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位贵族小姐”去世：她活过了命运，活过了时代

 

命运无常，但人的弹性不惧无常。

撰文 | 张宇彤

2022年，103岁的杨苡没过生日。

这天，她和平常的每一天一样，躺在卧室的床上，偶尔小啜一口可乐。

按理百岁老人的生日是要大办的，但热闹起来，她觉得吵得慌。在此之前的一年，她曾巧妙地躲过了一个生日——一整天在家埋头看书。每谈及这次“成功”，杨苡都骄傲地说起那句口头禅，“我很得意！”

但这一年的平静，还是在几天后被短暂地打破了，一位学者和作家因生日来访。她躺在床上接待了他们——就在前几天，杨苡刚刚从医院出来，住院后，她的身体需要对付的地方变得更多：难以下地走路，浑身总是出现突如其来的疼痛感，食道开始反流，味觉也有所退化，吃什么都苦。所以，她不爱喝水，只喝可乐。

当他们问她：“（身体）怎么样？”

杨苡答道：“我又战斗了，而且战斗胜利了。”

2023年1月27日晚，杨苡去世，享年103岁，结束了一生波澜而又漫长的战斗。

杨苡可以有很多标签：著名翻译家，曾译《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等长篇小说；西南联大女学生，师从朱自清、沈从文；哥哥是翻译家杨宪益，译过《红楼梦》《离骚》等；丈夫是把《红与黑》译成中文的翻译家赵瑞蕻。

但这些也可以全不要，或许还能这样介绍她：爱吃起士林的天津小女孩，17岁写信给巴金的小读者，卢沟桥事变后发表爱国诗歌的女青年，好莱坞女星瑙玛·希拉的影迷，致力于收藏各种猫头鹰玩偶、喜欢芭比娃娃的老奶奶。

这是杨苡的两面，她活成了一部中国的百年史，既是时代的历史，也是她个人的历史。但历史，终究逃不过被选择，杨苡的出身在百度百科上，至今仍被“敏感地”抹去了。可她却从来不过于避讳，提起往事，聊一两个小时也不会累。杨苡记得幼时很多轶事，自己的妨父之名，最崇拜和敬爱的“哥der”杨宪益，同父异母、喜爱排场的姐姐，甚至家里那个被性侵的小丫头。

杨宪益、杨敏如、杨苡与母亲徐燕若

从大家族的深院、到天津去往昆明的求学之路，再到西南联大的岁月，都经由杨苡口述、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余斌记录，集结成《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于2023年1月出版。

这部杨苡的唯一口述自传里，不仅有她一路走来的点滴，还凝结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中国百年史，讲述着这位百岁老人是如何活过了命运，活过了时代。

很多人会觉得，如此活下去，既珍贵，也同样残忍。但杨苡全然没有百年岁月冲刷过的样子，她依旧执着于细碎而具体的生活：见客，聊天，摆弄玩具，追看当下流行的电视剧。她身上，有着每一个艰苦时代走来的中国人都有的两样东西——坚忍和乐观。

在青春时期写给自己的十四行诗集上，杨苡曾这样题词，“记忆或可使生命缩短，且低首看忧郁的进展。”

当初这句话或许只是少女念及暧昧的春思，才吟出的鸳鸯蝴蝶式的比喻。但人生一过几十载，这比喻却似乎一语成谶，对应了杨苡的人生。她曾是世家出身的大小姐，却历经漂泊、动乱之苦，最终委居于先生的职工宿舍。她曾以为战争会转瞬结束，思念的人也会穿越战火来到她身边，却再也没能与之相见。

余斌曾这样写着，以世俗的眼光看，杨先生一生走的大约是下坡路，唯她自己一点不觉。但高低起伏是历史的常态，其中的人世沧桑和命运变换，好似“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无论这进展如何忧郁，都有记录的意义。因为它们证明着，命运无常，但人的弹性不惧无常。

