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哥文学”流行，背后是怎样的集体焦虑与性别想象？

《四喜》中黄明昊饰演的沈明辉，是一个“理想兄弟”模板。他颜值出众，纵然前期顽劣不羁如“魔童”，却总能在家族最脆弱的时刻骤然变身，成为守护姐姐的盾牌、支撑家庭的“顶梁柱”。他的故事线，精准地呼应了传统社会对“兄弟”乃至“男性”角色的深层期待：可以暂时偏离轨道，但最终必须归来、承担、拯救。

世间少有沈明辉——他从“麻烦”到“担当”的逆袭，掺杂了戏剧性的运气与天赋。但是无数“兄弟”被寄予成为沈明辉的厚望。他们被期待成为英雄、支柱、问题的终极解决者，相对于女性时常面临的“被贬抑”，男性的一种不幸也许在于“被过于抬高”。

这种抬高会增加资源配给，但也会转化为压力，“普通”变得不被允许甚至略带羞耻，让资质平平者，被架在高台上，进退维谷。为了证明自己并非庸常，只能在自己的人生中“强行加戏”，挑战着各种力不从心的“创业”，每一次启动，都极大地消耗着家人的积蓄与期待，待到资源与心力耗尽，悲剧终于落幕。

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引发极大争议的“堂哥”事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一个女子发了一个帖子：



这样的情节其实很常见。

作为家中唯一“男丁”，这位堂哥从小受到不寻常的重视。并非堂哥一开始就显示出天赋异禀，而是有些事规定“男丁”才有资格。比如在很多地方，只有“男丁”才能摔盆打幡为长辈送终，他的成功——而不是女性后代的成功，才会被视为家族荣耀。

接受了新思想的女性，对于这种“特权”显然不服气，看着一个曾有光环的人物屡经挣扎一事无成、只能啃老、最终壮年早逝的命运亦有哀怜。另外，面对至亲逝世，也会让人产生对于人生意义的迷茫，她的感叹，属人之常情。

不曾想这个感叹引发了一场浩大的“堂哥文学”，很多人将堂哥比作屡败屡战却壮志未酬的悲情英雄，一个为家族出路而左冲右突、最终在现实面前陨落的“刘备式”人物，还有人把他比喻成项羽——就没想过项羽失败后都不肯见江东父老，决计不可能坦然啃老。

他的“好高骛远”被诠释为百折不挠的进取，“油腔滑调”被视为“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没有人脉”者“取悦贵人”的手段，他的失败，则被归结为残酷世道下“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宿命。

更有论者慨叹，随着这样一位“撑腰”的男性陨落，一个家族的支柱也随之倾倒。殊不知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更多的是原子式小家庭存在。堂哥的荣辱成败与其他人关联不大。那场被想象得轰轰烈烈的家族兴衰，真正的重量，只沉沉地压在了他年迈父母的双肩上。

如今生存不易，想要成功更难，“失败者”更容易令人产生代入感，对于堂哥的同情悲悯可以理解。但是在信息有限的前提下，抛出“男丁撑腰”“家族支柱”的论调，正是酿成堂哥悲剧的社会与文化根源。他的命运，就是被这套坚硬的性别脚本铸造的。

从出生起，作为“唯一男丁”，他便不再仅仅是他自己，而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必须承载“光宗耀祖”使命的家族图腾。整个家族——无论是否自觉——都将资源与期望向他倾斜，他失去了一个作为普通人的资格。

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不罕见，《高老头》里，拉斯蒂涅在巴黎贵妇圈里寻求机会，为了凑够“装备”，他写信跟母亲要钱。母亲明明充满疑虑，还是想方设法举全家之力凑了1500法郎给他，他姑姑甚至卖掉了自己的纪念物。

母亲信里说：“你迈出的每一步都带着我们的愿望和祝福。爱儿啊，你要小心谨慎。你要像大人一样懂事。咱们一家五口的命运都寄托在你身上。是的，我们的吉凶祸福全在于你。”妹妹则说：“我们想把钱花掉，但花钱的方式很多，正不知买什么才好。你就像西班牙国王的仆人，把主子的表摔碎，反倒解决了他的难题。”

无论是母亲对于他试错成本的提示，还是妹妹不留余地的支持，都说明，他获得了远超姐妹份额的资助，但也背负了全家人的期待。他踏入的不仅是巴黎的名利场，更是一条无法回头的、必须成功的单行道。

《罪与罚》里，杜涅奇卡为了托举哥哥罗佳，不惜嫁给极度冷酷卑劣的卢仁，她母亲给罗佳的信里说：“杜涅奇卡在做出决定以前，通宵没睡。她以为我已经睡熟了，就从床上起来，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走了一夜，最后在圣像面前跪下，热烈祷告，时间很久，到了凌晨，她对我宣布说，她已经下定决心了。”

杜涅奇卡这一夜的每一步都踩在自我之上，最终的决定，是熄灭了自己的光，把灰烬换成了微薄薪柴，投进了名为“家庭希望”的火炉。她此夜的寂静与决绝，比任何哭喊都更沉重。这不是简单的挣扎或牺牲，而是一场漫长而孤独的献祭仪式。

