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联系在一起，或者将企业自由与个人自由联系在一起，自古有之，但是自里德里希·A·哈耶克开始更为突出，简直成了英美自由主义的根本思想。这种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他们俩都是学院派经济学家，分别于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奖。但让他们成名的并不是他们的学术，而是他们的论点和影响力。这两本书永远都在印刷出版，很难想象它们会从英美的出版物中销声匿迹。
哈耶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下《通往奴役之路》的。他从奥地利移民到英国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职，于 1944 年出版了这本书。1944 年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股市崩盘、世界范围性的萧条以及两个强大的极权国家的崛起。如果希特勒没有入侵苏俄，那么现在欧洲可能就被分成东西两部分，西边归德国，东边归苏俄。他们都不会采取哈耶克的思想，而英美为了对抗这两大阵营，是不是也应该采取极权主义呢？我们不知道。但在那样的一种国际形势下，哈耶克写了这本书，可能是想警告英美人民德俄模式的本质，也警告他们自身如果效仿德俄的后果。
哈耶克认为英国人在这两方面都没有看清本质。当时的英国人，尤其是很多精英，都认为更多的国家管制对于防止经济崩溃是必要的。他们不认为这意味着放弃自由，但哈耶克警告他们，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将此书献给“英国各党派中的社会主义者们”，告诉他们，中央计划，即使是由民选政府执行，也是一种极权主义。”人不应该让别人告诉你怎样处理自己的私有财产，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忘记了，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不仅对于那些拥有财产的人来说是，对于那些不拥有财产的人来说也是，一点都不少。”
哈耶克当然也承认，有些事情需要政府来做，因为私人几乎做不到。比如我们需要法律和法院来保护财产权并执行合同；需要军队和某种形式的货币，需要一些私营企业无法盈利或难以有效的公共需求。
但哈耶克提出了他的典型论点：计划是自上而下的，需要中央极权，无论这个权力的动机是什么，都不可避免地会演变成极权主义。“从圣洁专一的理想主义者到狂热者只是一步之遥”。他认为社会主义将会摧毁他所认为的西方文明基本原则：个人主义。福利国家或许能让人们有饭吃，但代价却是人的存在意义。人们不仅会失去自由，更糟糕的是会从此麻木不仁。
《通往奴役之路》是在地缘政治极不确定的时代写成的。“极权主义未来会发生在这里吗？”这个问题困扰着英美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卡尔·波普尔、汉娜·阿伦特、以赛亚·柏林和乔治·奥威尔。奥威尔写道，哈耶克“说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比普通民众更具极权主义思想，可能确实如此是”。但奥威尔又说： “他没有看到，或不承认，对于广大人民来说，回归‘自由’的竞争意味着一种比极权更坏的暴政，因为自由竞争可能对他们的需求更无回应。” 我觉得奥威尔这后一段话回答了我对于他的不解，即既能写出《1984》又能认同工党并拥抱社会主义。这句话说出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很多人或者事对自由社会有种恐惧，或者可能并不在乎“人存在的意义”。如果在竞争中失利，对他们来说也是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我想哈耶克会说，这样的人哪里都会存在，但在自由社会里一定比在不自由的社会里少很多。
时间到了1960年代，另外一个新自由主义者走上了舞台。
弗里德曼于 1962 年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书，当时正值“凯恩斯时代”的中期。人们认为政府计划对于刺激增长和维持“总需求”至关重要。如果人们停止消费，公司就会停止生产，工人就会被解雇。大萧条的教训和罗斯福新政告诉我们：政府应该干预更多，而不是更少。前几天我翻译日本中央银行的近年政策一书，骤然发现，日本央行行长黑田是罗斯福总统和左派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追随者，所以要坚定地用货币政策来影响、改善通缩状况。当然美国自伯南克以来也是如此。不过货币政策与基本政策还是有所差别。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给经济创造一种基本环境也是现代资本主义摸索出来的经验吧。
