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周为民

（中央党校原马克思主义理论部主任）

来源 | 思想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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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有些本来曾经讨论过、争论过、并且已经做了澄清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重新又出现了争论，又似乎模糊了。

我们现在讨论的大数据条件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议题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需要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澄清，以免对一些陈旧错误的思想观念重新产生影响。

 

大数据弥补不了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

 

经过上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的那场著名争论（注：米塞斯和兰格的争论），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已经得到了强有力的理论说明。

 

虽然计算机的出现曾鼓舞了计划经济的思想，但是理论和实践都一再证明以为靠计算机技术就能让计划经济优于市场经济的想法终究仍然是幻想。

 

现在，大数据的出现，又重新引起了这样的幻想。

 

而今天关于大数据技术能够让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的观念实际上都是早已被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所否定的陈旧观念。

 

应当看到，大数据本身就是市场的产物，它是在市场环境中由市场的作用而带来的技术创新，它不可能成为计划经济的根据，因为它不能弥补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

 

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一直到现在，有不少人还是有一个疑问好像解不开，他们认为，计划经济为什么要否定？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做事情、搞经济要有计划怎么就不对呢？为什么要否定计划经济？过去的毛病是因为没把计划经济搞好，所以改进的方向应当是完善计划经济，怎么能否定计划经济？不少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

 

实际上我们要了解，计划经济的实质不在于有计划，不在于讲计划，而在于它是一种管制经济，命令经济，是一种类似战争体制、战时管制体制的那种一种组织方式。

 

和市场经济以人们的自主活动为基础根本不同，计划经济的实质是对个人、对个人之间的组织也就是企业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否定。这是计划经济的要害，也是它的根本缺陷。

 

由于这个缺陷，所以产生了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种种弊端。

 

大数据技术不能改变计划经济否定人的自主性和人的自主活动这个性质，所以它不可能帮助计划经济克服它固有的那些弊端。

 

第一，大数据技术仍然不能帮助国家计划当局获得充分的、无限的信息，特别是知识。

 

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不能集中收集、集中控制、集中使用在分散的市场决策中为个人所独有的那些信息和知识。

 

尤其是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的个人所独有的那种直觉、灵感、想象力、决断力和冒险精神，是不可能由计划当局靠大数据技术就能集中起来使用的。

 

这些为不同的个人所独有的知识只有在市场的分散决策中才能产生，才能发挥作用。

 

实际上，计划经济本身就注定是排斥“大数据”的，因为这种集中控制方式必须以简单、统一、平均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为基础，而大数据却是日趋复杂、多样、差异化的市场活动的结果和表现。

 

第二，大数据同样不能帮助计划经济解决内在动力机制问题，也就是说它不能帮助计划经济形成对个人和企业的符合经济效率目标的有效激励。

 

这是因为，计划经济的实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否定个人和企业的独立利益主体、决策主体的地位为前提，所以，缺乏由自主利益动机而形成的内在动力机制和有效激励，是计划经济搞不好经济的基本原因之一，而这个弊端是无法靠大数据技术来克服的。

 

第三，计划经济由于它的性质，由于它否定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性，所以即便有了大数据，它仍然一定会压抑企业家的作用，而且甚至可能因为有了大数据而更加压抑企业家的作用。因此它一定会抑制创新活动。

 

例如乔布斯，他大概是从来不去调查搜集什么需求信息的，为什么？他的理由是他要创造的产品世界上根本没有。

 

他特别喜欢引用福特的一句话，福特说，如果去调查，你无论找多少人问他需要什么，他肯定不会说需要汽车，都会说需要一辆更好的马车。

 

所以像这样的创新不是靠现有的数据搜集能去实现的，要靠企业家的创新作用。而计划经济的性质决定了它做不到这一点。

 

计划经济固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但是，第一，它能办的大事一定只是在已有的产品及其技术、设备上的模仿式赶超，而不可能是熊彼特所谓“创造性毁灭”意义上的创新；

