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我的特务舅舅

楼遂，1949年10月出生。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毕业后赴东北农村插队，后招工入厂十余年。回京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副编审职称）至退休，北京师范大学夜大学本科学历。著名翻译家，作家、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副社长楼适夷先生的女儿。

原题

我的特务舅舅










作者：楼遂




事发突然

1981年初春，大地欣欣然醒来，万物复苏，一切充满了希望。

那天，妈妈下班回家拆开一封等待了她一整天的信。看着看着脸色陡然一沉，对爸爸说得去上海一趟，说罢便迈出了家门。人在消失前又回头说，有话我回来再说。

天色彻底黑透前，妈妈回来了。她买了一张第二天去往上海的火车票。那一晚，妈妈和爸爸谈到深夜。

大约十天后妈妈回来了。她身心疲惫，情绪低落。稍事休息，简单地向我们兄妹说舅舅死了，是跳黄浦江自杀的。

舅舅？哦，那个做特务的舅舅死了。恍惚中，我脑海中呈现出一幅画面：夜深人静、疾风骤雨中一个瘦瘦高高的男人穿着灰色风衣，衣领竖起遮住面颊，两手插在衣袋中，雨点狠狠打在他的身上，眼镜上的雨水早已模糊了视线。他在黄浦江边徘徊，徘徊……一个转身跃进了滚滚江涛中。这个情景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多年挥之不去。说实话，当时舅舅的噩耗在我心里留下的反响，就像一块石头被丢进深潭，几圈涟漪散去没有留下痕迹。

以后的两年，上海舅妈多次到北京。她去国家统战部、去公安部、去安全部，直到一天郑重地对我们宣布，舅舅的事中央有结论了，给了平反证书，证实舅舅在解放初期为保卫中共高层领导，保卫上海工业建设立过多次大功。那一刹那，影子般的舅舅突然像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消失在遥远的天边了。他不再是耻辱，不再是压在背上的山。

多年后，我渐渐把妈妈、舅妈，甚至妈妈闺蜜口中的只言片语，拼凑成了一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舅舅。




大学时代的舅舅




儿时兄妹

舅舅出生在崇明一个有着大片庄园的黄姓地主家。




母亲崇明老家旧址，抗战时期新四军一个团曾住在母亲家庄园里，日本人清乡时把庄园烧成白地，这个区域现为“竖河镇大烧杀纪念馆”

舅舅两岁时，外婆临盆，她一直希望再生个男孩，好拴住美国留学回来的丈夫。老祖母更是盼望再有一个孙子。谁承想外婆二胎生下来的是个女婴即我母亲。失望之极的外婆产后第一句话就是命家中丫头把女婴扔到江边滩涂，那决绝的态度是把夫妻不和的责任都推到这个女婴身上了。接生婆傍晚回家路过江边，听到小婴儿嘤嘤的啼哭声，看到江水涨潮已经没上了婴儿的襁褓，孩子的头卡在粗壮的芦苇中间，远处野狗虎视眈眈。接生婆于心不忍，捡起孩子送回了黄家。

外公的态度仍是坚决要与外婆离婚，理由是外婆小脚，又没读过书，带不上台面。没过多久，老祖母对外婆说：“你男人来信不要你了，要与你离婚。我们黄家是不准离婚的，你嫁到黄家就是黄家人。以后你吃菜自己种，吃粮、花钱可以到账房领。囝囝福燕归上屋抚养，小囡福炜由你自己养。”从此外婆种菜、织布、绣花、为人接生看病，靠自己的一双手生活。舅舅和妈妈过起了不同的生活。

说到外婆娘家的情景，原来与外公家可谓门当户对。家里除了土地外，还有两支船队。一支由外婆的爸爸掌管，经由连云港、天津、大连，一路向北，经营土特产。一支船队由外婆的伯伯掌管，向南直到南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向南的船队几次遭遇风暴最终沉没。向北的船队由于受到战乱的侵扰再也无力出航。以致家道中落。

