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

——摘自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一章

第一章    苦难序曲

两本少年时期的美术出版物封面（1954年）

冯：现在，我开始做你的口述了。你可得做好准备，我可不是做你的传记。我知道你这个人很传奇，穷苦出身，十三岁就参军做通讯员；你还是个绘画的神童，十八岁就出版了两本美术教育读物——我还收藏着你这两本书《绘画基本知识》和《小学图画教学参考画集》呢，那是1954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吧。然而你的口述，要从你“陷入苦难”开始。这才是我的工作。我要求从现在起，你要回到你苦难的过去；我知道你的苦难像一座炼狱，知道你这个炼狱里是什么滋味——

韩：哎，不对了。你怎可能知道我这个炼狱的滋味？这可是十八层地狱万劫不复的一层呵。

冯：那我对你的要求有点残忍。可是如果你不重新回去一趟，讲透过去，如实回答我的话，我无法揭开你的内心。

韩：这个我不怕。你总不会比“文革”厉害。你就来吧，跟着我入“炼狱”吧。

 口述访谈中

一、祸从口出

冯：好。我们的谈话单刀直入。你是哪年被抓起来的？在中央美院吗？

韩：不，是在安徽的淮南瓷器厂。可是我的祸根在中央美院。

冯：张贤亮的祸根是他写的一首诗《大风歌》，他写这首诗时十七岁，为此他先后五次入狱，坐了二十二年牢。你呢？为了什么？

韩：言论，爱说牢骚话。

冯：自从1957年反右开始，知识分子的灾难多半因为言论。你在中央美院那时是学生，还是教师？

韩：开始是学生。我1955年从济南考进中央美院，转年成立中央工艺美院时，我被安排到中央工艺美院上学。我的老师是庞薰琹、柴扉、郑可。庞薰琹是我的恩师。

冯：他们都是杰出的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家。你当时只是一个青年学生，会在什么时候发表“问题言论”？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吗？

韩：“反右”在美院翻天覆地，许多教授都被打成“右派”，包括我几位老师庞薰琹、郑可等等都成了“右派”；工艺美院总共才八十一人，十八人被打成“右派”。连设计国徽的高庄也成了“右派”。当时我年纪太轻，又是学生，还轮不上我们。再说我是穷人家出身，十三岁就参军了，自信对国家对革命忠心不贰，脑袋里的“政治”很简单，就是共产主义吧。能说什么反动话特务话吗？可是自从“反右”之后，脑袋里的想法就多了一些，看不惯的事情便发议论。“大跃进”中虚的假的看不惯，把知识分子全弄下去劳动看不惯。我向来拦不住自己的嘴，心里有话就得往外说。比如我说全民大炼钢铁时炼的钢都是废铁渣子，是我编的吗？再比如，我们跑到白洋淀写生时听当地农民说闹饥荒时饿死了很多人，死人用船往外运，这也不是我造出来的，老百姓会瞎编吗？

冯：拿这些话定罪就有点荒唐了。

韩：更荒唐的事多着呢。比方，班里上辩论课。安排我和另一个同学做“反方”，大家做“正方”，辩论的题目是“美国搞原子弹好不好”。反方就是“敌方”，要极力说原子弹好，这样才好激发大家作出更有力的反驳。实际上我们也认为原子弹不好，可是我们不是扮演敌人吗？大家说原子弹怎么怎么不好，我就说：“你再说我们老美不好就扔个原子弹炸你们。”没想到，这些扮演反方的话，最后都成了我美化美帝国主义、仇恨人民的反动言论。

冯：当时就这么定性了？你不会申辩吗？

韩：申辩？和谁申辩？你根本连知道也不知道，这些话就全记在档案里了。我档案里乱七八糟吓人的东西多着呢，不过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

冯：这可有点可怕，这说明暗中一直有一支笔记下你的一言一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韩：倒霉的时候，“四清”。到了“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和清组织的时候，这些掖在档案里的东西，就当做罪状全端出来了。“四清”是“文革”的前奏，已经开始无限上纲了，一上纲，全是罪大恶极！比如说“大炼钢铁”炼的是废铁渣子，那就是反对“三面红旗”。“三面红旗”谁提出来的？毛主席！那就是明目张胆、丧心病狂地反对毛主席。你说问题有多严重？平常的牢骚话在运动里问题就大了。