 

第二，它的集中力量一定意味着不计成本，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因而它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可能是经济行为，而总是“重大的政治任务”，所以在凡是以经济效率为目标、存在市场竞争的那些领域，这种方式都是缺乏效率，缺乏市场竞争力的，都是不适用的。

 

而这两个问题也同样无法靠大数据来解决。

 

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已越来越需要以创新驱动，同时，长期、整体的经济发展已处在全球化的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所以，计划经济方式更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了。

 

第四，大数据技术不能使计划经济保证它的集中决策总能按照符合社会利益的方向来配置资源。

 

这是因为，计划经济的集中决策可能有特殊的偏好，有特殊的目标，而这样的偏好、目标可能不是符合社会利益和经济效率标准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数据有助于满足这些偏好，实现这些目标，那么它越是有用，就越会使集中决策背离正确方向。

 

我们讨论过产业政策，特别提到过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什么问题？是大量资源被错误配置的问题。

 

而大量的资源错配，原因主要还不在于缺乏数据及其处理能力，而在于过多掌握资源控制权和集中决策权的政府部门和官员的特殊偏好、特殊目标，这些偏好和目标往往不取决于经济效率目标，而取决于掌握权力的部门和官员的特殊利益及其它诸多因素。

 

第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需要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直接控制的体制来和它配合。

 

这是由它的逻辑决定的。实际上，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仅是经济体制，而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在内的一种集中控制体制。

 

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为什么没有其他方面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能真正成功，其成果也不能保持的原因。

 

所以，如果因为有了大数据，就以为可以重新搞起计划经济的话，那么，不光是经济体制，而且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体制就都不能按照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不能朝自由、民主、法治的方向发展。

 

所以概括起来说，大数据不管“大”到什么程度，它也不能弥补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因此它不可能成为计划经济的有效工具。

 

这个道理、这个逻辑很清楚，如果大数据能够克服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也就是能让计划经济来承认、肯定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性、自主活动、独立的利益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的话，计划经济本身就没有必要存在，它也就不会存在了。

 

这是我谈的第一点看法，就是大数据弥补不了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因而它不能克服计划经济的固有弊端。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难以理解市场经济

 

这是我要谈的第二点看法。也有不少人提出一个疑问：“中国搞计划经济总共就搞了二十来年，现在改这个体制已经改了四十年了怎么还没改过来，怎么这么难改？”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很是费解。

 

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场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是1949年以来的深刻变革，也不仅是1840年以来的深刻变革，从中国大历史的视野来看，这是自公元前221年以来，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

 

为什么？因为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以后，虽一再改朝换代，但有一个做法基本上是一直延续的，可以说是历朝历代都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那就是所谓重本抑末，也叫重农抑商。

 

小农经济，这是本，国家须以此为重，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孤立、分散、单一平均的小农经济是传统皇权专制统治的最适宜的基础；为什么呢？主要就是民间工商业，民间的市场活动，这是要抑制的。

 

其所以如此，固然是为了国家财政目的而与民争利，但最重要的目的仍在于皇朝安全，这是传统皇朝国家的最高目标，甚至是唯一的目标，所以，民间工商业的独立活动、财富在民间的积累，一概被认为是危险的，甚至（如希克斯所说），仅仅是人们在市场上的聚集，都会被视为一种威胁。

 

在这个传统中，国家总是力图去限制、排斥民间的市场活动。

 

凡是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都要由国家来控制。例如盐、铁。盐是重要的生活资料，铁是重要的生产资料，那都是要由国家来垄断的。

 

尽管官办作坊提供的产品质量低劣，像镰刀，“割草不痛”，但即便如此，也要坚持国家垄断。

 

同时，凡是利润丰厚的那些产品，像茶、酒之类，也一律实行禁榷，直接控制在国家手里。

 