救人的是生活

最近几年，杨苡看完了《人世间》《情满四合院》等电视剧，时间跨度越长的，她越喜欢，把一切往长远了看，现在过不去的就早晚会过去。

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杨苡去往西南联大，母亲只为她装了够一年用的行李，因为在所有人眼里，战争都是短暂的，一年怎么也打完了，但没想到这一打就是八年。

”在昆明西山。联大还没开学，最轻松的时候。在昆明的亲戚要在西山的一座庙里搞什么活动，那天把整个庙包下了。我们就跟了去玩。是杨纮武拉我去的，说是“去吃他一顿”。虽然不像后来那么艰苦，但生活和在天津自然不能比了，他馋啊。照片上我穿的工装裤是在香港逛街时买的，在天津母亲再不会让我穿这样的，现在想怎样就可以怎样了。这样式是不分男女的，后来和赵瑞蕻谈恋爱，他看了新奇，也穿过。“

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师生们有一个必学的功课——跑警报。原定在十月的开学，因为日本飞机炸昆明，把校园炸得一塌糊涂而推迟。巴金在信里跟杨苡说，这敌机来袭好比“强迫我们游山”，学生们也抱着这样的心态，一面下着山河疮痍我辈必将奋起的决心，一面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天气好的时候，全当游山玩水。

”在蒲草田房间里。住的时间不长，在昆明，这里是我住过的几个地方里条件最好的，房间里还有沙发，比起后来住的几个地方，简直称得上奢侈。“

杨苡迷恋上了昆明的云、树、山、水，还有几座庙宇，时常和同伴出行。惹得住在她楼上的沈从文先生，为她的功课着急，常常一大早就来问她，“昨晚写了什么了？看了什么书？才十八九岁不要那样贪睡，要睡懒的哟！”

杨苡眼里的沈先生永远一副腼腆害羞的样子，说话细声细气，对女生很照顾，也有点爱哭，尽管已经成了名家，依旧很是用功，每天伏案工作至深夜。有时家里来了贵客，就会站在院子里叫她，“请杨小姐下来见冰心女士！”

尽管热爱文学，但杨苡和沈从文不同，她刚刚摆脱大家庭的管束，初次出门，每天想得都是玩耍。余斌形容，“对杨先生来说，翻译家、作家、诗人这些名头都是附加的，关心日常的生活，才是她的基本面。”

正是具体而细微的日常，让她渡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生路上的坎坷。

住了半个世纪的员工宿舍，在她的指挥下，被收拾得生机盎然——黄绿相间的小碎花纹样床单，水红和青绿的靠垫，桌子上摆着各色的书，墙上挂着海报，窗前垂着薄纱。从前，她住过天津租界内的别墅和大宅院，每一间都气派阔绰，即便如此，她也不觉得现在的处境寒怆。

经常，她会一时兴起，走到客厅——这是通往“小花园”的一间小屋，十三四平方米大小。墙上挂满了对她来说意义非凡的照片：先人的、家人的、朋友的、师长的；过去的、现在的。还陈列着一个柜子，摆满了她收藏的猫头鹰玩具、俄罗斯套娃、瓷娃娃。

她随心而动，根据新的主题，对旧物重新排列组合，并兴致勃勃地说：“这是我的一种玩法。”这个习惯直到她难以下床时依旧保持，无法亲自玩，就指挥保姆代玩。有些玩具看上去年代久远，但毫不陈旧，它们和她一起，看着时间在眼前流走，却依然保有自己的那份鲜活，熠熠生辉。

有时候，玩具也会让杨苡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往事，比如她最亲爱的“哥der”杨宪益。幼时她最爱做哥哥的“跟屁虫”，跟着哥哥去逛商场很惬意，哥哥是少爷，看上什么就买什么，一个眼神，佣人们就去付钱拎包。一次正逛着，她看到一个天蓝色缎子衣裙的洋娃娃，赶紧拽拽哥哥的衣袖，哥哥便叫人买了下来，她一路抱着回家。后来哥哥的朋友们让她学着说“dear brother”，她年纪小，始终学不会，只能叫出“哥der”，直到晚年，她依旧在贺卡上如此孩子气的称呼杨宪益。