1959年大学毕业时同学们的合影照

在中央美院做教师的照片

冯：“四清”是1963年，那时你二十七岁，应该已经从中央工艺美院毕业了。

韩：我1959年毕业。毕业后因为我画得好，不少作品已经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在学院是公认的高材生，就被留在装潢系做老师。可是自从1957年“反右”以后，对“问题言论”的告密多起来了。我做老师期间，一直就是被告密的对象。

冯：这因为1957年的“右派”都是“祸从口出”。有一点我不明白，“反右”时你的老师们全都是因为言论问题被打成“右派”，你怎么没有从中吸取到教训？是不是你认为自己出身穷苦，少年参军，“根正苗红”，不可能把你看做“反动派”？

韩：可能有吧。最主要是我脑袋里没政治，对政治也不敏感，脑袋里全是画。当时，中国最棒的画家一多半都挤在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两座学校里，齐白石、徐悲鸿、李苦禅、江丰、吴作人、蒋兆和、张光宇、郑可、庞薰琹、叶浅予、周令钊、黄永玉等等，都是教授，可厉害了，有的还给我们讲过课。那时我画画的劲头十足，想当画家，当个很棒的画家，没把说几句牢骚话当回事。我只听人说我是“只专不红”，我申请入团一直不要我，可是没听人说过我反动。

冯：你对政治不敏感，不见得政治对你不敏感。搞艺术的用艺术的眼光看政治，搞政治的用政治的眼光看艺术家。政治的判断是利与害，艺术的判断是美与丑。但是当你说某些政治是丑的，它就会把你当做有害的。你是什么时候出事的？

韩：刚才我说了，“四清”。

冯：就在中央工艺美院吗？

韩：不，在安徽。

冯：怎么会在安徽？你下去搞“四清”了吗？还是犯了什么错误被贬到安徽去了？

韩：你这个“被贬”的说法沾边，可表面不是。1963年安徽要建立美术学院，派省委宣传部长赖少奇来到工艺美院请求支援，说是派个艺术上得力的人去帮助他们铺摊子，最多三年，建好后就回来。学院领导把我的画拿给他们一看，他们很高兴，马上表示欢迎。学院领导就决定派我去。我还觉得挺光荣呢，哪里知道这是借故把我一脚踢出工艺美院。

冯：因为他们掌握你的“言论问题”，这是变相的一种发配？

韩：对了！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我那时刚结婚，婚后第八天，就带着老婆和三个学生去到安徽合肥的轻工业研究所报到，我一心想着铆足劲儿大干一场，帮他们把美术学院漂漂亮亮立起来，然后尽快返回北京。这时候我在北京干得正起劲呢，许多人都来找我画画。连夏衍、范瑾、冯牧都找我为他们设计封面，田汉的剧作《窦娥冤》也是我画的封面。对了，一次邓拓看到我的装饰画，还配了一首《踏莎行•寨歌》。我真想快去快回，返回到北京文化的氛围里，北京的文化氛围比哪儿都浓。可是一年后安徽这边的美术学院还没有影子，“四清”运动来了，居然把我弄了起来。

冯：为了什么？

韩：首先是在中央工艺美院档案里的事，“四清”一来给一条条全亮出来了，我一听就傻了，平日里的牢骚话全给人记下来了。这都是谁告的密、谁记下来的呢？我感觉后脊梁冒冷气。别看这些话平时找不到头上，临到运动里一上纲，句句够喝半壶的。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我韩美林是背着一大箱自己的黑材料跑到安徽找死来的。好像人家事先在这儿给我挖好一个坑，再把我推过来。

冯：那就别叫冤了，这就是命中注定。

《寨歌》（韩美林画，邓拓题诗）

发表于1961年7月22日《北京晚报》

（待续）

来源：韩美林艺术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