由于外婆的叔叔没有孩子，外婆出生不久便过继给了叔叔。外婆的叔叔在镇上开药店，自己任坐堂郎中。外婆从小聪慧，虽没上过学，但会识字识药，看个小毛小病。闺字待嫁时，尊父母之命嫁给了外公。外公娶回新娘不久便赴美国留学去了。几年当中回家时间屈指可数。

妈妈长到可以与舅舅同桌吃饭的时候，舅舅碗里是红枣大米粥，妈妈只能吃玉米面糊糊。小小年纪的妈妈不懂这是为什么，眼睛紧紧盯着阿哥的饭碗。舅舅知道妹妹如果吃了大米粥，妈妈的筷子就会落到妹妹头上。每当这时，他会趁外婆不注意，突然舀一大勺白米粥送到妹妹的嘴里。舅舅进私塾读书了，妈妈不能去。白天跟着外婆到地里，外婆干活，她在地头玩耍；晚上舅舅放学回家，妈妈便吵着跟阿哥识字背书，舅舅又成了妈妈的小先生。

1928年，江苏大旱，崇明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外婆家的长工交头接耳，悄悄传着某某地方农民开仓抢粮了，某某地方的富人被洗劫一空。吃大户一时风起。

一日，附近农民成群结伙打着五颜六色的小旗，围在外婆家庄园外的界河桥边。他们喊着“我们要吃饭”“打到土豪劣绅”的口号，伺机夺门而入。可当农人们看到庄园大门紧闭，围墙上端枪巡视的妈妈的大伯，知道无法闯进庄园，便渐渐散去。

正在外院长工屋玩耍的妈妈从窗户里看到这一幕，觉得有趣，等人们走后悄悄开门捡回一面散落在地上的小旗，举着在院子里学样高喊“打到土豪劣绅”。

外婆听到冲出屋子一把抓住妈妈提回房间，打得皮开肉绽。妈妈的嚎叫声引来了上屋的老祖母，她看了说：“教训一下行了，看把小囡打成这样。”说完回上房去了。外婆听到赦令，停下手中的板子，搂着妈妈痛哭起来。一旁的舅舅早已吓得缩身躲在墙角，这时也跟着哇哇大哭 。

妯娌们看到外婆的处境总是欺负外婆。她们会把舅舅和妈妈叫到自己的跨院，拿着糖果问：“你们妈妈今天又哭了吗？”“她今天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然后拿了孩子的话嘲笑外婆。每每这时，妈妈只是狠狠看着，绝不会告诉婶婶们，舅舅却会说：“妈妈今天哭了。”

一日，外婆要舅舅给在上海的父亲写信报平安。舅舅刚拿出纸墨摆好，妈妈就吵着也要写。舅舅笑着推过纸墨给妹妹，看到外婆首肯，妈妈便像模像样的写起来：“父亲大人敬秉者……”

家信寄到上海外公手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官僚们正闲极无聊的消磨时光。知道信是外公没有上过学的女儿所写，便七嘴八舌地调侃外公，什么“你一个堂堂的美国经济学硕士居然不让女儿读书”，什么“这么聪明的孩子还留在乡下，亏你还是做父亲的”。外公直到这时才意识到，自己还有两个孩子，还有教育子女的义务。