回到1960年代的英国，正如哈耶克所担心的那样，战后工党政府将关键产业国有化，并创建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反对者称之为“医疗社会主义化”。在美国，社会保障和退伍军人等政府项目法案非常受欢迎，巨额支出法案获得了通过。 1956 年《国家和州际国防公路法》授权建设州际公路系统，便利了州际贸易并降低了运输成本。 1958 年的国防教育法案将联邦资金注入教育领域。 1964年，国会宣布就业中的种族和性别歧视为非法。一年后，政府创建了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Medicare and Medicaid）。 1950 年至 1962 年间，政府支出增加了一倍多。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的最高边际税率已经接近 90%。
然而 1950 年至 1973 年间，世界 GDP 却大幅增长，超过以往历史上的增速。美国和西欧不仅增长率高，财富平等也前所未有。 1959年，美国的贫困率为22%； 1973年，这一比例为11%。这也是一个“个人解放”的时期。人们感到自由，表现得自由，并要求更多自由。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打击。按照他们的理论，人们不该有这种自由的感觉，而应该是被动的和依赖的，甚至是失去生存意义的，不是吗？
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噩梦——但是弗里德曼没有后退。 《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书以对约翰·肯尼迪就职演说一句话的轻蔑作为开篇。约翰·肯尼迪的演说中有一句著名的话，提到了“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弗里德曼写道：“这种家长式的话让人觉得政府是赞助人，公民是被监护人，这种观点与自由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相矛盾。 ” （实际上，肯尼迪的话是，“美国人不应该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但不论怎么讲，我同意弗里德曼，这是“家长式”的，也是我讨厌的一句话。）
弗里德曼列举了一系列他反对的事情：租金管制、最低工资法、银行监管、联邦通信委员会、社会保障计划、职业执照要求、公共住房、军事征兵、公共经营收费公路和国家公园。在那本书后面的一个章节，他也反对反歧视法（他将其与纳粹的纽伦堡法进行了比较：如果政府可以告诉你不能歧视谁，就相当于在告诉你你必须歧视谁），劳工工会（反竞争垄断）、公立学校（纳税人被迫资助“编织篮子”这样的课程）以及累进所得税。他认为遗产税并不比人才税更公正。遗产和天赋都是与生俱来的偶然。为什么对遗产征税而不是天赋征税，人们觉得是公平的呢？
弗里德曼书中的很多内容呼应哈耶克的观点。 （从 1950 年到 1972 年，他们也都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弗里德曼在经济系，哈耶克在社会思想“委员会”，听起来像是哈耶克不应该在的地方。）“从保障个人自由的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不可能是民主的，”弗里德曼说，“经济自由是实现政治自由不可或缺的手段。”
和哈耶克一样，弗里德曼也提出了个人主义的丧失。是的，他承认，政府的计划和法规可能会暂时改善生活质量，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将“以停滞取代进步”，并“以千篇一律的平庸取代发展所必需的多样性。这种发展可以让明天即使是最差的也会超越今天的平均水平。”
本质上，“资本主义与自由”是提倡私有化的论点。自由市场是一个价格体系：它调整供给和需求，并为商品和服务配置适当的价格。如果国家想要涉足退休福利等业务，就必须与竞争对手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退休计划也应该有市场。人们应该有选择其中之一的自由，也应该有不选择任何一个的自由。
弗里德曼书中的很多内容都呼应了哈耶克的观点。 （从 1950 年到 1972 年，他们都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弗里德曼在经济系任教，哈耶克在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从保障个人自由的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是民主的，”弗里德曼说。并且：“经济自由是……实现政治自由不可或缺的手段。”
弗里德曼对于如何利用市场方法有一些巧妙的想法，例如，允许投资者支付大学学费，以换取学生未来收入的一定比例。他认为学校阶级和种族隔离可以通过学券制度来解决，学券可以让家长选择送孩子去哪所学校。
我觉得这些办法都是有问题的，但是这里不谈。
在当时对新自由主义不利的情况下，弗里德曼的书第一版就热销50 万册，并很快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原因之一是弗里德曼的宣传能力，即有使自己成为当时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能力。他为《新闻周刊》撰写专栏，1966 年至 1984 年间发表了四百多篇专栏文章（不过我每天一篇，虽然内容不一、深浅有别，但也可以自鸣得意）。 1980 年，他还与妻子罗斯制作了一个名为“自由之选择”的十集电视节目，在 PBS 上播出。