这些不仅是情感上的“重男轻女”，更是一种基于残酷现实的“理性”计算：在一个被认为由男性主导并掌握资源的社会结构里，集中力量培养一个男性，似乎是实现家族阶层跃升或至少维持现状的“最优策略”。

然而，这一策略隐含了两个前提：其一，社会结构永恒不变地以男性为中心；其二，被选中的男性，必然具备“成事”的能力，缺一不可。

现实是两者在今天都已不堪一击。社会结构正在经历深刻的性别重构，女性意识的觉醒与能力的彰显，让男性不再是唯一主体。更重要的是，并非所有被推上“祭坛”的男性，都拥有与之匹配的才能、心性或运气。

拉斯蒂涅就没能成功，花掉那么多钱，只是成了高老头帮女儿养的“情人”。罗佳更糟，他心比天高，以为世人皆醉我独醒，却连自己都养活不起。妹妹的牺牲让他深感羞辱愤怒，决定干一票大的，抢劫杀害那个做典当生意的老婆子。可以说，如果不是他过于被器重，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杀人犯。

文中的堂哥亦然，家族的过度关注与资源输送，催生出他脱离现实的“配得感”与虚幻的自我认知。当“创业”一次次失败，现实的反馈机制本该促使他调整方向，但“家族唯一希望”的光环，使他无法“体面地”退却，也无法接受一个平凡安稳的位置。他必须不断向上攀爬，直到筋疲力尽，从高处坠落。

堂哥的悲剧，远不止是个人的时运不济或性格缺陷，它是一面折射出结构性压迫的镜子。这种压迫不仅伤害了那些在资源争夺中处于劣势的女性——她们的情感和付出可能被长期忽视，成为沉默的“赞助者”；同样也戕害了被捧上高位的男性。

他们被剥夺了“失败”的权利，被禁止流露脆弱与迷茫，他们的个人价值被狭隘地捆绑于世俗成就与家族荣耀之上。当“男人的痛苦叫无能”成为共识时，无数“堂哥”只能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在一次次“创业”中碰运气——事实上，真有安身立命的专业能力的人，就算冒险也是经过缜密思考和论证的，尊重商业的专业性，估算过失败的可能性，而不是单凭想象中的“主角光环”，把自己当成天选之子。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言，人不是生来就成为某种固定的存在，而是通过选择成为自己。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摆脱“男性必须成功、女性必须牺牲”的预设剧本，允许每个人自由探寻属于自己的存在方式与生命意义。

堂哥若能不被“唯一男丁”的枷锁所困，或许就能安于一份寻常工作，享受平凡的人际温暖，而不必在“光宗耀祖”的幻梦中耗尽余生。堂妹的复杂情绪——那不认可中的鄙夷，哀怜中的不服——本身也是这种结构矛盾在个体情感上的投射：她既内化了新思想对个体价值的评判，又无法完全摆脱传统家族叙事的影响。

所以，我们回到堂妹的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也许，那意义不在于完成他人赋予的宏伟使命，而在于挣脱外在的脚本，诚实面对自身限度，作为“人”而非“男丁”或“女眷”，去构建属于自己的、即便微小却真实的价值。

然而，“挣脱”二字，知易行难。 它不仅需要个体思想的觉醒，更呼唤从微观家庭到宏观社会的系统性改善。因为那份期待，固然在家族叙事中最为尖锐，但其根源与回响，却遍布于整个社会结构之中——从“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性情规训，到“成家立业”的成功标准，再到资源分配中无形的性别倾斜。因此，真正的解法，也必然是综合的。

于个体而言， 这是一场从内而外的“祛魅”与实践。他需要挣脱始于承认自身局限，悦纳“普通”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家庭内部开启新的互动模式——通过坦诚沟通、明确边界、主动分担日常责任（而非仅仅象征性的大事），以及真诚认可女性成员的价值，来逐步扭转那套基于性别角色的沉重预期。这不是决裂，而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微小选择，重新协商彼此的位置与连接方式。

于社会层面， 则需要一场更为缓慢但必须发生的“松土”。舆论环境应少一些对“霸道总裁”“年少成名”的单一追捧，多呈现男性在家庭中的协作者角色、在职业上的多元选择，乃至面对压力时的脆弱与迷茫，让“平凡而负责”的形象获得尊严。

教育体系应着力培养基于兴趣与能力的个体发展，而非强化“男孩理应更强”的刻板印象，鼓励所有孩子发展情感表达与协作能力。

经济与政策层面，则需通过更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如普惠的托育服务、平等的产假制度），实质性地降低家庭照护成本，让“养家重担”不必天然压于某一性别肩上，从而为个体松绑。而职场文化也需改变以无条件加班、牺牲家庭为荣的潜规则，承认并尊重劳动者全面的生活需求。

这一切的最终指向，是解构那个“男性必须成为唯一支柱”的神话，转而构建一个更具支持性的社会网络。当“成功”的定义变得多元，当“责任”由更多人共同分担，被架在高台上的“堂哥”们，才有台阶可下，有路可走。

编辑｜刘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