没过多久，舅舅和妈妈便离开了外婆，被接到繁华而陌生的上海大都市开始了求学的日子。

分道扬镳

一到上海，舅舅和妈妈一同插班进了志毅小学，舅舅五年级，妈妈三年级。一年后转入上海敬业中学附属小学校。当时敬业中学的学生正闹学潮，上街游行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日侵略的不抵抗政策。还在小学的舅舅和妈妈也加入中学生的队伍，在路边劝捐，支援马占山的抗日游击队和“航空救国”。那时候，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青年学子不顾警察镇压，罢课走上街头，撒传单，集会演说，演活报剧。外公为了不准舅舅和妈妈参加学生运动，把他们带到市党部办公室亲自看着。舅舅和妈妈在那里亲耳听到国民党大佬们命令将被捕的学生领袖装进麻袋扔进黄浦江，感到无比震惊，深恶痛绝。舅舅怕了。一天他对妈妈说，明明知道警察会对学生下毒手，为什么共产党的领导还要学生上街做危险的事情，而他们自己却躲在后面。妈妈吃惊地看看舅舅，表示：“你怕就不要去，我不怕。”从此以后，舅舅与妈妈渐渐分道扬镳。舅舅一心读书，在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夫子”。




在复旦大学任教时的舅舅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正在读复旦大学法律系二年级的妈妈投笔从戎，毅然决然参加了新四军。为了新四军的扩军，妈妈多次往返上海，动员她的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工人夜校的学员参军。每次她遭到日伪军警追捕时都躲到复旦大学，得到舅舅保护。




1939年妈妈与复旦大学同学上街演出抗日活报剧《汉奸的子孙》，中间戴礼帽的是妈妈，此时的舅舅害怕得逃进了书斋




日本战败投降后，国共摩擦不断，双方都寄希望于一战，以定乾坤。那时时局动荡，一心教书的舅舅为躲避国民党警特骚扰，与其他教师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随着解放战争形势日趋明朗，舅舅担心上海落入共产党手中，而自己是国民党员身份，如何是好？他到处打听妈妈的下落，希望向共产党员妹妹讨个办法得到救赎。可此时此刻，妈妈正奉命辗转台湾、香港，他哪能找得到。万般无奈，舅舅于1948年底赶赴台湾找他的父亲去了。

双面间谍

在台湾，舅舅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台北糖业总公司董事长的父亲，可谓有可靠的政治背景。在大陆，舅舅有个资深共产党干部兼文化名人的妹夫—楼适夷，可谓是有利的保护色。舅舅一到台湾，就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盯上。没过多久就被秘密绑架，进而“招募”为间谍。经过短期培训迅速被派遣潜回大陆。

舅舅从小善良、胆小、懦弱，远离政治埋头搞学问才是他的初衷。突然要他当间谍，无异于要了他的命。他被迫领了小型电台、密码本及其他间谍工具，绕道日本，再到香港。在邮轮上，他趁着茫茫夜幕将间谍工具统统扔进了浩瀚无垠的大洋，以为可以从此脱离特务组织。1950年他跨过香港--广东边界，迈进了新中国的国门。

一到上海，舅舅便被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惊到了，不知该怎么办。从前在复旦大学的同仁、小时的同窗好友，以及过去的女友来看望他时，都会说到：“你是从香港回来的，一定要到公安局报备一下，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舅舅听劝，几天后就到上海市公安局进行了登记。

时隔不久，我的父亲出差上海。三十年代就与之共同从事革命斗争的上海公安局局长杨帆找到父亲，通报了舅舅的情况。他直言相告，已经查明舅舅是作为特务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派回到大陆的。现在公安局的想法是，希望父亲说服舅舅充当双面间谍，到上海公安局工作。父亲受托对舅舅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舅舅分清什么是与人民为敌，什么是为人民服务。就这样舅舅成了一名名符其实的特务。

解放初期，败退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怀揣反攻大陆的梦想，不断派飞机偷越海峡轰炸上海工业重地，派遣特务暗杀中共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其他高层领导，启动潜伏在大陆的敌特人员进行破坏活动。而这些行动台湾当局往往会通过舅舅的电台下达指令。舅舅收到密电，第一时间直接向公安局领导汇报，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护了中共领导同志，剿灭了敌特行动。上海公安局逆用电台，向台湾提供“于我无害、于敌无用”的假情报，屡屡骗过对手。

