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一直声称自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是一个作家。他多次说过，文学不是“介入”性的，不应该服从于某种政治的、

宗教的或道德的需要。“

“读《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我们可以看到，出于种种原因，他先后两次被开除出党，本来已经是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的他，因立场问题，受到了普遍的谴责；后来他又在精神的层面主动出走，离开捷克，移居法国，按照捷克的传统，一个文人放弃了他的祖国，那就是背叛。昆德拉的作品早期用捷克语写成，有诗歌，有剧作，有小说，还有随笔，到了法国之后，昆德拉又放弃了母语，用法语写作，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主动割断了与祖国的文化之根和精神血脉的联系。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于政治的原因，他的捷克语作品在捷克斯洛伐克遭禁，这可以理解。可是在“天鹅绒革命”之后，为什么他用捷克语写的那些重要作品，比如《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捷克还是没有出版呢？

如果仅仅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追究原因，恐怕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的作者，以昆德拉的精神诉求与身份认同为出发点，分析了其中深刻的原因。1989 年“天鹅绒革命”之后，昆德拉没有迎合政治与制度的变化，也不顾捷克境内出版商和读者的要求，一直犹豫不决，不同意他那些用捷克语写的作品在捷克出版。捷克有著名导演想把他用捷克语创作的重要剧作《愚蠢》（Ptákovina）搬上舞台，也同样遭到了他的拒绝。至于那些用法语创作的作品，虽然捷克有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希望能在捷克出版捷克语的翻译版，但昆德拉坚持他的作品唯有他自己有能力译成捷克语，不同意其他译者翻译他的作品。

对昆德拉的这种立场与做法，捷克文学界的同行也罢，普通读者也罢，不仅仅不理解，更表现出了误解、反感，甚至敌意。如布里埃所言，昆德拉的做法“在捷克共和国常常被看作任性，或者某种傲慢的表示，有损于他的形象。众人被辜负的仰慕往往会被一种强烈的怨恨所取代”。

有的人认为昆德拉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报复，更是一种背叛。昆德拉对这样的反应没有在意，因为他知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应该对历史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应该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他清醒地看到，1989 年之后的布拉格，政治让位给了市场，意识形态的控制让位给了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昆德拉说过：

“20 世纪 60 年代的捷克文化是20 世纪欧洲文化的丰碑。1990 年后，它被完全清除了。他们没有保护这些传统，而是说这从未存在过，说 1990 年之前存在的一切都是坏的。他们想创造完全不同的东西，没有传统，没有几百年里一直延续的血脉的搏动。捷克文化割断了它过去的辉煌，这让一切都变得艰难”。

清醒的认识，坚定了他的立场与选择：他不想让他的作品成为政治的注脚，也不想让他的作品成为他个人经历的附录。在根本的意义上，他不愿“七星文库”收录他的全部作品，坚持“剔除了应时之作或他认为没有完成的作品。其中看不到一点诗歌创作（早于其小说创作阶段）的痕迹，找不到有关万楚拉的随笔集，看不到他创作的三部剧作中的另两部：《愚蠢》和《钥匙的主人们》（Propriétaires desclefs，该剧用法语出版，且在法国已经排演），也找不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他在《辩论》杂志（Le Débat）发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基于自己的这一立场。他不愿自己作品的阐释过于政治化，过于意识形态化，因为这样的阐释完全背离了他写作的初衷与身份认同：他是作家，作品的生命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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