义, 已经把很多中国人变得愚昧、无知而且盲目自信：“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可能连护照都没有，也没坐过飞机，更不用说来没来过美国和国外。但是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说辞，能够让自己自洽。他们活在那个谎言当中很舒适。”

举家“润”美：“我只不过是想离地狱远一点”

70年代末出生的刘默迪说，很早以前他就看清了中共，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怎样的政权之下。疫情是他有生以来唯一切身体验过的重大社会事件，也促使他加快了离开中国的行动：“它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刘默迪举家“润”美的时候，正值中国的深圳日本学校男童遇害之后不久。在大陆的亲身体验，让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在洗脑教育的环境下长大，成为牺牲品：“我举家来到美国，其实我并不是认为美国任何方面都好于现在的中国，我也不认为美国是天堂，但是我只不过是想离地狱远一点。”

他强调：“我只是希望能够自由，而不像在疫情期间处处都被人制约，处处寸步难行。因为在我看来，疫情一定不是中共的最后一场运动，未来还会有很多场。我也不认为中共会很快倒台，因为在国内有太多人一方面是他们的既得利益者，一方面是他们的拥护者。”

刘默迪表示，他宁可在美国捡垃圾，也不会愿在中国过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因为对于我来讲，自由就是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