不知不觉中，舅舅有了成就感，像变了一个人。生活有了新的目标，竟然多次勇敢领命，返回台湾“述职”。面对狡诈多疑的特务头子，舅舅也能应对自如，没有引起怀疑。

舅舅出差去了哪里，要多久回家？这一切的一切，舅妈都不知道。她常常疑惑：别人出差甚是平常，为什么舅舅出差，公安局领导会来家里走访，嘘寒问暖，询问需求。殊不知，舅舅每次去台湾都是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必死决心，即便是公安局领导也是替他捏着一把汗的。

时光荏苒，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社会主义革命一波深入一波。到了1955年，国内阶级斗争再次达到白热化程度，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长杨帆先后被揪出，关押。先是定为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后独立定性为潘杨反革命集团头目，进而揭发出上海公安局“以特反特，为我所用”是一贯的招降纳叛，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路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那可怜而倒霉的舅舅，作为被招降的货真价实的国民党特务，理所当然地被关进了监狱。

从后来逐渐明了的历史，我们知道中央对潘杨的斗争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它所牵涉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内高层绝密，是说不得道不明的。潘杨集团无法定论，潘、杨无法公开审判，舅舅自然也就无法判刑。

上海一轻局的领导多次找到在一轻局任教师的舅妈，要求她与监狱里的反革命舅舅离婚。舅舅拿到离婚书时哪敢申辩，想到心爱的妻子一定会因自己受到影响，立马签字画押表示同意。政治、家庭双重打击，使舅舅的胃病恶化，口吐鲜血，生命垂危。可案子重大又无法结论，舅舅不能死去。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舅舅在监狱里得到治疗，也并没有特别挨饿，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做新娘时的舅妈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一晃时间来到“文革”时期。监外的舅妈成了历史和现行双料反革命家属。上海革命造反派已成气候，两派革命先锋轮流武力批斗舅妈，要她交代舅舅的罪行。舅妈头部受到严重外伤，罹患了帕金森综合征。她带着领养的小儿子艰难的活着。

悲惨结局

70年代末，潘杨反革命集团一案有所松动。舅舅虽然没有接受过审判，却终于被宣布刑满释放，发配山西阳泉煤矿就业。临近六十的年纪，一米八九的个子，戴着一千多度的近视眼镜，从没干过体力劳动的舅舅，从业没多久，就吃不消了。他写信给妈妈，诉说着自己的处境和苦恼。妈妈同爸爸商定让舅舅来北京同住。无奈北京公安六条不准许舅舅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居住在北京。舅舅只好去了上海，他幻想着舅妈能收留他。然而毕竟离婚近二十年，舅妈生活得怎样？还是一个人吗？对自己的归来会是什么态度呢？舅舅惶恐不安。为了看到舅妈，他栖身于南京东路天津路口的一家浴室，白天长久站在窗前眺望马路对面舅妈家的窗户。多年后舅妈告诉我，那些日子她会无缘无故的心中发毛，总感到被人窥视，但她绝没想到窥探她的人会是舅舅。

又是一封信，那封文章开头提到的舅舅给妈妈的信。妈妈看过信深感不安，舅舅的情绪低沉，似在与妈妈告别。妈妈赶到上海，茫茫人海到哪去找呢？由于爸爸的缘故，上海公安局的领导组织人力水上陆上寻找了多天。终于在一艘渡轮上发现了一个蓝色布袋，内有一个簇新的笔记本。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上写着妈妈的名字，本子中间夹了一小块破损的织锦缎。是了，这是舅舅的遗物，水上警察认定舅舅已投江自尽。妈妈把笔记本中的织锦缎残片拿给舅妈看。舅妈确认当年与舅舅结婚时，自己送给舅舅的日记本的封面正是与之花色一模一样的织锦缎。妈妈呜咽，舅妈呜咽。

1982年8月潘汉年彻底平反。

1983年8月杨帆彻底平反。

滚滚长江东逝水，淘尽多少英雄，带走多少泥沙。然，川流不息，逝者如斯，又该怎样辨清英雄与罪人呢？




2024年8月20日

于飞机上

2024年9月5日

修改于北京天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