更有甚者，是像告缗那样的极端行为，彻底剥夺民间的财富积累，全面摧毁“中等收入阶层”。

 

这一整套的制度，包括国营、禁榷以至均输、平准等等，目的是什么？都是压制民间工商业，排斥市场活动。

 

一直到中国近代以来第一轮大规模的工业化现代化运动，也就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并持续三十来年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用的还是这种国家垄断的做法。

 

官府要办纺织厂，就不准民间再办，明令民间不得另树一帜。即使官办企业的低效率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以至不得不向民间有限开放以后，也还是想方设法地维持国家控制，所谓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之类。

 

到国民党政府搞“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仍然沿袭传统的国家垄断方式。

 

首先统制全国金融。要从统制全国金融走向统制全国生产。后来还提出计划教育、计划经济、以计划教育配合计划经济之类的主张。

 

再后来，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围绕苏联援建的156个大项目，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同时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为什么同样是一种外国模式的苏联模式很容易就能直接照搬呢？就因为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模式跟我们的传统是完全契合的。

 

这样来看，今天在改革过程中要改掉计划经济体制，改的不只是过去搞了二十年的那一套体制，要改的是两千年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传统方式。

 

所以这个变革是空前深刻的，也是很艰难的。

 

在这个传统中，由于缺乏市场经济的历史和文化，所以我们中国人往往很难理解市场经济的逻辑，人们对市场的作用天然地充满疑虑，充满不信任，总觉得把事情交给市场就会乱。

 

相反，人们习惯了过多地迷信权力的力量，崇拜权力的力量，以至把凡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必须由国家垄断，各种利源必须由政府控制当成了不需要任何证明的公理，以至无论官民，全社会普遍地缺乏权利观念，而充斥着浓重的权势意识。

 

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个人的自主性，是个人和企业作为独立利益主体的自主活动。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民众的自主经济。所以对市场充满疑虑、充满不信任，实质是对人民的自主活动充满疑虑、充满不信任。

 

由于这个原因，历史上，只有在国家垄断控制方式造成严重的经济、财政困难以至危机的时候，才会迫不得已地放松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市场，“允许”民间经济活动。

 

这样，靠市场的力量，通常都能渡过难关，而且会出现一段繁荣。但只要日子一好过，往往就想回过头去重新强化国家的垄断控制。

 

这时，一些旧意识旧观念也会重新泛起。

 

也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中国改革明确了建立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认真对待这个目标，需要我们深刻理解市场的逻辑，否则一些陈旧观念就很容易在新的条件下反复出现并产生影响。

 

像以为有了大数据就能重搞计划经济，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里还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大数据计划经济”观念实际上是简单、机械地套用工程技术思维来对待经济社会问题的表现，是以对待物的方式来对待人及其行为而产生的幻想，因而既难以理解市场经济的逻辑，也认识不到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究竟何在。

 

 

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不可动摇

 

现在，改革仍处于紧要的半途，市场经济体制仍远未完善。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大目标、大战略一定要坚持，不能动摇，不能变。大目标、大战略在什么情况下往往容易变呢？两种情况。

 

一个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往容易以为现在我们有底气了，有条件，有实力来变一变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遇到不少困难、矛盾、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容易变，觉得这个时候有必要变了，这么多问题你还不变？

 

而在目前这个改革的半途上，这两种情况恰恰同时存在。

 

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又面临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于是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就是现在既有必要变（因为问题很多），又有条件变（因为实力今非昔比）。

 

这个时候一定要真正保持清醒坚定，不能动摇。

 

实际上，要达成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改革仍然任重道远，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需要着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遵循正确的方向，根据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正确定位有效推进；民间经济的发展需要获得更完备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条件。

 

政府的宏观管理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进行改革和完善，特别是一定要避免多年来反复出现的那种现象，就是在宏观调控中，一旦扩张，就主要扩张国有部门，一旦紧缩，又首先打击民间经济，这是宏观调控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一定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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