2004年，杨苡因为骨折住院，此时哥哥杨宪益也因病住院，而姐姐杨敏如前一天查出了糖尿病、冠心病。姐姐在电话里跟她说，“咱们三个人好日子是过了，我不能不悲观！”在鼓楼医院病房最痛苦的时候，女儿代杨苡接通了哥哥的电话，她对哥哥说：“哥，我想你！”然后大哭，可杨宪益在电话那头依旧是潇洒的姿态，对杨苡的女儿说：“怎么你妈妈还不如我哩！”

2009年11月23日，杨宪益去世。杨苡给友人写信时，回忆起在北京探望哥哥时的情景，不禁记起了陈寅恪赠吴宓的诗句，“暮年一见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往事并不如烟

杨苡喜欢在客厅举办“茶话会”。

那不大不小的方寸里，时常聚集着很多人，有她的同学、老友、小友、朋友的朋友、串门的邻居、和好奇凑热闹的人，有时人多得几乎坐不下，他们就站在一边，或席地而坐。

来的都是客，杨苡与人交流，从不看身份高低，童年与她玩耍的佣人丫头，直到最近几年，仍与她有电话往来。

余斌也是客厅的常客，他每次去杨苡家，都感觉不到拜访前辈时常有的心理负担。他感叹自己孟浪，刚和杨苡相识不久时，他和朋友喝了酒，聊到一些旧事，晚上九点多，一身酒气地跑到杨先生家，找她确认细节。而老人不但没有责备他的鲁莽，还精神十足地与他探讨。

聊故人，是这个客厅里发生最多的话题之一。

抬起头能望见墙上挂的相片，那一张张肖像照片里的人，大部分已经去世了，但在杨苡的客厅里，他们都彼此微笑，一起热闹。聊到哪位朋友，杨苡就抬起手，指给大家看，“这就是他/她哎！”那些早已蒙尘的历史，恰如其分地和具体的面庞对应，巴金、沈从文、穆旦、萧乾、吴宓等一位位大师，都在她的嘴里变成了生动可爱的人物。

杨苡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和巴金通信。

那时她刚读完《家》，便认定要做觉慧，17岁写信问巴金，自己要不要“出走”？外面兵荒马乱，自己还过着贵族小姐似的生活，难道不是醉生梦死吗？巴金却在回信中给她的热情泼了冷水，让她不要冲动。

后来杨苡才意识到，这是巴金对年轻人的一种保护——希望他们走最安全的路。这也影响了杨苡一生的道路。

杨苡和巴金的通信长达半个多世纪，她难以跟家人朋友倾诉的心思，都写给了巴金，最长的一封，写出了17页。这些书信结集出版为《雪泥集》。直到晚年，杨苡都保存着对写信的喜爱，她认为发短信、打电话是“说事儿”的，但写信是讲肺腑之言，“好玩，痛快。”

“文革”开始后，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的一张大字报让巴金应声倒下，杨苡也接受了审查，可经历这样的风波，她仍没有为自保而销毁和巴金的信件。

诗人辛笛感叹，“经过十年浩劫，我个人深知保存友人的来信之艰难······静如同样经历许多坎坷，却能冒着种种危险坚持把她和巴金往来书札保存下来，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呵！”

后来那动荡十年，人人自危，封锁家门，尽量不与他人走动联络，她依旧想到去拜访哪位朋友，就大大方方地去拜访。

与她书信交往同样多的，还有巴金的哥哥李尧林，她称他为大李先生。对巴金是敬，对大李先生则是亲近。

通信最密切时，他们一天两封，半年下来，积攒了40多封信。当时，杨苡是学生，大李先生是老师，母亲管得严，他们很少单独散步，大多数时间一起约定去某地汇合，或是买同一场的电影票，坐在影院的不同角落，一起看电影。有时知道大李先生下午会经过，她就把朝外的窗子打开，大声用留音机放音乐，他朝楼上望过来，她远远地看他两眼。