在其中一集他解释了一支铅笔是如何诞生的。木材、石墨、橡胶、金属等材料均在世界各国独立生产。他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制作铅笔的呢？ “没有哪个政委从某个中央办公室发出命令，”弗里德曼挥舞着一支铅笔说道。 “这就是价格体系的魔力。”他的观众可能不确定“价格体系”到底是什么，但这是个很酷的展示。他们知道什么是政委。没有人喜欢政委。
弗里德曼的书在那个凯恩斯时代能幸存下来的另一个原因是芝加哥经济学系在学术界确立的地位。在弗里德曼任职期间，那里的许多教员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中包括乔治·斯蒂格勒和加里·贝克尔，他们的观点与弗里德曼的观点密切相关。他们一起造就了芝加哥学派，被认为是社会科学微观经济学方法背后的智力力量。“价格”，这个神秘的力量可以用来解释许多行为（贝克尔的一本书叫做“人类行为的经济方法”），其中涉及的法律和经济学让人重新开始想到牛顿美妙的力学运动规律。
说到价格的神秘力量，人们可能已经想到了看见的手。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确实应该是亚当·斯密。弗里德曼有一条亚当·斯密领带；斯蒂格勒穿着亚当·史密斯的 T 恤。学者 Glory M. Liu 写过斯密在美国受到欢迎的历史《亚当·斯密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她解释到，芝加哥人“将斯密重新想象为价格机制的原作者”。 “‘私利’和‘看不见的手’，”意味着“一种将社会视为通过个体经济行为者自然、自动和自我生成的行为来组织的完整思维方式。”
“看不见的手”这个词在《国富论》的数千页书中虽然只出现过一次，但人们在这个词中看到了亚当斯密思想的精髓。史密斯用这个比喻来描述自私的逐利行为可以为社会福利服务。 （伯纳德·曼德维尔 1714 年出版的《蜜蜂寓言》中已经提出了这个想法。）史密斯的书于 1776 年出版，是反对 18 世纪英国流行的经济战略——英国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重商主义制度，也解释了自由贸易和劳动分工如何创造更多的国家财富。
斯蒂格勒称《国富论》是“一座建在自利花岗岩上的宏伟宫殿”。但斯密并不认为市场总是能自我调节的，他也不认为人们总是自私的。他的另一部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的第一句话写道：“无论一个人被认为是多么自私，他的本性中显然有一些原则，这些原则让他对他人的命运感兴趣，并使别人的幸福对他来说是必要的，尽管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快乐之外什么也得不到。” （贝克尔将其称为“影子价格”。有些事情会让人们对自己感觉更好或更差，这些感觉也会反映在他们购买的商品或服务中，即使别人看着并不合理。总之，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来说，价格是总是对的。）
在上面的历史上，有些读者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即罗斯福的新政和凯恩斯主义证明了国家的干预是正确的，而且并没有让人失去存在的意义，也没有造成贫富不均。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理论是否就是错的了呢？
我想，这是因为程度不同造成的幻觉，也可能无法证明，因此双方都会坚持己见。但逐渐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宣扬的理论，也有人称它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其得以盛行起来，并不是因为它赢得了思想战。而是很快战后的繁荣结束了。七十年代初，随着石油禁运和 1973-74 年经济衰退，欧美经济开始走下坡路，道琼斯指数在此期间下跌了 45%。借钱变得异常昂贵。到 1980 年，最优惠利率（银行向最有信誉的客户收取的利率）已经超过 20%（1950 年为 2.25%），通货膨胀率约为 14%。失业率从1969年的3.5%上升到1982年的10.8%。美国经济陷入“滞胀”：高通胀、低增长。
尼克松、福特、卡特——没有一个政府知道如何对这种情况止血。政府支出和高边际税率在 20 世纪 60 年代似乎运作良好，但现在却成为经济复苏的障碍。芝加哥学派的方法于是受到关注。
1980 年，一位真正的新自由主义信徒当上了总统，那就是罗纳德·里根。里根在 1954 年至 1962 年担任通用电气发言人期间，开始皈依这个自由市场神学。 “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他在就职演说中说道。 “政府才是问题所在。”这些是《通往奴役之路》和《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作者们喜欢听到的句子。英国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领导下，对福利国家经济学进行了修正（而且更为严厉，因为撒切尔有更多需要撤销的事情）。