大多数情况下，杨苡聊起过去都是坦然的，即使偶尔有动情之处，短暂地出现表情的异样，也会在瞬间调整，重新变回往常的状态。哭泣则更少了，只有在后期，需要走进卧室与她交谈时，余斌才无意中撞见过杨苡脸上似有似无、又一闪而过的落寞。

这些情绪有时和特定的人有关，比如大李先生。

1983年7月7日，杨苡踏上远赴昆明读书的路程，离开当天上午，她与大李先生相约见面。在英租界的马路上，两个人散了很久的步，大李先生拿出送给她的礼物，一盒汕头产的手工绣花手绢，这昂贵的礼物，对他来说是不小的负担。随后他又从兜里托起一捧雪花般的碎纸片，都是她写给他的信。他说，他主张信是不必保存的。她一向敬他为兄长、老师，自然点头称是，没有深究他是否是下定了什么决心。最后他们挥手告别，全然没有离别愁绪，甚至一团欢喜，因为她和他约定好，他不久也会抵达昆明。而这一分离，便成了永别。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失信，都让她伤心不已。在怀念大李先生的文章《梦李林》中，杨苡写道：“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

1945年，大李先生住院，7天后逝世。他去世多年后，杨苡才明白了他内心的苦涩，每个月他都要把薪水寄给老家，养活一家人，北方的冬天步入酷寒，他依旧一身单衣，没有钱添置棉袍。在书里，杨苡这样形容他的那段日子，“他当然希望过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只是为了家人，他选择了牺牲自己。”

活着的胜利

年纪渐长后，杨苡喜欢开自己和死亡的玩笑。保姆小陈有一次说漏嘴，告诉她有人夸自己勤快，也想要雇到家去，她听到后笑着说，“都等着我先死呢！”听力下降以后，她经常要么听不清，要么听错，保姆叫她得不停重复。她就开玩笑说，好像自己变成了一台机器，需要反复按一按，试试是否失灵。

有时，她也频繁地提及后事，只不过语气没有丝毫不详的意味，不悲、不伤，还笑嘻嘻的。有后辈在她面前避讳，她还要诧异，“怎么比我年轻的倒忌讳说这个呢？这有什么不能说的？真奇怪！”

巴金曾说：“长寿是一种惩罚。”但杨苡却觉得：“活着就是胜利。”

她的观念最早源自小学，当时她在美国基督教教会——美以美会创办的中西女校读书，课堂上学了赞美诗。她不信基督，却从中明白一个道理，死亡是“应许之地”，谁都要去，所以她说，“再难也没有什么好怕的，最后都是去那儿嘛。”

这坚定的态度，似乎在她99岁时有所松动。

进入百岁的年底，杨苡的胆结石突然发作，进了医院。年纪大，任何动刀都宛如高空走钢丝，全家人对是否要做手术，纠结万分。她一反常态地问医生，自己还能不能再活一年？

但没有得到具体回复。

手术当天，她换好手术服，正等着被推上手术台，医生突然宣布，手术不做了。后来思索，可能是这“一年之问”让医生变了主意。但于她来说，这没有做的手术成了她又逃过一劫的象征，和人讲起来，自然又免不了欣喜和得意。

事后有人问起她那关于“一年”的担忧，她揭晓了谜底——这一年时常有人说她是百岁老人，动不动就来观仰，沾喜气，搞得她像个大熊猫，心里有了包袱：如果自己没活过一百，岂不是对他们失信了？

关于活下去的战斗，是没有具体敌人的，杨苡常说人要“wait and hope”，这“hope”从不特指，只是一种代称，或者说，一种信仰。

完成一次口述史的记录，躲过保姆百般催逼的进食，亦或是看完一本书、一张报纸、一部电影，都能让她收获小小的满足感。因为只要活下去，总有好玩的可以玩。过百岁生日时，杨苡兴奋地和同岁的同学互通电话，一不小心又追忆起当学生的无忧岁月，同学有点遗憾地说：“当年在中西真是好啊，就是我们玩得太多了。”她赶忙说：“我还没玩够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