里根就任总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该工会的成员也是联邦雇员举行罢工。他解雇了罢工者，工会也被取消了资格。里根就任总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该工会的成员也是联邦雇员举行罢工。他解雇了罢工者，工会也被取消了资格。他的第一次减税（1981年的经济复苏税法），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从70%削减至50%，最低税率从14%削减至11%，并将最高资本利得税率从28%削减至20%。第二次减税（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从50%削减至38.5%，但在随后的几年中降至28%，并将最高资本利得税率从20%提高至28%。
（美国所得税边际税率）
里根未能取消更多政府机构，并增加了近2万亿美元的国债。不过他的影响巨大，向美国选民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商业自由就是个人自由。 1988年，他向米尔顿·弗里德曼授予总统自由勋章，更彰显了这种支持。
也因此，有讽刺意味的是，放松管制实际上是在里根的后任民主党吉米·卡特的领导下开始的。卡特在爱德华·肯尼迪的支持下放松了对航空业、铁路和货运业的管制。 1992 年克林顿当选后，放松管制更在继续。“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他有这句著名的宣言。 “自力更生和团队合作并不是对立的，都是美德，我们必须两者兼得。”在英国，托尼·布莱尔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布莱尔和克林顿共同推动了国际贸易的新自由主义方针，这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的开端。事实上，当我们听到弗里德曼的铅笔制造例子，还有亚当斯密的反保护主义背景，似乎都在指向全球化。
这个时候，我在美国了。我开始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
1993年，国会批准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1996年通过电信法，开放通信业务。 我第一个工作是在贝尔实验室分出来的贝尔核心，但垄断不再，福利下降，也没有了从前贝尔实验室的名气，很多那里工作的科学家，开始下海，包括去华尔街工作。我在贝尔核心也之工作了几个月，也去了华尔街。我的第一个工作是“著名的”所罗门兄弟公司。但一年后，该公司就被三迪维尔（Sandy Weill）和他的得意门生，现在摩根大通总裁杰米戴蒙带领的旅行者和史密斯巴尼购并，之后又与花旗合并成为现在的花旗银行。
1999 年，国会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一部分，这个法案是大萧条时期的一项法规，禁止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投资银行”）联合。虽然在我看来，废除这个法案主要是为了三迪维尔合并花旗，但也反映了当时的情绪。采取这些政策的信念是，自由市场可以提高生产力和竞争，降低价格，市场比管理者更有效地进行自我调节。
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做法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签署国（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的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它也使美国制造商容易将工厂迁往劳动力更便宜的墨西哥（后来到亚洲），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损失。美国的很多地区的许多特朗普选民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和社区受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全球贸易影响的人或他们的子孙。
《电信法》包括第 230 条条款，使网络运营商免于对其网站上发布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削弱，以及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当时放松银行监管，被指为 2008 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大衰退的罪魁祸首。
这些问题经常被人们用来指控新自由主义。也因此在美国的政治上造成一些模糊不清。特朗普的支持者支持个人自由，但又讨厌全球化，另一方面，大资本家又不支持保护主义。
这让我们不得不在看看美国历史与新自由主义的根源。
美国宪法中没有提到自由企业。但其中提到了财产权，几乎所有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挑战都依赖于财产权的概念。制宪者对这个问题有高度的敏感性。他们不仅使私有财产的概念与政治权利的概念相一致；他们使财产本身成为一项政治权利，甚至，这个权利也是个人财产。詹姆斯·麦迪逊写道：“正如说一个人对其财产享有权利一样，他也可以说在他的权利中拥有财产。”
因此，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就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与《权利法案》的其他条款一样，该条款最初被认为仅适用于联邦政府，但 1868 年批准的第十四修正案也将其适用于各州政府，法院援引该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来保护《权利法案》中未规定的各种基本权利，例如隐私权。
因此，支持商业的游说者将自由企业定义为政治自由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意思是能够自由地处理自己的财产。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里，最高法院利用实质性正当程序来驳回侵犯财产权和法院所谓的“合同自由”的政府行为和计划，包括最低工资法、工人法-安全法规和一些新政计划。所以，在美国人看来，将私有制视为一种政治权利并不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或全国制造商协会所梦想出来的。无论好坏，它原就是美国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也是我在讲到苏格兰（及其启蒙运动）对美国的影响时提到的。亚当斯密早已经对美国有很大影响。哈耶克和芝加哥学派重新强调亚当斯密，也就是重新强调美国精神。
但这种政治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制宪者善于平衡授予权力与对抗权力。 1937 年，当最高法院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压力下对新政态度大转变时，它有了另一个可以使用的法律机制。宪法第一条赋予国会“监管与外国、各州之间以及与印第安部落之间的商业”的权力。这就是“商业条款”，自约翰·马歇尔时代以来，它被广泛地解释为赋予国会监管与州际商业相关的几乎所有事务的权力。通过商业条款，法院开始赋予国会新的权力，为自由主义和监管的计划和政策开辟了道路。 1964 年《民权法案》反歧视条款的宪法权威是商业条款。如果不考虑这种法律背景，你就无法讲述企业与政府战争的故事。正当程序和商业条款是反对者的战斗武器，而且正如通常情况下，最高法院拥有最终决定权。
新自由主义做成了什么？好的方面是：1980 年，世界上大约 43% 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而今天这个数字约为 8%。全球化在短短四十年内使十亿人摆脱了贫困。美国拥有的许多家居用品，比如电池和 T 恤，它们是在亚洲国家（中国和越南）制造的，而且非常便宜。世界新地区，特别是东亚和南亚，现在已成为经济参与者。技术知识不再是第一世界强国的垄断。这是亚当斯密所梦寐以求的。
但是，贫富不均现在无处不在。在公司层面：1980 年，首席执行官的薪酬约为普通员工的四十二倍； 2016年，他们的工资是原来的三百四十七倍。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占美国人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三百万人的总身价超过了占最底层百分之九十的两亿九千一百万人的身家。
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了特朗普现象。正如他自己所说，就是杀了人，支持者也支持他。为什么？因为那些人觉得自己在自由的竞争中失败了，不如闭关自守，恢复从前的自食其力的生活。
新自由主义制度助长了不平等加剧对公民社会构成了威胁。美国在将来是否仍将是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国家，值得怀疑。不管怎样，新自由主义受到了挑战。双方都在向重商主义靠拢。市场语言已经失去了魔力。 “拜登经济学”需要巨额政府支出；与此同时，新的保护主义者、资本家、民族主义者以及文化阶层一直在重写纲领。共和党人痛斥大型科技公司，并与搞“觉醒”的企业发生冲突，他们更热衷于打一场文化战争，而不是支持商业。
我仍然支持新自由主义，但不是因为全球化让我受益，而是因为我坚信它的原则是正确的，问题只是出在人们对事情考虑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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